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十二岁，小雅八岁。那年秋天，我爸把梅姨和小雅领进了这个家。我妈因病去世得早，我爸一个大男人在厂里倒班，根本顾不上我，我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梅姨是隔壁县逃荒过来的，男人出了意外，她带着女儿艰难讨生活。经人介绍，两人搭了伙。
我至今记得小雅第一次进门时的样子，她躲在梅姨身后，紧紧揪着梅姨的衣角，怯生生地看着我，像一只受惊的小猫。梅姨则搓着粗糙的手，局促地对我笑，说：“涛子，以后姨给你做饭。”
那时的我正值叛逆期，对这个突然闯入的女人和女孩充满了敌意。我觉得她们抢走了我爸，霸占了我妈的位置。我拒绝叫梅姨“妈”，也不准小雅碰我的东西。小雅很懂事，或者说很卑微，她总是躲着我，吃饭时只敢夹面前的咸菜，帮着梅姨扫地、洗碗，从来不大声说话。
梅姨是个极其沉默但异常勤劳的女人，她用糊火柴盒、给人缝补衣服挣来的微薄收入，贴补家用。她把我妈生前留下的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收好，从不僭越半步。冬天的早晨，她总是第一个起床，把炉子生得旺旺的，把我的棉鞋烤热。我知道她是在讨好我，但我那时不懂得感激，只觉得理所当然。
1992年那一年，我爸在厂里出了事故，没抢救过来，走了。顶梁柱塌了，天也塌了。
亲戚们在葬礼后私下议论，说梅姨肯定会带着厂里赔的那笔抚恤金，领着她亲生女儿改嫁，留下我这个半大拖油瓶自生自灭。我也这么以为。那天夜里，我偷偷藏了一把菜刀在枕头底下，心想她要是敢拿走我爸的卖命钱，我就跟她拼了。
可是梅姨没有走，她把那笔钱分文不动地存进了银行，把存折交到我手里，红着眼睛说：“涛子，这是你爸留给你的老婆本和学费，姨一分都不动。你爸人好，收留了我们娘俩，现在他不在了，姨把你拉扯大。”
从那天起，梅姨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她在菜市场租了个小摊卖早点。每天凌晨三点，院子里就响起她和面、剁馅的声音。小雅也变了，她不再只是个躲在母亲身后的小女孩。她帮着出摊，帮着算账，冷天里手冻得全是冻疮，却从来没喊过一句苦。
我考上中专那年，学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梅姨不仅拿出了早点摊的积蓄，还去卖了两次血。这些事，是后来小雅偷偷告诉我的。小雅那时刚上初中，她为了省下两毛钱的公交车费，每天步行四十分钟去学校，鞋底磨穿了就垫一块硬纸板。
那些年，我们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像三棵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树，只能把根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互相汲取微弱的温暖，才能不被连根拔起。
1995年8月的时候梅姨查出了胃癌，晚期。
为了治病，家里的积蓄很快见了底。我刚中专毕业分配到厂里，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支付昂贵的医药费。梅姨疼得在床上打滚时，死活不肯再去医院，她把药片藏在枕头底下，骗我们说吃过了。
“别治了，姨这病是个无底洞。”她拉着我的手，瘦脱相的脸上满是愧疚，“涛子，姨对不住你，没能看着你成家。这几年，苦了你了。”
她转头看向在床边哭成泪人的小雅，严厉地说：“小雅，妈走后，你要懂事。你哥没义务养你，你要自己立起来，出去打工，别拖累你哥，听见没有！”
小雅拼命地点头，哭得喘不过气来。
我知道，梅姨是不想让小雅成为我的负担。在这个传统观念极深的年代，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确实是个尴尬的存在。梅姨用她最后的一点力气，替我扫清了未来的障碍，却也残忍地斩断了小雅在这个世上最后的根。
一个月后，梅姨咽了气。直到临终，她也没有开口让我照顾小雅。这是她的善良，也是她的决绝。
梅姨的后事刚办完后，亲戚邻居们帮着收拾了院子，宽慰了我几句，便各自散去了。原本因为办丧事而显得拥挤喧闹的屋子，突然间空荡得让人害怕。我坐在堂屋的旧木椅上，看着八仙桌上梅姨的黑白遗照。照片里的她笑得有些拘谨，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那是她生前唯一一张稍微正式点的照片。
过了一会儿，里屋传来一阵轻微的窸窣声。那是拉链拉动的声音，还有塑料袋揉搓的动静。
我站起身，走到里屋门口。昏暗的光线下，我十七岁的继妹小雅正蹲在地上。她面前是一个那个年代常见的红白蓝相间的编织袋，她正把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两本高中课本，还有一双底子快磨平的旧球鞋往袋子里塞。她的动作很轻，也很急促，像是在害怕惊动什么，又像是急于逃离。
“你干什么？”我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干哑。
小雅的肩膀明显僵了一下。她没有回头，只是低着头继续把最后几样零碎的东西塞进包里，然后费力地拉上编织袋的拉链。
“哥，”她叫了我一声，声音很轻，带着浓浓的鼻音，“我把屋子腾出来，下午我就走。”
“去哪儿？”我往前迈了一步，盯着她单薄的背影。
“南下，去深圳。”她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尘，转过身不敢看我的眼睛，“桂花姐说那边电子厂招女工，管吃管住，一个月能挣好几百。我昨天跟她联系好了，跟她一起坐下午四点的绿皮火车走。”
她说着，弯腰去提那个沉重的编织袋。就在她的手刚攥住提手的瞬间，我猛地跨过去，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