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腊月初八，天寒地冻，村里的土路上冻得硬邦邦的。我穿着件借来的半新不旧的军大衣，胸前别着朵用红皱纹纸扎的粗糙假花，站在冷风里迎亲。没有像样的车队，只有一辆借来的手扶拖拉机，车斗里铺着一床崭新的红花被面。
看热闹的村民围了一圈又一圈，但没人敢大声起哄，连窃窃私语都压得很低。他们看我的眼神，多半带着点看笑话的意味，还有几分同情。因为我要娶的女人叫林霜，是我们这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女村霸”。
村里人都怕她，叫她女村霸，但他们好像都忘了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三年多前，林霜十九岁的时候，她爹在去镇上卖粮的路上，开着拖拉机翻进了沟里，人当场就没了。她娘是个常年吃药的病秧子，右眼还有点残疾。家里顶梁柱一倒，那群平时不走动的亲戚就像闻见血腥味的秃鹫一样扑了过来。
她大伯和三叔打着帮孤儿寡母料理后事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霸占她家那几亩上好的水浇地，甚至连肇事司机赔的那点抚恤金都想强行瓜分。村里一些老光棍和二流子，看她家没个男人，半夜三更常常去敲她家的门，趴在墙头往院子里扔石头说荤话。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农村，一个家里没有成年男人的孤女和病母，就像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
那天，她大伯带着几个人强行要把她家的粮食拉走抵所谓的“借款”。林霜被逼到了绝路。她没有哭着求饶，而是冲进灶房，拎出了一把剁骨头的大砍刀。
她红着眼睛，一刀砍在大伯坐着的长条板凳上，木头应声劈裂。她指着那群亲戚，破口大骂，说谁今天敢动这院子里的一根草，她就先砍死谁，然后再抹脖子，拉着大家一起下地狱。
那股子不要命的疯劲儿，把那群欺软怕硬的亲戚彻底镇住了，从此再也没敢上门。
从那天起，林霜就变了。她说话嗓门比男人还大，下地干活总是随身别着一把镰刀。遇到村里哪个男人敢调戏她，她敢追着人家骂上半条街，甚至抄起土块就砸。
渐渐地，村里再也没人敢惹她，“女村霸”的名号也就叫响了。女人嫌她泼辣不守妇道，男人怕她发疯不要命。到了二十二岁，在农村早该是几个孩子妈的年纪，硬是没有一个媒人敢踏进她家的门。
而我，是个外来户。我爹是个走村串巷的木匠，带着我落户在这村里。我十六岁那年我爹病死了，给我留下了两间漏雨的土坯房和一箱子木工工具。我老实、木讷、穷，除了会打几件家具，在这个讲究宗族势力的村子里，我连大声说话的底气都没有。
我之所以敢娶林霜，是因为一年前的一个黄昏。
那天下了很大的暴雨，我去后山砍木料回来，路过林霜家的自留地。我看到她一个人在泥泞的地里抢收快被水淹的玉米。她摔了一跤，浑身是泥，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躲在树后，看到那个平时凶神恶煞的女村霸，坐在泥水里，捂着脸嚎啕大哭，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但当远远有村民走近时，她立刻抹干眼泪，抓起镰刀，站得笔直，又恢复了那副生人勿近的模样。
那一刻我就知道，她身上所有的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她娘长出来的硬壳。那壳里面，是一大把辛酸的血泪。
我托了村里的五保户王奶奶去说媒。林霜只提了一个条件：要招赘，或者男方必须帮她一起照顾她娘，且不能要嫁妆，她还要我把存的买木料的三百块钱给她娘看病，我都一一答应了。
拖拉机停在林霜家那扇破旧的木门前，门开了，林霜没有盖红盖头，也没有像其他新娘子那样由伴娘搀扶着扭捏作态。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确良罩衣，头发梳得溜光，一双眼睛冷厉地扫过围观的人群。
原本还在交头接耳的几个闲汉，被她这一眼扫过去，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脖子。她自己拎着两个红布包袱，大步流星地跨出院门，踩着拖拉机的轮胎，动作麻利地翻进了车斗，然后盘腿往红被面上一坐，冲我扬了扬下巴：“走啊，还愣着干什么？”
我就这样把林霜娶回了家。
那天的喜宴办得很敷衍，村里人来吃席，放下份子钱，匆匆扒拉几口饭菜就借故溜了。谁都怕喝多了在这院里闹出点什么动静，惹毛了林霜，那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不到晚上八点，院子里就冷清了下来，只剩下满地的鞭炮纸屑和几张油腻腻的空桌子。
我收拾完院子，打了一盆热水，推开了贴着双喜字的东屋木门。屋子里点着一盏昏暗的十五瓦白炽灯，林霜连外衣都没脱，笔直地坐在床沿上。她没看我，视线盯着地面，但整个人紧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我把热水盆放在木架子上，搓了搓冻僵的手，刚往前迈了一步，想问她泡不泡脚。
林霜猛地抬起头，那双眼睛在灯泡的暗光下像狼一样警惕。她右手飞快地探到枕头底下，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剪刀，刀尖不偏不倚地指着我的方向，声音冷得像窗外的冰碴子：“陈平，你今晚敢碰我下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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