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起风了，院子里的老槐树簌簌地掉叶子。张留坐在堂屋门口那把磨得发亮的竹椅上，目光越过院墙，落在看不见的远方。她嘴里含混地念叨着什么，像是在跟谁说话，又像是在哼一段早已失传的乡谣。阳光打在她满是沟壑的脸上，那些皱纹深得像干涸的河床。一百一十三年的光阴压在她身上，却没能压弯她的脊梁。可每当有人提起她那八个孩子，老人便会陷入长久的沉默，浑浊的眼睛里浮起一层水光，随即又缓缓退去，仿佛那些名字和面孔，是她心底碰不得的疤。

一碗鸡蛋茶的清晨

李秀芝五点半就醒了，生物钟比闹钟还准。

她披上外衣，轻手轻脚推开婆婆那屋的门。张留老人已经醒了，正睁着眼望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听见门响，老人缓缓转过头，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但动作有些迟缓。

“娘，醒了？我给您冲鸡蛋茶。”李秀芝走到床边，弯腰替老人掖了掖被角。

“嗯。”老人应了一声，声音含混，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李秀芝去厨房，从柜子里拿出两个鸡蛋，磕进碗里，用筷子快速搅散，提起暖瓶，滚烫的开水冲进去，蛋花瞬间翻涌上来，金黄透亮。她搁了一勺蜂蜜，搅匀，端到婆婆跟前。

“娘，慢点喝，烫。”

张留接过碗，手有些抖，但还算稳。她低头喝了一口，咂了咂嘴，像是品出了什么滋味，又喝了一口。李秀芝站在一旁看着，伸手把老人嘴角沾的一点蛋液擦了。

“好喝不？”

“甜。”老人说了这一个字，继续低头喝。

这碗鸡蛋茶，张留老人喝了几十年。早些年，家里穷，鸡蛋是稀罕物，只有过年过生日才能吃上。后来日子好了，李秀芝每天雷打不动给婆婆冲一碗，说是补身子。老人胃口好时能喝完，胃口不好时喝半碗，剩下的李秀芝自己喝了，不浪费。

喝完鸡蛋茶，李秀芝端来温水，伺候婆婆洗脸。张留老人的脸皮薄得像纸，轻轻一擦，红印子半天不退。李秀芝动作极轻，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

“我自己来。”老人有时会伸手抢毛巾，固执得很。

“行行行，您自己来。”李秀芝松开手，退后一步，看着老人笨拙地擦拭自己的脸。动作很慢，但每一步都不含糊，从额头到下巴，再到耳后，擦得认真。

洗过脸，李秀芝帮婆婆梳头。张留的头发早已全白，稀疏地贴在头皮上，但李秀芝仍然每天给她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的发箍束在脑后。

“娘，今天想吃啥？稀饭？面条？”

“稀饭。”老人说，“要稠的。”

“行，稠的。”

李秀芝转身去厨房忙活。锅里添水，抓一把米，又切了几片红薯进去，文火慢熬。她一边搅着锅，一边隔着窗户瞅婆婆那边。老人梳完头，又坐回床上，半靠着被子，目光直直地盯着墙上的什么东西。

那面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已经看不清人脸了，但老人每天都要对着它看好一阵子。

李秀芝知道，婆婆又在想那些孩子了。

寿宴上的空座位

2015年秋天，张留老人过一百一十二岁生日。

那天家里来了不少人，社区的干部、媒体的记者、街坊邻居，热热闹闹挤了一屋子。有人送花，有人送蛋糕，还有人拉着老人的手拍照，说这是“活历史”，要留个纪念。

张留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棉袄，是李秀芝特意给她做的，盘扣是手工缝的，一颗一颗扣得严丝合缝。她坐在沙发正中间，儿女辈、孙辈、曾孙辈围了一圈，拍照的喊“茄子”，老人也跟着张了张嘴，但没有声音。

社区主任张琳代表街道送了一束花和一个红包，俯身在老人耳边大声说：“老太太，祝您健康长寿！您是咱们辖区的宝！”

老人听不太清，但知道是好话，点了点头，嘴里念叨着：“好，好。”

切蛋糕的时候，场面热闹到了顶点。蛋糕上插着一根巨大的“112”数字蜡烛，有人关灯，有人唱生日歌，烛光映在每个人脸上，喜气洋洋。

李秀芝站在人群外围，看着这一切，脸上挂着笑，心里却像搁了一块石头。她悄悄数了数在场的人，又数了数那张全家福上的人，默默叹了一口气。

张留老人一共生了八个孩子，三男五女。如今还在世的，只剩鄢陵老家那个八十多岁的小女儿，其余的七个，都已经不在了。而且他们走的时候，没有一个活过三十九岁。

这个数字像一把钝刀子，割在张留心口上，割了一辈子。

寿宴上，有人问老人：“老太太，许个愿吧！”

老人看着面前的蛋糕，烛光在她浑浊的瞳孔里跳动。她张了张嘴，说了句什么，但被周围的喧闹淹没了。坐在旁边的李秀芝听清了。

婆婆说的是：“我想他们了。”

李秀芝鼻子一酸，扭头擦了擦眼角。她知道婆婆说的是谁，但她不能说，不能在这大喜的日子提起那些名字。

那天宴席散后，宾客走了，家里人收拾残局。张留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块没吃完的蛋糕，奶油沾在手指上，也不擦。她低着头，盯着那块蛋糕，好久没动。

李秀芝走过去，轻声说：“娘，回屋歇着吧。”

老人抬起头，看着儿媳，眼神有些涣散：“秀芝啊，你说，他们是不是在那边等着我呢？”

李秀芝喉咙发紧，蹲下来握住婆婆的手：“娘，您别瞎想，您活得好好的，他们都看着呢。”

“可我活得够长了。”老人说，“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一个，有啥意思呢。”

李秀芝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她伺候婆婆三十多年，伺候走了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张留的大儿子赵树礼，又伺候走了家里一个又一个长辈。每一次送葬，她都能看见婆婆在人群后面，佝偻着腰，手里攥着一把纸钱，一张一张往火里丢，嘴里念叨着只有她自己听得懂的话。

她从来不哭出声。

大槐树下的送别

张留出生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那一年，清廷还在，科举还没废，河南的乡下人还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她家在鄢陵县望田镇边王村，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口有棵大槐树，据说有几百年了，树干粗得三个成年人合抱不过来。

张留记事早，三四岁的事还记得一些。她记得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母亲在家纺线织布。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好歹有口饭吃。

她七岁那年，母亲又生了个弟弟，奶水不够，弟弟饿得直哭。母亲抱着弟弟坐在门槛上抹眼泪，父亲蹲在院子里一声不吭地抽烟。后来是邻居大娘端来一碗面糊糊，弟弟才止住了哭。

张留从小就懂事，帮着母亲照看弟妹，烧火做饭，下地拾柴。她没有裹脚，因为家里穷得请不起裹脚婆子，母亲自己给她缠了几天，她疼得哭爹喊娘，母亲心一软，就没再坚持。这在当时的乡下算是一件稀罕事——一个没裹脚的女人，将来嫁人是会被挑剔的。

果然，张留十九岁那年嫁人，嫁的是邻村一个姓赵的后生。赵家也不富裕，但人老实本分，不嫌弃她那一双天足。新婚那天，张留穿着借来的红嫁衣，坐在花轿里晃悠了十多里地，下了轿，进了赵家的门，成了赵家的媳妇。

赵家院子不大，三间土坯房，一间住公婆，一间住新婚夫妇，一间当灶房。院子里也有一棵槐树，比村口那棵小些，但每年春天也开满白花，风一吹，花瓣落得满地都是。

张留在赵家过得不算好，也不算差。公公是个闷葫芦，一天说不了三句话；婆婆嘴碎，爱挑理，嫌张留干活慢，嫌她饭做得咸，嫌她不会缝衣裳。张留不吭声，让干啥干啥，实在委屈了，就躲在灶房里偷偷抹两把泪，擦干了再出来。

嫁过去第二年，张留生了大儿子，取名赵树礼。婆婆终于露出笑脸，给孙子做了个红肚兜，还破天荒地给张留煮了两个红糖鸡蛋。张留抱着怀里那个皱巴巴的小人儿，觉得这辈子有了盼头。

接下来几年，她又连着生了两个。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孩子一个接一个来，肚子没怎么闲过。婆婆虽说不算贴心，但帮着带孩子、做饭，日子磕磕绊绊也过了下来。

可谁能想到，这些孩子，她会一个接一个地送走。

第一个走的那个孩子

张留的第一个孩子夭折的时候，才两岁。

那是1924年的夏天，河南闹旱灾，庄稼绝收，村里人开始吃树皮、啃草根。赵家日子也难，张留奶水不足，孩子饿得整天哭，哭声细得像猫叫。

有一天孩子发起了高烧，浑身滚烫，小脸烧得通红，嘴唇起泡。张留急得不行，抱着孩子去找村里唯一的赤脚郎中。郎中看了一眼，摇摇头说：“这是热病，没药，看造化吧。”

张留不信这个邪，跑回娘家借了点钱，想去镇上买药。可镇上药铺也关了门，说是进不到药材。她抱着孩子在药铺门口坐了一下午，日头晒得她头晕眼花，孩子在她怀里越来越烫，呼吸越来越弱。

等天黑回到村里，孩子已经没气了。婆婆叹了口气，从柜子里翻出一块旧布，把孩子裹了。张留抱着那小小的包袱，怎么都不肯松手。最后还是丈夫把包袱接过去，在后山坡上挖了个小坑，把孩子埋了。没有棺材，没有墓碑，一个小小的土堆，很快就被野草盖住了。

张留那几天不吃不喝，躺在床上盯着房梁，眼泪流干了，眼睛肿得像核桃。婆婆端来一碗粥，劝她：“别想了，孩子没了还能再怀，身子要紧。”

张留不说话，把粥喝了，又躺回去。过了两个月，她发现自己又怀上了。

之后几年，她又生了几个，有儿有女。日子仍然紧，但孩子慢慢大了，能跑能跳，院子里总算有了点生气。可老天爷像是跟她过不去，隔几年就要收走一个。

有一年闹瘟疫，村里死了好几个人，张留的一个女儿没扛过去，走的时候才五岁。那孩子平时活蹦乱跳的，早上还跟哥哥抢红薯吃，晚上就发起烧，到第二天凌晨，人就不行了。张留抱着孩子冰凉的身子，跪在院子里嚎啕大哭，哭声把邻居都惊动了。

丈夫站在一旁，手攥着拳头，指节发白，一句话没说。他后来告诉张留，他去后山坡上埋女儿的时候，在那棵老槐树下站了很久，抽了一袋烟，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张留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当院子里那棵槐树开花，她就坐在树下发呆，看着花瓣飘下来，一片一片落在地上。她有时会喃喃自语，叫那些孩子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孩子们的名字，她都还记得。大儿子赵树礼，二儿子赵树义，大女儿赵秀兰，二女儿赵秀英，三儿子赵树恩，三女儿赵秀琴，四女儿赵秀芳，还有那个最小的……她起了名字，还没叫熟，人就没了。

她一共生了八个孩子，活到成年的，只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就是这三个，也没能活过三十九岁。

李秀芝嫁进门的那天

1970年，李秀芝嫁进了赵家。

那年她刚满二十，媒人介绍的时候说，赵家老大赵树礼人老实，能干活，家里虽然穷点，但人口简单，嫁过去不会受气。

李秀芝娘家人去相了一回亲，回来说：“赵家那个婆婆看着有点厉害，但大儿子确实不错。你要是愿意，就定下来。”

李秀芝点了头。她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日子靠的是人勤快，婆婆厉害不厉害，她不怕。

嫁过去那天，张留已经快七十了，头发花白，腰有些弯，但精神还算好，站在院子里迎亲。李秀芝下了花轿，看见婆婆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挂着笑，但又不太热络，端端正正的，像一棵老树。

“娘，我来了。”李秀芝叫了一声。

张留点了点头，拉住她的手看了看，说：“手粗，是干活的料。”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对银耳环，塞到她手里，“赵家没啥好东西，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给你了。”

李秀芝接过耳环，心里一热。她后来才知道，那对耳环是张留母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婆婆自己戴了几十年，一直舍不得摘。

婚后日子过得平淡。赵树礼不善言辞，但踏实，天不亮就下地，天黑才回来。李秀芝操持家务，伺候公婆，做饭洗衣。张留话不多，但该干的活一样不落，帮着带孩子、喂鸡、收拾院子。婆媳俩很少闲聊，但配合默契。

那时候，赵树礼的弟弟赵树义和妹妹赵秀兰也都成了家，分出去过了。逢年过节一大家子人聚到一起，孩子跑来跑去，院子里闹哄哄的，张留坐在堂屋里看着一屋子人，脸上难得露出笑。

李秀芝记得有一年春节，全家吃了年夜饭，赵树礼喝了两盅酒，脸通红，拉着母亲的手说：“娘，您苦了一辈子，现在儿女都大了，您就安心享福吧。”

张留笑着说：“只要你们都好好的，我就享福了。”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句“都好好的”，竟然那么难。

1980年，赵树义在工地上干活出了事，一块预制板掉下来砸在腿上，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三十七岁。消息传回村里，张留正在院子里喂鸡，听人说“你家老二出事了”，手里的瓢“哐当”掉在地上，粮食撒了一地。

她没哭。她只是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蹲下来，把地上的粮食一粒一粒捡回瓢里，手抖得厉害。捡完了，她站起来，对李秀芝说：“我去看看。”

那一路上，她一句话没说。到了医院，看见儿子盖着白布躺在床上，她才走过去，掀开布看了一眼，又盖上了。然后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直坐到天黑。

后来李秀芝问她：“娘，您当时咋不哭呢？”

张留沉默了很久，说：“哭不出来了。早些年哭得太多了，眼泪干了。”

大儿子赵树礼的病

赵树礼的身体是慢慢垮的。

最开始是咳嗽，早上起来咳一阵，吐一口浓痰。他不在意，说是抽烟抽的，少抽几根就没事。可后来咳得越来越厉害，干活的时候喘不上气，脸憋得发紫。

李秀芝劝他去镇上医院看看，他嫌远，嫌花钱，拖来拖去，拖到实在撑不住了，才去了一趟。医生拍了片子，说肺上有问题，让去市里大医院再查查。

去市里查完回来，赵树礼脸色不好，李秀芝问怎么样，他闷了半天，说了句：“没啥大事，就是老毛病，吃点药就行。”

李秀芝信了。可后来赵树礼的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瘦，走路都打晃。有一天晚上，李秀芝半夜醒来，发现丈夫不在床上，起身找了一圈，看见他蹲在灶房里，捂着胸口，脸上一层冷汗。

“树礼，你咋了？”

赵树礼抬起头，摆了摆手说：“没事，就是胸口疼，歇会儿就好了。”

李秀芝不放心，第二天硬拉着他去了市里医院。这一次，医生把李秀芝叫到一边，说得很直白：“肺癌，晚期了，最多半年。”

李秀芝脑子“嗡”的一下，腿一软，扶着墙才站稳。她问：“那咋治？多少钱都行，砸锅卖铁我们也治。”

医生说：“不是钱的问题，发现得太晚了，已经扩散了，我们只能尽量减轻痛苦。”

李秀芝不知道怎么回的家。那天晚上，她坐在院子里哭了半夜，又不敢让婆婆听见，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

赵树礼是1984年春天走的，虚岁三十九。临终那天，他拉着李秀芝的手说：“把娘接过来吧，我不在了，没人照顾她。”

李秀芝哭着点头：“你放心，我会把娘伺候好的。”

赵树礼闭上眼睛，手慢慢松开。

张留站在病房门口，听见了儿子最后一句话。她没有进来，靠在门框上，一直等里面没了声音，才转身慢慢走开。李秀芝追出来，看见婆婆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低着头，双手交握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娘……”李秀芝叫了一声。

张留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目光平静得出奇：“走吧，回家。”

一个村子里的闲话

赵树礼的丧事办完之后，村里开始有了闲话。

有人说，张留老太太命太硬，克孩子。八个孩子，没一个活过三十九岁的，这不是命硬是什么？也有人说，老太太自己活得太久，把子孙的寿数都占了，这就是民间说的“老而不死是为贼”。

这些话传着传着，就传到了张留耳朵里。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张留在村口大槐树下乘凉，旁边坐着几个纳鞋底的老太太。她们以为张留耳背听不见，就压着嗓子议论。

“你说这赵家老太太，都八十多了还硬朗着，可她那几个孩子……”

“可不是嘛，一个都没剩下，你说怪不怪。”

“我听人说啊，这叫‘夺寿’，老的活得长，小的就得短命，老天爷是公平的。”

张留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里的蒲扇一直摇着，节奏都没变。坐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慢慢往家走。

那天晚上，李秀芝发现婆婆没吃饭，躺在床上背对着门。她端着粥过去，在床边坐下，轻声说：“娘，您多少吃点。”

张留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秀芝，你说，是我害了他们吗？”

李秀芝心里一紧：“娘，您说啥呢！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您别往心里去。”

“可他们说得对，我活着，他们都走了。”张留的声音很轻，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娘，人各有命，跟您没关系。树礼走的时候还惦记您呢，让您好好活着。”

张留没有再说话。过了很久，她转过身来，把粥接过去，一口一口喝了。喝完把碗递给李秀芝，嘴角牵了一下，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睡吧，明天还要干活呢。”

那之后，张留再也没跟任何人提过这个话题。只是每年清明，她都会自己拄着拐杖去后山坡，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坟包前坐一整个下午。她从来不带纸钱，也不烧香，就那么坐着，偶尔跟土里说几句话，声音很低，风一吹就散了。

八十七岁的告别

赵树礼走后，李秀芝把婆婆从老家接到了许昌市区的家里。

说是市里，其实也就是一个老家属院，两室一厅的房子，水泥地面，墙皮有些剥落。但张留住得很安心，她说城里好，买东西方便，冬天还有暖气，比农村的土坯房强多了。

李秀芝把向阳的那间卧室腾出来给婆婆住，自己和女儿挤另一间。她每天变着花样给婆婆做吃的，早上鸡蛋茶，中午稀饭馒头配青菜，晚上下面条或疙瘩汤。老太太牙口不好，所有东西都煮得烂烂的。

日子过得平平静静，但张留的话越来越少。她不爱看电视，说吵得慌。也不爱下楼遛弯，嫌外面车多人多。她一天大部分时间就坐在自己那屋的窗边，看着楼下那棵梧桐树发呆。有时候一坐就是半天，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李秀芝知道，婆婆在想那些孩子。每逢谁的忌日，张留就会比平时更沉默，饭吃得也少。李秀芝也不多问，只是默默把饭菜端到跟前，劝一句“您多少吃点”。

1988年，张留的小女儿——也就是赵树礼的妹妹赵秀兰——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还是没救回来。赵秀兰那时三十八岁，留下三个孩子，最小的才五岁。

消息传来那天，张留正在吃午饭。李秀芝接完电话回来，脸色不好，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婆婆。张留抬头看了她一眼，问：“谁打的？”

李秀芝没办法瞒，把实情说了。张留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夹菜，慢慢地嚼，咽下去，又喝了一口粥。吃完了一碗，她把碗递给李秀芝：“再盛一碗。”

李秀芝端着碗去厨房，眼泪就掉了下来。她明白，婆婆不是不伤心，是伤心的次数太多了，已经没有力气再做出那种撕心裂肺的样子。

那天晚上，李秀芝起夜上厕所，路过婆婆房间，听见里面传来低低的抽泣声。她贴在门板上听了一会儿，没有敲门，没有进去，就那么站在门外，听着里面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躲在被子里哭得像一个孩子。

那是李秀芝唯一一次听见婆婆哭。

那个最小的

张留最后一次失去孩子，是在1991年。

那年她最小的儿子赵树恩在工地上出了事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头着地，当场没了命。三十七岁，留下一个老婆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

李秀芝得知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怎么跟婆婆说。那时候张留已经八十八岁了，身体虽然还算硬朗，但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之前几个孩子走，她都是一声不吭扛过来的，可这一次……

李秀芝实在张不开嘴。她让女儿赵俊会去说，赵俊会也摇头。最后是社区的张琳主任知道了这事，主动说：“我去跟老太太谈吧，我是外人，可能好说一些。”

张琳去了，在张留那屋待了半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张琳眼睛红红的，低声对李秀芝说：“老太太说知道了，让你们别担心。”

那天张留照常吃饭，照常坐在窗边看树，但眼神比以往更空了。李秀芝试探着跟她说话，她答得有一搭没一搭，前言不搭后语。李秀芝知道，婆婆的心已经跟着最后一个孩子走了大半。

那之后，张留的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先是走路不稳，拄着拐杖也摇摇晃晃。后来耳朵更背了，跟人说话要凑在耳边大声喊。再后来眼睛也看不清了，认人只能靠声音。

但她仍然每天早晨起来，梳头，洗脸，吃饭，然后坐到窗边。李秀芝给她端水她喝，端饭她吃，让躺下就躺下，从来不闹。

只是不再笑了。

一百一十三岁的那天

2016年夏天，张留过了她最后一个生日。

那时候她已经开始糊涂了，有时认不出人，有时把李秀芝当成自己的母亲，拉着她的手叫“娘”，说想回家。李秀芝哄着她：“娘，这就是您的家，咱哪儿也不去。”

生日那天，社区又来了人，电视台也来采访。张留坐在床上，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目光有些涣散。记者凑过来问：“老太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张留愣了一会儿，含含糊糊地说：“一百多……一百多了……”

“您身体怎么样呀？”

“我身体……还行，能吃饭，能吃粥。”她说着说着，忽然偏过头去，像是想起了什么，嘴里开始念叨，声音很轻，谁也听不清说了什么。

李秀芝站在旁边，看着婆婆那副样子，心里酸酸的。她知道，婆婆又念叨那些孩子了——那些她一个一个送走的孩子，那些她攒了八十多年也没攒够的名字。

那天采访完了，人走光了，屋里安静下来。张留靠在床头，眼睛半闭着，像是睡着了。李秀芝走过去想给她掖被角，忽然听见婆婆开口说了一句话。

“秀芝啊……”

“哎，娘，我在。”

“你说，他们都在那边等我吗？”

李秀芝鼻子一酸，蹲在床边握住婆婆的手：“在呢，肯定都在呢。您放心，等您到时候过去了，他们都来接您。”

张留闭着眼睛，嘴角慢慢弯了一下——那是这么多年来，李秀芝第一次看见婆婆露出那种放松的、像是终于释然了的表情。

“那就好。”老人说，“那就好。”

又过了几天，张留在一个清晨安安静静地走了。李秀芝端着鸡蛋茶推门进去的时候，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面容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窗外的梧桐树哗哗地响，阳光照进来，落在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

李秀芝在床边坐了很久。她把那碗鸡蛋茶放在床头柜上，看着婆婆那张脸，忽然觉得——她这辈子，终于可以不用再送谁了。

尾声

张留走了以后，李秀芝收拾她的遗物，在枕头底下发现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纸上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是张留自己写的。

字迹很乱，有些笔画都连不上，但李秀芝认得每一个字。

上面写着八个名字。

赵树礼、赵树义、赵秀兰、赵秀英、赵树恩、赵秀琴、赵秀芳，还有那个最小的——张留给她起了名字，叫赵秀莲。

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日期，是他们离开的日子。最早的那个是1924年，最近的是1991年，跨越了整整六十七年。

李秀芝拿着那张纸，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她把纸折好，贴在胸口，站了很久。

后来，她把这张纸烧在了张留的坟前。灰烬飞起来，打着旋飘向远方，像是捎去了什么消息。

山坡上那棵老槐树还在，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而那个活了一百一十三岁的女人，用她漫长的一生，记住了八个名字。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个她永远也等不回来的人。

如今院子里那棵槐树又开花了，白花花的一片，风一吹，落得满地都是。李秀芝坐在树下择菜，偶尔抬头看一眼，恍惚间觉得婆婆还坐在堂屋门口，目光越过院墙，看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里有她的孩子。八个。

她等了他们一辈子，他们也没能活过三十九岁。可到最后，她总算是去跟他们团聚了。

这大概是她这一百一十三年里，最盼的一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