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岁追忆》马士弘口述,张建安采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百岁拾忆》马识途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新浪新闻《起义将领进成都重逢共产党弟弟马识途》;澎湃新闻《国军少将、抗战老兵马士弘辞世》;腾讯新闻《方志四川·马士弘:投笔从戎入黄埔 血战八年驱强虏》;四川省情网《马识途同志生平》;百度百科相关词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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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日,成都,天色灰白。

解放军司令部的大厅里,贺龙和一众干部端坐其中,气氛肃整。

这一天,一批刚刚完成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依次进入大厅,接受正式接待。

走进大厅的那个人,身上还穿着旧军服,肩上的少将军衔还没换掉。

他叫马士弘,黄埔十一期毕业,曾担任国民党军队少将副师长,打过淞沪,守过石牌,血战过常德,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老兵。

在这个大厅里,他既是一个刚刚完成政治转变的起义将领,也是一个不知道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的普通人。

引路人带他往里走。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坐在贺龙侧旁的那个人——

然后,整个人定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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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坪山坝上,这个家的根

长江三峡往西,过了奉节,进入四川腹地,有一个叫忠县的地方。

忠县境内,长江流经之处,有一片被江水回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平坝,当地人叫它坪山坝。

坝子边缘,靠着一座小山脚,坐落着一户马家大院。

大院的大门两侧,悬着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这是马家的门风,也是马家对子弟的期许。

马家的主人叫马玉之,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熊克武等革命党人私交甚厚。

他思想开明,支持子女读书,不管外面的局势怎么变动,家里的书始终没有断过。

马玉之后来以区督学身份,竞选当上县议会议员,又被推举为议长,后来在洪雅县和大邑县先后担任过三任县长,在当地颇有声望。

马家兄弟数人,在叔伯兄弟的排行里,马士弘行三,马识途行五。

马士弘,族名马千毅,1910年前后出生于忠县石宝乡。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1915年生于同一个大院。

两人从小一同读书,在同一张桌子前翻过《四书》《五经》,也在同一个院子里看过长江涨水。

马家大院在当时的川东,算得上是有根基的人家。

但这种根基,在整个民国年间是极不稳定的。

军阀混战的年代,地方官员随时可能被换掉,田产随时可能被充公,读书人的前途也随时可能被打断。

马玉之深知这一点,对子女的教育一向很严,逢年过节也要考功课,态度颇为认真。

兄弟两人,从小就展示出截然不同的性格。

马士弘沉稳,话不多,做事讲规矩,有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

他自幼就对军事感兴趣,据马识途后来的回忆,大哥马士弘年轻时就有明确的志向——要当军人,要打日本人。

马识途则不同,他从小就喜欢读闲书,喜欢写东西,脑子里装的东西也杂,对新思想的接受能力远比同龄人要强。

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制造事变,随后占领了东三省。

这个消息传到川东忠县的时候,马士弘二十多岁,正在读书。

从那以后,他对报考军校的念头愈发坚定。

1935年,马士弘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正式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黄埔十一期入学的时间节点,正处于国民政府大规模整编扩军的阶段。

那一期的学员,绝大多数怀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打日本。

从校门出来,大部分人都被直接输送到各战区的作战部队。

马士弘毕业后,被分配进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系统,开始了漫长的从军生涯。

与此同时,马识途走上了另一条路。

1938年前后,马识途在辗转求学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随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之后,他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活动范围涉及云南、四川多地。

从那以后,他的名字从家里的视野中逐渐淡去,多年间几乎没有音讯。

马士弘在起义前有一段时间,曾经专门托人打听过五弟的消息,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好像听说在外面做事"。

至于做什么事,没有人说得清楚。

就这样,两兄弟从坪山坝上的同一个大院出发,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各自走进了时代最激烈的漩涡中心。

【二】八年抗战,黄埔少将的枪口始终对着日本人

马士弘真正上战场,是在1937年。

这一年的8月,淞沪会战爆发。

国民政府调集七十余万兵力,与日军在上海周边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惨烈争夺。

马士弘所在的第十八军,是这场会战中的重要参战部队之一。

淞沪战场的残酷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日军的炮火从海上、空中同时倾泻,中国军队的阵地一块一块地被炸平,一线部队的伤亡率极高,有些营连在一天之内就打光了。

马士弘在这场战役中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现代战争的烈度,也在这场战役中完成了一个黄埔毕业生从军校操场到真实战场的全部转变。

淞沪会战结束后,他随部队转战湖北,参加了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防御作战,历时四个多月,双方伤亡均极为惨重。

马士弘的部队在鄂东一带的山地间与日军反复拉锯,打的是消耗战,每一寸阵地的得失背后都是成堆的尸体。

武汉沦陷之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战线稳定在湖南、湖北一带。

从1938年到1943年,马士弘随第十八军在鄂西、湘北一带多次参战。

在这个阶段,他的军衔和职务一步步提升,从连长、营长到团长,履历里的每一个台阶,都是用真实的战斗堆砌起来的。

1943年5月至6月,鄂西会战爆发,这场战役的核心,是石牌要塞保卫战。

石牌,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出口处,是宜昌上游的一个天然要塞,扼守着进入四川盆地的最后一道门户。

日军深知石牌的战略价值,集中重兵,沿长江两岸发起强攻,企图一举突破这道防线,打开进入重庆的通道。

第十八军奉命死守石牌。

时任第十八军军长方天督战,各师各团轮番上阵,在崇山峻岭之间与日军展开了极为惨烈的阵地争夺。

双方在石牌附近的山头、沟壑、村落里反复争夺,刺刀见血的近身肉搏时有发生。

马士弘所在的部队,参与了石牌保卫战的防御作战。

在那场战役中,第十八军的将士以极大的牺牲守住了石牌要塞,粉碎了日军打通三峡走廊的企图。

这场战役后来被一些军史研究者称为"中国版的斯大林格勒",虽有夸张成分,但石牌保卫战在抗战史上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同年11月,常德会战打响。

日军第十一军调集十余万兵力,目标直指洞庭湖以西的常德城。

常德是湘西的门户,一旦失守,整个湘西防线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第十八军再度参战,奉命支援常德方向。

这场会战历时约两个月,整个作战过程中,中国军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常德城内,余程万率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孤军死守,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中坚持了长达十六天,最终因援军未能及时到达而失守,但随后中国军队又将常德收复。

马士弘在常德会战中随部队参与了外围的援救作战,亲眼目睹了这场战役的整个过程。

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常德之战,说那是他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役之一,部队的减员程度让人痛心。

抗战八年,马士弘几乎打遍了中部战场的每一场重要战役。

从淞沪到武汉,从石牌到常德,他的军衔随着战功一路升至少将,担任副师长职务。

他的枪口,从1937年到1945年,始终对着日本人,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一天,马士弘和无数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一样,在营地里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八年的战争,太多的人没能活到这一天。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不是和平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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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战烟火,兄弟各自走散的八年

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的冲突迅速激化。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

这对于马士弘来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处境。

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打了近十年,从排长打到少将,这条路上的每一步都是真实的。

抗战期间,他打的是日本人,立场清晰,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负担。

但内战不一样。

内战的对面,是中国人,打的是中国人的枪,死的是中国人。

更复杂的是,他的五弟马识途,就在那支队伍里。

当然,他那时候并不确切知道五弟在哪里,也不知道五弟是死是活。

马识途从1938年前后开始做地下工作,家里一直收不到他的消息。

偶尔有人辗转带来一两句话,也是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只知道人还活着,其他什么都说不清楚。

马士弘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这段往事,说自己在内战期间心里一直有一个结——他不知道对面的阵地上有没有自己的五弟,他不知道哪一颗子弹会不会落在自己最熟悉的那张脸上。

内战的进程,到了1948年下半年,已经完全明朗。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连打响,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成建制地消灭,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到了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随即解放,国民政府退往广州,随后又撤往重庆、成都。

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将领开始做出不同的选择。

有人跟着撤往台湾,有人留下来观望,有人秘密和解放军展开联络,准备起义。

马士弘那个时候,所在的部队已经随残余的国民政府力量退守四川。战局的走向,任何一个经历过抗战和内战的老军人都看得出来。

与此同时,马识途在哪里,在做什么,马士弘依然一无所知。

整整八年,这两兄弟没有任何正式的通讯往来。

马识途的地下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与家人频繁联系,暴露自己的行踪就等于暴露整个地下网络。

对于老家坪山坝的母亲而言,这个五儿子就像是被这个时代的洪流卷走了,生死未卜。

1949年11月,随着解放军大军入川,整个四川的国民党军队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残余部队被压缩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向南无路,向东无路,向北无路。

就在这个局面最紧绷的时候,关于起义的讨论,在各部队之间悄悄展开了。

【四】成都城外,一个少将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1949年12月,成都周边的形势已经极度压缩。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部分部队,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成都合围。

留在成都周边的国民党军队,总兵力还有数十万,但士气已经完全崩溃。

高级将领们私下里都清楚,凭借现有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守住成都,更不可能突围。

摆在每个将领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跟着继续撤,或者原地起义。

从11月开始,解放军就通过各种渠道,向滞留成都的国民党各部展开了密集的策反工作。

贺龙率部进川,专门负责做这方面的工作。

一些国民党将领通过秘密渠道,和解放军方面建立了联系。

马士弘所在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同样接收到了各方面的信号。

12月25日,罗广文率国民党军队第十五兵团,在川西安德正式宣布起义。

这支部队的起义,打破了成都城内残余国民党力量最后的心理防线,也成为促使更多部队跟进的重要节点。

在此前后,马士弘随所在部队完成了起义的全部程序。

起义通电发出的那一刻,这个在战场上见过无数生死的老兵,据他自己后来的描述,心里并没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沉重。

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了近十五年,从黄埔军校的校门走出来,一路走到少将,无论如何,这段历史他带到哪里都抹不掉。

1950年1月2日,马士弘随起义将领队伍,进入成都接受解放军的正式接待。

带路的人把他们引进了解放军司令部的大厅。贺龙端坐正中,两侧是各位解放军干部,气氛庄重而肃整。

马士弘跟着队伍迈进门槛,目光本能地扫向室内——

然后,他愣住了。

贺龙侧旁坐着的那个人,那张脸,那个轮廓,那双从小就认识的眼睛……

而当马士弘张口,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对面那个人同样愣在了原地,两个人就那样对视着,整个大厅里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一刻的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