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里，孟加拉国和尼泊尔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并由此产生新政府。在孟加拉国，青年主导的抗议推翻了长期执政的总理，随后成立临时政府并举行选举。尼泊尔也经历了由“Z世代”推动的抗议和政府快速更迭，最终巴伦德拉·沙阿当选总理。
两国还有另一个显著相似之处。新政府上台后，都迅速将一项前任政府一再推迟的决定列为优先事项：是否按原定计划在2026年11月脱离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地位。
目前，达卡和加德满都都选择暂缓。孟加拉国已正式请求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将其准备期延长至2029年11月，理由包括政治动荡、宏观经济脆弱，以及预计每年将损失175亿美元出口收入。尼泊尔随后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已建议两国均延长3年，但最终仍需联合国大会批准。
有些分析人士可能会把这一请求视为犹豫不决。但更准确的表述是，这是两国坦率承认其中利害关系重大。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意味着失去免税市场准入和优惠融资，这会给本已脆弱的经济体带来沉重压力。尤其是在当下，全球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贫穷国家依靠工业化实现增长，而这种模式曾推动东亚崛起。
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已确认，两国都符合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正式标准。孟加拉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899美元，超过门槛一倍以上；尼泊尔为1404美元，也明显高于其适用标准。两国在人力资产方面持续改善，经济脆弱性也有所下降，这些进步都是真实存在的。
但门槛衡量的是过去，脱离地位考验的却是当下的韧性。两国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生产能力指数上都只有约40分，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为47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最不发达国家”待遇带来的优惠，两国都难以在不经历痛苦调整的前提下承受冲击。
事实上，时机几乎不能更糟。红海和中东地区供应链受扰，推高了运输成本；全球利率高企，又进一步加重压力。过去40年里，“最不发达国家”地位一直像一道保护屏障，提供优惠关税、接近零利率的贷款和技术援助。按理说，脱离这一地位应意味着一个国家已经克服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具备在全球经济中持续发展的生产能力。但在今天，它更多意味着暴露在风险之中。
此前已有8个国家完成脱离，分别是1994年的博茨瓦纳、2007年的佛得角、2011年的马尔代夫、2014年的萨摩亚、2017年的赤道几内亚、2020年的瓦努阿图、2023年的不丹和2024年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它们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参照。到脱离时，这些国家都已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建立财政缓冲，或在优惠消失前谈妥明确的过渡安排。
博茨瓦纳利用钻石收入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并打造出较有公信力的制度；佛得角通过积极外交争取到继续获得优惠融资；不丹则是在持续7.5%增长和接近全民医疗覆盖的背景下完成脱离。更重要的是，这8个国家完成转型时，全球环境总体较为宽松。相比之下，孟加拉国和尼泊尔面对的外部条件要严峻得多。
发达经济体推动产业回流并实施工业补贴，正在压缩依靠劳动密集型出口实现增长的空间。孟加拉国是全球第二大服装出口国，服装业约占其商品出口的80%。仅失去欧盟免税准入一项，就可能让该国损失数十亿美元。
尼泊尔是内陆国家，贸易运输依赖印度。在当前碎片化的贸易格局下，它已不具备越南式制造业发展的现实路径。长期就业不足已迫使大量劳动力出国，这也使本国经济失去了曾推动工业扩张的内部“边做边学”过程。韩国和东亚部分经济体实现工业化时，全球市场开放、资本成本低。
相关成本是可以量化的。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如果准备不足，尼泊尔未来5年可能损失约132000个就业岗位，并减少近10亿美元产出。即便是高附加值的小众出口，也暴露出该国仍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尼泊尔蓬勃发展的狗咬胶产业——即“楚尔皮”奶酪咀嚼制品——在本财年前11个月出口额达到42.9亿尼泊尔卢比，约合2800万美元，但由于尚未达到欧盟关于口蹄疫的卫生和动物健康标准，仍无法进入利润丰厚的欧盟市场。
西亚近期地缘冲突又使海运和空运费用最高上涨至原来的3倍，进一步挤压了小规模出口商的生存空间。这些企业本就缺乏足够规模，难以消化结构性冲击。
两国都没有切实落实其“平稳过渡战略”中提出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基础设施投资安排。所谓“平稳过渡战略”，是每个即将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国家为应对优惠待遇消失而制定的路线图。孟加拉国的战略重点本身并无问题，优先考虑了宏观经济稳定、保住贸易优惠和推动出口多元化。尼泊尔则在2024年初敲定了自己的平稳过渡战略，但迄今几乎尚未真正实施。尽管多年来口头表态不断，与美国、日本或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仍未真正启动。
这次3年延期，为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争取到了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间。但结构转型要求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同步推进，而这恰恰发生在大国竞争压倒传统发展合作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印度和其他重要参与方之间的三角外交，既是机会，也是约束。
尼泊尔经济在结构上与印度紧密相连，开放边界和过境通道承载了其大部分贸易。美国则通过“千年挑战公司”协议提供融资，但前提是政治稳定并满足人权方面的标准。
孟加拉国面临着类似的平衡。印度在贸易和水安全方面仍不可或缺，另一方则提供基础设施融资和军事装备。美国虽然时常批评孟加拉国的劳工和治理标准，但却是其成衣出口的决定性市场。2026年第一季度，孟加拉国甚至在美国服装市场上超过另一主要出口国，出口额为20.4亿美元，而后者为17亿美元。在新政府重新校准外交政策后，这一关系还可能成为技术和投资来源。
这种经济现实引发了密集的地缘经济对冲。达卡加强了与这三个大国的外交接触。外交部长哈利勒尔·拉赫曼4月访问新德里、5月出访一国，讨论水资源合作；印度外交秘书维克拉姆·米斯里也前往达卡，显示印方也在努力重塑双边关系。加德满都同样迎来一波高级别外交活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萨拉·罗杰斯和美国南亚及中亚问题特使塞尔焦·戈尔到访，探讨经济联系；某政党代表团则前往加德满都，评估这个由青年力量推动的新政治格局。
在尼泊尔，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对“发展外交”的日益重视上。国民独立党主席拉比·拉米查内和外交部长希希尔·卡纳尔都释放出信号，表示将淡化传统的“亲印”或“反印”姿态，转而聚焦长期经济联通，借鉴印度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并扩大双边水电合作。
这种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外交，在博克拉举行的第十三次尼印联合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取得了一个显著成果。双方同意通过达尔凯巴尔—黑陶达—伊纳鲁瓦输电走廊，将跨境输电总能力从1100兆瓦提高到1650兆瓦。该协议有助于尼泊尔实现10000兆瓦电力出口目标，并包括通过合资特殊目的公司加快建设更多输电线路的计划。
不过，这一势头仍然脆弱，随时可能因悬而未决的边界争议而受挫。一个典型例子是，新德里绕过加德满都，宣布经由利普列克山口恢复神圣的冈仁波齐—玛旁雍错朝圣路线。尼泊尔外交部随后直接提出外交抗议，指出该路线穿越尼泊尔依据2020年宪法地图所主张的领土。当更大的邻国在存在争议的三国交界地区单方面协调贸易和朝圣通道时，就有可能固化现状，并削弱长期发展合作。
孟加拉国也在走类似的钢丝，只不过敏感点从山口变成了水安全。由于对印度多年来迟迟未能就正式分水协议采取行动感到失望，达卡转而寻求外部的工程能力和资金，推进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提斯塔河综合管理项目。但该项目靠近印度高度敏感的西里古里走廊，也就是所谓的“鸡脖子地带”，因此在新德里引发了强烈的国家安全担忧。在尼泊尔和孟加拉国，本应服务于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往往都被简化成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棋子。
这些外交访问是积极信号，但只有在带来具体成果时，才会对“最不发达国家”地位过渡真正产生意义。这些成果包括延长免税准入、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混合融资安排，或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没有这些切实结果，外交活动就只是表演，而不是战略对冲工具。大国竞争越激烈，小国越拥有谈判筹码。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必须在延期窗口关闭前，把这种筹码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过渡支持。
两国眼下的国内优先事项同样紧迫。尼泊尔必须提高资本预算执行效率，并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灰名单中退出，以恢复投资者信心。
孟加拉国则必须稳定宏观经济，重建制度信任。成功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清晰教训：那些在失去这一地位前就强化制度、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并谈妥明确过渡方案的国家，更有能力应对转型。反之，则可能长期陷于低收入地位与真正中等收入活力之间的停滞状态。
考虑到近期动荡和结构性约束，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寻求延期的决定是站得住脚的。但额外这3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加德满都和达卡必须把它视为行动承诺，而不是继续拖延现实考验的许可。两国未来将进入的世界，不太可能变得更加宽容。问题在于，它们会不会利用这段窗口期建立所需的韧性和地缘经济筹码，还是只是把优惠待遇消失与准备不足正面相撞的时刻再往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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