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次相遇，一万种人生|人生|大凉山|孙宁|尼泊尔|我在|支教|相遇

作者 | 自由撰稿人杨晓龙

我叫杨晓龙，自由撰稿人。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四川大凉山支教的那所村小里，一位老教师对我说过的话。他说：“杨老师，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就为了听我们说话？”我点了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好，我讲给你听。”

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他十八岁高中毕业回到这座山里教书，四十年没有离开过。他的学生里，有的考上了大学去了成都，有的和他一样留了下来，还有一个，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每天早起揉面蒸馒头。他说这些的时候一直在笑，但我注意到他提到“四十年”时，眼眶是红的。

那个下午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有的人翻开过，有的人还没有。

我对文字和人的兴趣，萌芽得比那更早。上学时我沉迷名著和人文故事，总觉得那些纸页上写着的，是别人用一生熬出来的悲欢。《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让我学会了像水一样与人相处，自然地流经每一段关系，不强求，不拧巴。《红楼梦》让我看懂了大观园里每一个人的不得已，也看懂了人性里那些复杂而真实的光亮。《西游记》则告诉我，真正的修行不是在庙里，而是在路上——师徒四人哪一难不是在行路中遇见的？

所以我开始了行走。

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从呼和浩特出发，一路往西、往南、往更远的地方去。我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遇见一位每天坐在同一棵树下雕刻铜器的老人。他用手指着广场上那些被地震损毁又重建的寺庙说：“我今年六十三岁，这些庙我看了六十三年。”他的汉语很生疏，但足够让我听懂，也足够让我心疼那些被时间碾过却依然挺立的东西。

我在印度瓦拉纳西的恒河边，遇见一位年轻的苦行僧。他告诉我他曾经是德里大学工程系的学生，大二那年突然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于是脱掉球鞋换上僧袍。我问他后悔吗。他笑着摇了摇头，说：“后悔的是那些从未出发的人。”那天恒河的夕阳落在他的肩膀上，我觉得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自由。

我在伊朗设拉子，粉红清真寺的光影里，遇见一位偷偷写诗的女大学生。她把我拉到角落，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里面是她用波斯语写的短诗。她一句一句翻译给我听，讲的是关于天空、关于飞鸟、关于她不能大声说出来的那些事。末了她合上本子，说：“你是中国人，你走了以后不会记得我，但你会记得这些诗吧？”我说我会的。她的诗至今还留在我的笔记本里。

我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遇见一位东干族老人。他用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给我讲他爷爷那辈人是怎么从中国迁徙到中亚的。他说：“我们走了很久很久，走到这里停下来，但心里一直有个回不去的家。”那种时空错位的乡愁，让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故土”两个字的分量。

我还去过阿富汗和叙利亚的边缘地带。那些地方的人们脸上有战争留下的痕迹，但眼神里依然有光。在叙利亚北部一个已经半废墟的村庄里，一位父亲对我说：“你可以拍下我的房子，墙上的弹孔你也可以拍，但请你一定写下来——我们还在生活，我们还没有放弃。”那句话我一直记着，也一直提醒自己：我写的不只是苦难，更是苦难里没有熄灭的那一点火种。

从2009年我在博客上敲下第一篇记录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微博、朋友圈、公众号——平台在变，但我在做的事情一直没变：去走，去见，去听，去写。到2026年7月23日，我完成了对一万个人的采访故事一万个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张脸，一个名字，一段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人生。有环卫工，有创业者，有退休教师，有流浪歌手，有寺庙里的僧人，有沙漠边缘的农户，有伊朗的诗人，有印度的僧侣，有尼泊尔的匠人，有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族人，有阿富汗和叙利亚那些在废墟里依然抬头看天的人们。他们的人生或许没有被镁光灯照亮过，但他们在自己的角落里发光。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走出去，这些人可能永远不会进入我的生命，我也永远不会进入他们的。但是因为行走，因为相遇，因为那一句“你愿意讲给我听吗”，我们彼此的人生都被改写了一点点。

有人问我，AI时代了，你还在一个一个地采访、一个一个地写，图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AI写不出一个环卫工凌晨四点扫街时看到的那场日出，写不出一个叙利亚父亲说到女儿时声音突然颤抖的停顿，写不出一个印度苦行僧脱下球鞋时那一瞬间的决绝。机器可以组合文字，但机器到不了现场，也感受不到那个现场里最细微的温度。

行走江湖这些年，一路旅行，一路公益，我有幸采访过太多鲜活的生命。他们中有历经战火的百岁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武汉安，有透过电波传递温暖的电台主持人吴迎波，也有扎根基层的警务工作者胡宾；更有大批与我并肩的公益同行者——呼和浩特的道德模范郇小丽、海阳热心公益的王丹，还有我的灵魂知己、沙发客兼职业室内跳伞教练李必勇，以及户外兄弟武建、公益伙伴贡汉，和痴迷国学文化的金坪女士。这些面孔，都是我故事里不可或缺的光。

我也曾将笔触对准与我同龄的1992年出生者——高磊、韩聪明、李爱庆、马子秀、燕勇翔、尼泊尔留学生Supral、马习贺、周鑫、图拉古，他们的青春各有姿态；支教路上，我遇见了包头的王平、新疆的曹忠军、可乐老师和袁林松老师；母亲节专题中，乌兰察布的医疗工作者田瑞娟、呼和浩特的退休公益人何红、鄂尔多斯的畜牧业老板杨蝉花，以及秦皇岛的孙宁母女，又让我读懂了不同模样的母爱。这些人与事，拼凑出我行走中最真实的人间万象。

所以我会继续走下去。继续去更远的地方，遇见更多的人，听更多的故事，把它们一字一句地写下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国度，在我这里没有高低之分，众生平等，有生命的都平等。

感谢那一万个人把人生的一部分交给我保管。也感谢未来将要遇见的你。

故事还在路上，我们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