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冬天特别冷，雪下得没过脚脖子。腊月初八那天，伴着几声并不响亮的鞭炮，我把陈秀梅娶回了家。

那天来喝喜酒的乡亲们，脸上都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敬酒的时候，我甚至能听见几个婶子在墙角嗑着瓜子交头接耳，声音不大，却刚好能飘进我的耳朵里。她们说，建国这孩子真是鬼迷心窍了，娶谁不好，非要娶邻村那个出了名的“懒丫头”，以后这日子怕是要喝西北风。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农村，衡量一个女人好不好的标准非常单一：能不能生孩子，以及能不能干活。秀梅长得好看，身段匀称，皮肤白净，但这恰恰成了她“懒”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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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觉得，一个农家姑娘，手心没有厚茧，脸庞没有被太阳晒得粗糙发黑，那就是没有吃苦耐劳的品格。事实上，秀梅在娘家确实很少下地，她宁愿在屋里踩半天旧缝纫机，也不愿意去麦地里拔一上午草。

我父母一开始对这门亲事原本是一百个不愿意，我爹抽了半宿的旱烟，叹着气说，咱家这几亩薄田，供不起一尊菩萨，但我铁了心要娶她。

原因是那年夏天我去邻村亲戚家帮忙盖房子，手被生锈的铁钉划了一道大口子，血流不止。旁边的人都忙着找破布给我包扎，只有路过的秀梅跑回家，拿来了一瓶紫药水和干净的纱布，一边给我包扎，一边轻声嘱咐我别碰水。那一刻，我就觉得这姑娘心细、心善，哪怕她一辈子不下地，我林建国多出点汗，也能养活她。

开春后，地里的活计重了起来。翻地、播种、施肥，全家老小恨不得长在田里。我娘天不亮就在院子里弄得锅碗瓢盆叮当响，那是无声的催促。可秀梅屋里的灯依然没亮。直到日头升起老高，她才打着哈欠起来，用温水洗脸，还在脸上抹一层香喷喷的雪花膏。

后来我娘终于忍不住了，站在院子里指桑骂槐，说家里的老黄牛都知道天亮了要下地，有的人却以为自己是地主家的少奶奶。我夹在中间，心里像吞了块石头一样憋闷。

那天中午，我顶着大太阳从地里回来，满身泥水，又累又饿。推开门，看见秀梅正坐在门槛上，用碎布头缝着什么东西，锅里只温着几块剩红薯。

我的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一把夺过她手里的碎布扔在地上，吼道：“你就算不下地，好歹把热饭做上啊！全家都在地里拼命，你就在这捣鼓这些没用的东西，这日子还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