现代人垂足坐椅、随意倚靠已是常态，但在古代高型坐具普及以前，古人长期席地跪坐。
古籍记载，晋平公身为君主，与大臣议政时即使坐得腿痛抽筋也不敢松懈，足见古礼的严苛和古代坐姿的疲累。
曲凭几便是专为缓解久坐疲劳的小型家具，通常置于席、榻之上，供人凭依借力，减轻腰部疲劳和膝腿负担。
在我馆“古代家具发展简史”展区，展出一件曲凭几复刻品，它由一个扁圆的环弧形几面和三条细长腿足组成，简洁的造型设计将贴合人体、稳固倚靠两大功能融于一身，给古人提供了一份人性化舒适。
这样的曲凭几，实物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东吴墓葬中，墓主是赫赫有名的东吴名将朱然。该件曲凭几以木胎制作，髹黑漆。馆内复刻品便是还原其出土时的样貌。
东吴三足黑漆曲凭几，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几面弧长69.5厘米，高26厘米，宽12.9厘米
曲凭几在魏晋南北朝广泛流行，墓葬出土所见有木质、陶瓷等多种材质，几身普遍扁圆呈弧形，足端多雕刻兽足。研究人士推测，朱然墓曲凭几的原足端大概率也雕兽爪，只是因各种原因，现已受损不见。
东魏酱釉龙首三足凭几，山东高唐县东魏房悦墓出土
隋代白釉曲凭几，高6厘米，河南博物院藏
在南京象山的东晋琅琊王氏家族墓葬群中，考古人员亦发现一件带兽足的陶质曲凭几安放于陶榻之上。同墓还有成套陶车、陶俑一同面世。牛车车厢内，放置了一件开口朝向车门的曲凭几，令人得以想象东晋贵族倚几出行的悠然风雅。
陶三足凭几和榻，南京象山东晋七号墓出土
陶车和三足凭几，南京象山东晋七号墓出土
整体装饰繁复精致的曲凭几可见于故宫博物院，其几身不仅髹涂金漆，还嵌象牙雕苍龙教子图，几面两端外翻如象鼻卷转。
清代金三足凭几，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曲凭几的形制与风格，和《玄烨吉服读书像》中所绘凭几十分相近，由此可以直观了解到这类宫廷曲凭几的使用方式。
画中，康熙帝盘腿端坐，身姿舒展端正，凭几置于身前，半展的书卷置于几面，尽显帝王庄重威仪、勤勉崇文的形象。
《玄烨吉服读书像》，故宫博物院藏
历代书画不仅清晰记录了曲凭几的使用者——帝王、文人、僧人皆在列。同时，曲凭几两大使用方式也被流传下来。
一是前置倚靠，几身可承托手臂，维持端庄坐姿，适用于朝堂、仪式、讲经、造像等正式场合与宗教场景。
北宋画家张激所绘《白莲社图卷》中，讲经高僧身前陈设曲凭几
四川大足舒成岩四号龛南宋三清像中间的玉清元始天尊，手扶曲凭几端坐于高台
二是侧靠、后倚，可单手枕几，松弛随意，多见于文人士大夫等休闲、清谈，以及传经授道等场景。
在宋人李公麟《维摩演教图卷》中，维摩诘凭几讲经，清寂超然；明代仇英所绘《倪瓒像卷》，倪身着道服，倚几安坐；清代禹之鼎的《王原祁艺菊图卷》，王倚几品菊，悠然自适。画中人物超然自适的状态，赋予曲凭几有别于严肃礼制的另一番气度。
和多数古家具形制迭代一样，曲凭几是随古人起居方式演变而来的“升级版”凭依家具，早期凭几绝无弯曲之势。和多数古家具形制迭代一样，曲凭几是随古人起居方式演变而来的“升级版”凭依家具，早期凭几绝无弯曲之势，大多是一根橫木加两足的"门"形，几面平直或微向下凹。
战国黑漆朱绘凭几，长57厘米，高40.5厘米，宽10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汉代以后，胡床（马扎）、筌蹄等高坐器具随胡俗、佛教传入中原。至魏晋南北朝，贵族和士大夫在出游、清谈等休闲场景中开始使用盘腿、垂足坐姿，贴合人体倚靠需求的曲凭几随之兴盛，与传统两足样式并行使用。但在朝堂、祭祀等正式礼仪场合，跪坐依旧是标准坐姿。
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中，陈宣帝坐于小辇，直凭几置于身前
隋代白釉凭几，河南博物院藏
直到唐宋时期，高型桌椅全面普及，低矮的凭几不再是大众日常居家必备，仅在宫廷礼事、文人雅事、宗教场合小范围延用。而人们坐时的倚靠需求并无消失，衍生出各类带靠背、扶手的座椅。
书斋交椅
北宋哲学家邵雍《初秋》一诗曰：“曲几静中隐，衡门闲处开。”古籍与诗词中，凭几通常又称“隐几”，因其隐约显露于古人的衣带之下，也暗指其静雅高逸的气度。此外，史料和出土文物中还见各类天然树枝、树根制作的凭几。
明代画家杜堇所绘《伏生授经图》中，伏生倚靠的树根凭几与曲凭几有异曲同工之妙
战国根雕辟邪，马山一号楚墓出土，功能为凭几，下葬时兼作镇墓兽，独特的形制反映楚人审美与信仰
回望历史长河，曲凭几的使用年代十分长久。驻足馆内的曲凭几展品前，消失的起居方式与绵延风雅依然可感。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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