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西路军沉浮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徐向前元帅回忆录、甘肃省妇联纪录片《西路军女战士》、全国妇联西路军流散人员调查资料（1980年）、张掖县委历史调查档案（195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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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冬，甘肃永昌县郊外，一间低矮的土坯房。
土炕烧得滚烫，屋外北风呼啸。
子孙们把那个老人团团守住，已经不知第几个日夜。炭火在盆里噼啪作响，屋里静得像一口枯井。
这个老人，名叫马进昌。
他在这片黄土地上活了将近九十岁，亲历了整整一个世纪里最动荡的那几十年。
无论旁人如何追问，他都是摆摆手，把话头岔开，从来不谈过去。家里人久而久之也习惯了，不再追问。
可就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里，他忽然睁开了眼睛。
嘴唇颤抖着，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
"我……有一件事，藏了六十二年了……"
整间屋子的气氛骤然凝住了。
孩子们俯下身去，有人侧耳靠近，有人抓住了老人枯树皮一般的手。没人说话，所有人都在等。
六十二年前，是1937年。
那一年，河西走廊的冬天格外漫长，黄沙漫天，一支两万余人的红军队伍在这条狭长的走廊里走向了绝境。
而在那场绝境之中，马进昌与一个女人的命运，以一种没有人愿意承认的方式，猛烈地撞在了一起。
那个女人的名字，叫王泉媛。
【一】一支前所未有的娘子军
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有一支赫赫有名的娘子军部队，那就是于1933年3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后改为团。
1935年初，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拥有2000多名女红军战士。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后，西渡黄河的2.18万红军于11月改称西路军。
此时几经转战、已减员不少的妇女独立师，被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共3营9连约1300余人。
她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小的仅十二岁。
在团长、政委和特派员曾广澜的带领下，这支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妇女武装，西渡黄河，踏上艰险悲壮的西征征途。
十二岁，放在今天，这是一个还在课堂里写作业的孩子。
可在那个年代，她们已经扛起了枪，跟着队伍翻过雪山，穿过草地，走过了让无数成年男人望而生畏的长征之路。
她们的团长，叫王泉媛。
王泉媛（1913—2009），原姓欧阳，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沪富村人，16岁被送给茶园村一王姓人家，改姓王。
这是一段从封建婚姻里奔出来的命运。
王泉媛11岁那年被送去当童养媳，在旧式家庭里熬过了少年岁月，直到红军的队伍来到她的家乡，那团火才把她从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里拽了出来。
1930年，红军队伍开进吉安，17岁的王泉媛第一次看见有人高举红旗打土豪，把粮食分给穷苦人。
她不太懂什么叫共产主义，却看得懂眼前这些扛枪的人干的事。
当年，她便报名参了军。
此后从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到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再到少共中央妇女部主任，一路走来，这个从童养媳家里逃出来的女人，一步一步走进了革命的核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
王泉媛被分到妇女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
长征路上，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王泉媛和队里的几个女同志既要宣传动员群众，又要收容伤员，还要在炮火里背着担架强行军。
脚板磨破了，裹一块布接着走；子弹打过来，趴下，再站起来继续跑。
1935年初，红军来到遵义。
在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王泉媛首次见到了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对他颇为钦佩。
此后两人频繁相遇，王首道欣赏她的勇敢和干练，也时常关心她。
蔡畅和金维映为两人牵线搭桥。
在蔡畅大姐的撮合下，两人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新婚之夜，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作为结婚礼物。
王泉媛说："新娘要给新郎送上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的布鞋，穿上这双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亲人的身边来……"
可她欠下的那双鞋，一欠就是几十年。
1935年6月，两河口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因工作调动，两人再次分离。
他们以为只是短暂分开，岂料一别就是将近五十年。
王首道随中央红军北上，最终到达陕北延安；王泉媛则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历经千难万险，三次过草地、四次翻雪山。
夫妻俩由长征起始，也在长征中分别，命运从此分道扬镳。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整整半个世纪。
【二】两万人西渡黄河，走进了绝境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完成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218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从甘肃靖远县河包口等地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后因时局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总指挥为徐向前，政治委员为陈昌浩。
这支队伍肩负着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的重任，带着满腔斗志，向西挺进。
短短五个月之内，这支两万一千八百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小八十多次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只存活四百余人。
西路军的对手，是盘踞西北多年的马家军。
西路军孤军深入，英勇杀敌4个多月，经过干柴洼、古浪、永昌、高台、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等数场血战，歼敌2万余人。
由于不熟悉当地情况，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又没有后援，遭到盘踞西北军阀势力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等"马家军"18万骑兵残酷的镇压攻击，最后于1937年3月弹尽粮绝，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
西路军渡河时只准备了几天的口粮，衣服也十分单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每三人才有一把勉强能够使用的步枪，且每把枪只有极少的子弹。
河西走廊进入严冬后，地广人稀、物产贫乏、天寒地冻、缺粮缺水等问题都对西路军造成严重困扰。
当时，由于受国民党马步芳部的威胁挑拨、煽动和欺骗，群众大多躲进深山，红军很难获取粮食补给。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3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战士，跟着队伍打仗、守城、转移，一路血战，一路减员。
妇女抗日先锋团承担的任务极为繁重。
在吴富莲的率领下，妇女先锋团很快在实战中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
永昌的守城、高台的激战、倪家营子的肉搏，都有妇女先锋团冲杀的身影。
在临泽城守城战斗中，马家军用炮把城墙打垮了，女战士们夜里搭人梯，把土块放到城墙上，再把水送到城墙上冻成冰。
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没了，就赤手空拳往上冲。
年纪最小的女战士，连枪都举不稳，但没有一个人往后退。
这场西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杀。
【三】梨园口，最后的血战
1937年3月，西路军的处境已经极度艰难。
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部队分成3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3月12日晨，经一夜急行军的红军刚刚到梨园口，敌数旅骑兵就跟踪而至。
担任后卫的九军和妇女独立团为掩护总部和三十军进山，抢占了进山口两侧的一些小山头和高塄坎阻击敌人。
九军剩余的近千名指战员在军政委陈海松的带领下与敌人肉搏，拼死掩护总部进山。
不到半日的战斗中，九军余部几乎全军覆没，军政委陈海松等壮烈牺牲。
就在梨园口这场血战中，妇女抗日先锋团承担了掩护总部突围的任务。
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与敌相遇，女战士们经过生死拼杀，只突围出来200余人，被饥饿和寒冷逼迫着女战士在牛毛山附近燃火取暖时，被敌人发现，不幸全部被捕。
在历次战斗中，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等相继被俘。
这支转战川陕甘、屡立奇功的巾帼之旅，从此消逝了。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
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其中战死者约7000余人；被俘900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辗转回乡2000多人。
而被俘的女战士，所遭受的，远比数字冷酷得多。
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遭受了非人折磨，有的被残害致死，有的饱受凌辱，有的流落他乡，能够回到延安的是极少数。
马家军对被俘幸存下来的女红军战士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大多被集体轮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鬟，甚至转卖多处。
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吴富莲，被俘后，面对敌人的高官厚禄诱惑，轻蔑地说："你们的眼睛不准，把我看歪了。"
敌人又用酷刑折磨她，她大义凛然地说："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我早就料到的！"
在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下，身患肺结核的吴富莲不断咯血，痛苦不堪。
她不愿再受辱，也不愿连累狱中照顾她的战友，便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在狱中吞针自杀，以死向敌人作了最后的抗争。
而王泉媛，在被俘的那一刻，还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一段比死亡更漫长的煎熬。
王泉媛被押进关押地点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战斗留下的伤。
她以为会死，她做好了死的准备。
可死，并没有那么快来。
王泉媛被俘后，师长马步青听说抓到了红军女团长，兴奋不已，决定亲自审问，连续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王泉媛始终没有屈服。
马步青怒火中烧，又心生一计，决定将她许配给他手下的工兵团长马进昌为妾。
马进昌。
这个名字，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了王泉媛的命运里。
马进昌逼迫她嫁给自己，王泉媛坚决抵抗。
此后近两年，她被软禁家中，遭受非人折磨。
马进昌用棍棒、皮鞭和麻绳轮番虐待她，企图摧毁她的意志。
遭受极端折磨的王泉媛多次萌生轻生念头，但她坚强活下来，始终怀抱希望，等待逃脱的机会，只因心中牵挂着丈夫王首道。
六十二年后，就是这个马进昌，在临死之前，终于开口说出了那件他藏了一辈子的事……
【四】软禁、毒打与三次自杀未遂
王泉媛被送进马进昌位于永昌县的宅子时，院门随即从外面锁上。
她尝试过自杀。
她想过自杀，上吊，绳子断了；摸电门，被人拉开了。
马进昌以手底下那些被抓的女兵相威胁，王泉媛咬碎了牙，把血往肚子里吞，她选择了活。
活，是比死更难的事。
在马进昌家中，王泉媛忍辱负重两年多，因为不屈从马进昌，时不时就被马进昌殴打，有一次棍条都被连续打断了十余根，王泉媛晕死了过去，敌人才停下手。
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荫把半个院子遮得透不进光。
王泉媛就在这棵树下，日复一日地熬着，计算着时间，等待着一个机会。
她知道，死是解脱，但活着，才能让那1300名姐妹的遭遇被人记住，才能让这条河西走廊上埋下的冤魂有一天重见天日。
她把求生的念头，压进了心底最深处，让它在那里燃着，一寸一寸，不灭。
威逼、利诱，马进昌不断地变换手法逼其就范，王泉媛只能不断地与敌人巧妙地周旋，提出把叫王秀英的女兵要来做丫头。
王秀英是先锋团里最小的女兵之一，才十五岁不到。
听说被俘后被马匪的勤务兵强暴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王泉媛想把她找到身边来，保护她不再受伤害。
马进昌第二天就把王秀英找来送到王泉媛面前。
王泉媛知道，院墙之外的世界还在。
她开始慢慢积累每一点可以利用的东西——院内佣人阿喜的同情，马进昌部下一个姓穆的主任偶尔流露出的怜悯，以及院子南侧那堵墙的高度。
这两年多，她没有崩溃，没有放弃，靠的是一种极为清醒的意志。
【五】1939年春夜，翻墙出逃
1939年3月，终于迎来转机。
马进昌部队调往武威，家中只留几名卫兵和一个名叫阿喜的佣人。
阿喜同情她，冒死送来一张永昌至兰州的通行证，告知兰州有八路军办事处，劝她赶紧逃走。
就是这张通行证，改变了一切。
1939年3月，马进昌的部队换防，一时间很混乱。
王泉媛借机通过阿喜向这位姓穆的主任要来了通行证，与王秀英一起逃出虎口，直奔兰州，终于找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归队。
两个女人在深夜翻过院墙，落地的时候没有发出声响。
她们沿着黄土路，一路向北，白天乞讨，夜里躲在路边的草堆里，用破棉袄裹紧彼此，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夜。
脚上的草鞋走烂了，就撕一块布裹上，继续走。
从永昌到兰州，她们走了几十里路。
当那扇八路军办事处的门终于出现在眼前，王泉媛以为，煎熬就要结束了。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几乎当场站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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