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印度人的规矩。”阿米尔把合同推回来，手指在“先验货后付款”几个字上敲了敲。
我手心全是汗。
六十多万吨大米，总值十几个亿。货到了印度保税仓，他拖个一年半载不给钱，我们一点办法没有。
我扭头看曾董。
他正端着那杯茉莉花茶，慢慢吹着热气。
“行，没问题。”
阿米尔笑了。
他不知道自己笑早了。
因为就在他说“规矩”这两个字的时候，曾董放在桌上的手机亮了。
屏幕上只有三个字：“开始了。”
01
我叫蔡友军，在我们省城的水稻集团干外贸主管，一干就是十五年。
我们公司不算大，但在大米出口这行，也算有点名气。
董事长曾广泽，五十八岁，白手起家，从一个小作坊干到年产值几十亿。
他这个人，平时不怎么说话，开会的时候多半都是听别人说，偶尔点个头，嗯一声。
但你得留神——他嗯完了，底下就该有人倒霉了。
去年秋天，公司来了个大客户。
阿米尔·汗，印度那边数得上号的大米贸易商，手底下三条船，在东南亚做了十几年生意。
消息是省商务局一个老朋友牵的线，说阿米尔最近在找中国供应商，单子不小，让咱们争取一下。
我到机场接的人。
说实话，第一眼看到阿米尔，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这个人四十八九岁，中等个头，穿着一件白色亚麻衬衫，金表、金戒指，从头到脚都是“我有钱”三个字。
他身后跟着两个手下，一个秘书，一个律师。
握手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我的名片，随手塞进口袋，连个正眼都没给我。
我心里不太舒服，但生意场上这种事见多了，也就忍了。
接风宴安排在省城最好的酒店。
曾董亲自作陪，孙厂长和我爸也来了。
我爸叫蔡建邦，是公司质检科的老员工，干了大半辈子，一辈子没出过国，但技术这块没人比得过他。
酒过三巡，阿米尔开始谈正事。
“蔡先生，”他端着酒杯，跷着二郎腿，“我这次来中国，是带着诚意的。六十万吨大米，按现在的行情，你不吃亏。”
曾广泽端着茶杯，点了点头。
“但我有个条件。”
他放下酒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合同，推到我面前。
我拿起来一看，脸就沉了。
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甲方（我方）负责将货物运至印度孟买保税仓库，经乙方（阿米尔方）验货确认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后，乙方在三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全款。
说人话就是：货先交给他，他说合格了才给钱。
我们这边风险大得没边了。
“阿米尔先生，这个付款方式在国际贸易里不常见。”我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一般我们都是信用证结汇，或者货到付款，验货后付尾款我们可以商量，但全款都等验货后……”
“你们中国的大米，我没合作过。”阿米尔打断我，手指敲着桌面，“我得看了质量再付钱，这很合理。我们印度人做生意，讲究信任。你们的东西好，我一分钱不会少。”
这话听着好听，但实际上是软刀子。
货到了他手里，他挑个刺说“不合格”，我们就得打折处理。或者干脆拖着不给钱，我们打跨国官司？成本比货款还高。
我正要反驳，曾广泽开口了。
我愣住了。
孙厂长愣住了。
我爸端着酒杯，手停在半空中。
“但是阿米尔先生，”曾广泽放下茶杯，笑眯眯地看着他，“六十万吨，你得亲自看。后天早上，我让你看货。”
阿米尔眼珠子转了转，嘴角勾起来：“好，曾董事长爽快。”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天晚上，我送曾广泽回家，一路上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说，但他靠在车后座上闭着眼，我也没法开口。
到了他家楼下，他才跟我说了一句：“友军，给孙厂长打电话，让他现在就去公司。”
“现在？”我看了一眼手表，都快十一点了。
“现在。”他睁开眼，“咱们今晚就开始装船。”
“装船？可货还没调齐啊？12个分厂——”
“够了。”他拉开车门，回头看了我一眼，“友军，你知道做生意跟打仗有什么不同吗？”
我摇头。
“打仗是你瞄准了再开枪。做生意不一样，你得先开枪，再瞄准。”
车门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
02
那晚的电话，打到凌晨两点。
孙厂长接到我的电话时，正在家里看新闻联播重播。
他七十二了，退休后被返聘回来，一直管着厂里的生产调度。
这个人有个特点：从来不问“为什么”，只问“什么”。
“孙厂长，董事长说了，今晚装船，明天一早8艘货轮必须到港。”
“哪8艘？”他的声音不紧不慢。
“我们的船，加上租的，有多少调多少。”
“货呢？”
“12个分厂的库存，全部调过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说了一个字：“行。”
十二个分厂，分布在省内六个地市，最远的一个离省城三百多公里。
孙厂长一个一个打电话，每个电话都不超过三十秒，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接电话，别问，装车。”
那天晚上，整个公司像是在打仗。
我带着外贸部几个小伙子跑去码头，远远就看到孙厂长已经站在那儿了，穿着一件军大衣，手里拿着对讲机。
我爸也在，穿着质检科那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蹲在集装箱边上，手里拿个手电筒。
“爸，你怎么来了？”
“你孙叔叫的。”他头都没抬，“来都来了，帮我把这些米袋子编号。”
码头上的风又冷又大，吹得人耳朵疼。
凌晨一点多，第一辆大货车到了。
凌晨三点，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十二个分厂的货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码头，车灯在黑夜中排成了一条长龙。
我们公司的自有货轮只有三艘，剩下五艘是连夜租的。
孙厂长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人脉，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年轻时当过海军，跟航运系统的人熟得很。
凌晨五点左右，东方刚泛起鱼肚白，8艘万吨货轮已经在码头一字排开了。
我站在码头上，看着那8艘大船，心里还是懵的。
一夜之间，我们把所有家底都亮出来了。
可这到底是为什么？
曾广泽从来不干没把握的事。
他答应了阿米尔的条件，肯定有他的打算。
可我的脑袋怎么想也想不通。
货到了印度，人家不给钱，我们还能怎么办？
去印度打官司？
那成本够我们喝一壶的。
天亮的时候，曾广泽来了。
他穿着那双千层底布鞋，披着一件旧外套，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热豆浆。
看到码头上的阵势，他点点头，也没说什么，找了个集装箱坐下来喝豆浆。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曾董，货都装好了。”
“嗯。”
“明天阿米尔来看货，然后呢？”
他看了我一眼：“让他看呗。”
“看完了呢？签了合同，货发到印度……”
“那就发呗。”
“钱呢？”
他笑了：“他会给的。”
“凭什么？”
他喝完最后一口豆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凭他还要在这行混。”
03
第二天早上八点，阿米尔的车到了码头。
他从奔驰车里下来，第一眼看到那8艘货轮的时候，脚下一个趔趄。
他身后那两个人也傻眼了。
8艘万吨货轮，整齐地停靠在码头上，船身上的“中国造”三个字在阳光下泛着光。
“这……”阿米尔看着我，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我忍着没笑，做了个“请”的手势：“阿米尔先生，请开始验货吧。”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汗。
他本来以为我们拿不出那么多货，想用“货不够”的条件为难我们。没想到我们连夜把家底全搬出来了。
但阿米尔毕竟是老江湖，很快稳住了。他朝其中一艘船指了指：“从这艘开始。”
我爸从旁边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铁皮文件夹，打开后里面是一张张编号表。
“第一艘船，一号到三十号货舱，每舱一千吨。”他把表格递给阿米尔的秘书，“请随便挑。”
阿米尔让人从第一号货舱随机抽了三袋大米，用验货工具割开袋子，掏出一把米放在掌心。
他愣住了。
那米粒晶莹剔透，没有一粒碎米，没有一粒杂色。
我爸蹲在旁边的质检标准，干了三十多年，这种挑剔眼力早已练就。我们公司的大米，如果他不点头，曾广泽都不敢发货。
阿米尔把米放下，又走到第三艘船，让人又抽了几袋。结果一样。
他走到第七艘船，又抽了几袋。还是一样。
每一袋大米的品质，都比他见过的任何印度大米要好。
阿米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不是来看货的，他是来找茬的。可我们的大米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阿米尔先生，怎么样？”曾广泽从后面走上来，手里还是那个搪瓷缸子，这回装的是茶。
阿米尔看了他一眼，嘴角抽了抽：“很好，非常好。”
“那咱们签合同？”
“签。”
那天中午，合同签了。
六十万吨，每吨两千八百块，总价十六亿八千万。货款分三批付清，第一批在货到印度保税仓后四十五天内付。这是阿米尔最后的“让步”。
签完字，阿米尔握着曾广泽的手：“曾董事长，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曾广泽笑着说：“合作愉快。”
我看着他们握手，总觉得曾广泽的笑容里藏着点什么。
但我又说不出来。
04
合同签完，第一批货二十万吨就开始装船发运了。
阿米尔回了印度，我这边负责后续的单据对接。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就是正常的国际贸易：发提单、发舱单、发装箱单。
阿米尔那边也照常回复，没有任何异常。
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曾广泽算了一笔账：光是第一批货的采购成本、运费、港杂费这些，公司已经垫进去五点几个亿。
货到印度保税仓，如果阿米尔找个理由拖着不给钱，我们这边会很被动。
我把这个担心跟郑秀芬提过。她是财务总监，四十出头，做事特别利索。账目在公司里，她管得比谁都死。
“你是说，曾董知道有风险，还偏偏要冒这个险？”郑秀芬放下笔，看着我，“可我看他不是那种人。”
“我也不觉得他是那种人，所以我奇怪。”
“那你直接问他啊。”
“我问了，他说‘他会给的’。”
“他说会就肯定会。”郑秀芬没当回事，“我跟着他干了这么多年，没见过他吃亏。”
这话我反驳不了。
我只能等着。
等第一批货运到印度，等阿米尔那边发来验收报告，等着看他到底会不会按时付钱。
但有一件事让我彻底不淡定了。
合同签完没几天，曾广泽把我爸叫进办公室，门关了很久。我爸出来的时候，脸色有点发白。我问他怎么了，他只说：“你爸要出差了。”
我问去哪。
他说：“去印度。”
当时我爸都六十多岁了。
他是质检科的老员工，干了一辈子，没出过省。
突然说要去印度，我第一反应是曾广泽怎么想的？
让我爸去印度干什么？
验货的事情不是已经做完了吗？
“董事长让你去干什么？”我追着他问。
我爸犹豫了一下，说：“他让我在印度待一段时间。说等货到了，在当地找个地方住下来，慢慢看着。”
“看着什么？”
“看着那批货。”
我当时没想明白，货都发到保税仓了，合同也签了，我爸一个老头子在印度能干什么？如果是去盯货，那也得派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吧？
但我爸这个人有个毛病，他在曾广泽手底下干了一辈子，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从不多问。既然董事长让他去，他就去。
我爸走的那天，我去机场送他。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穿西装。灰蓝色的，有点大，应该是好几年前做的。他拎着一个旧旅行包，站在机场出发大厅，整个人看上去特别局促。
“爸，到了那边，有什么事就打电话。”
“别省钱，住好一点的地方。”
“吃饭别怕花钱，那边的饭菜跟咱这不一样。”
“知道啦，你烦不烦。”他冲我摆了摆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安检口。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喉咙一紧。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印度，不是为了看着那批货。
他是去给曾广泽“摸底”的。
05
头一个月，风平浪静。
第一批货顺利到达孟买港，进了阿米尔的保税仓库。阿米尔的质检员发来一份验收报告，说大米品质合格，符合合同标准。
紧接着第二批发货。又是二十万吨。看着一切都沿着正常轨道在走。
但到了该付钱的时间，出问题了。
按照合同，第一批货的货款应该在货到保税仓后四十五天内付清。
时间到了，郑秀芬催了几次，阿米尔那边先是说“财务在审批”，又说“银行有延迟”，反正找各种理由拖着。
我跟曾广泽汇报，他正坐在办公室看报纸，听完说：“不急，再等等。”
又过了十天，还是没动静。
郑秀芬急了。
她算了一笔账，公司已经垫出去的货款加运费，加起来有十多个亿。
如果第一单的钱收不回来，连第二批货的集装箱租金都还欠着。
再拖下去，公司资金链会出问题的。
“催紧点。”曾广泽说。
我开始隔天给阿米尔那边打电话，每次都是他的秘书接，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阿米尔先生出差了。”
“阿米尔先生很忙，过几天回复。”
“财务那边还在核对。”
我气得摔了好几次电话。
更糟的事情来了。那天早上我刚到公司，前台小姑娘拿着一张国际快件跑过来：“蔡哥，从印度寄来的。”
我拆开一看，是一份正式的律师函。
阿米尔聘请的印度律师在上面写得很清楚：我方大米到港后，经检验发现碎米率超标、颗粒不饱满，不符合国际标准。
根据合同条款，阿米尔方有权提出异议，并提出索赔。
我把律师函拍在曾广泽桌上。
“曾董，他反咬一口了。”
曾广泽拿起来看了看，放下来。
“他提了两个方案，”我说，“要么打折处理，打七折；要么我们派人过去，重新验货。但如果复验结果还是不合格，他就要按合同索赔。”
“索赔多少？”
“违约金的百分之三十，大概五个亿。”
曾广泽没说话。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老孙，那封信可以发了。”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他“嗯”了一声，挂了。
我愣住了：“信？什么信？”
曾广泽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说不清的平静。
“友军，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什么事？”
“阿米尔这个人做生意，不是第一回了。他在东南亚那边，跟好几个中国供应商合作过。每次都是先正常合作两三次，等你信任了，再下大单。然后就开始找茬、拖款、索赔。”
“你……你怎么知道的？”
“你爸查的。”他看着我，“你爸在印度待了一个多月，就是为了查这个。”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阿米尔以为，没人查得到他在东南亚的底细。但咱们中国大米的同行多得很，东南亚的粮商也不少。他做过的买卖，总有人记得住。”
曾广泽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国际粮食贸易协会出的信用评估报告。”他指着上面的签名，“阿米尔·汗，过去三年，在东南亚违约三次。越南一次，泰国一次，缅甸一次。”
我拿起那份报告，手有点抖。
“你爸在印度跑了一个多月，一家一家粮商问过去。终于找到一个老员工，从阿米尔的公司离职的，手上有他违约的证据。”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
我爸。
他穿着那件不合身的西装，拎着旧旅行包，一个人跑到印度。
他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印地语，拿着翻译软件，一家一家找那些他连名字都念不出来的粮商。
“那份报告，在签合同之前就已经拿到了。”曾广泽说的很平淡，“阿米尔不守规矩，咱们也就不跟他讲规矩了。”
那天晚上，我给远在印度我爸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很久才接起来，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
“爸，你还好吗？”
“好着呢，刚吃完饭。”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那份报告……”
“哦，那个啊。”他笑了一下，“那时候你忙着谈合同，曾董让我悄悄查的。他说别告诉你，怕你紧张。”
我握着电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友军，”他在电话那头说，“咱老蔡家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可这次，爸觉得自己干了件漂亮事。”
我把电话挂了，在办公室里坐了好久。
06
曾广泽做了一件事。
他没有把那份报告直接发给阿米尔，而是让孙厂长通过印度当地一个律师，把报告复印件送到阿米尔办公室。
一共十二页。
前三页是阿米尔个人的信用评估。
中间五页记录了他在越南、泰国、缅甸的三起违约纠纷，具体到每一笔交易金额、违约日期、仲裁结果。
最后两页是他的信用评级——高风险。
附加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阿米尔先生，如果这份报告明天发到协会所有会员手里，您觉得结果会怎么样？”
阿米尔收到这份报告当天，没有任何回音。
第二天，他的秘书打来电话，说阿米尔先生想跟曾董事长谈谈。
曾广泽回了一句：“让他谈吧。但要谈，就得当面谈。我不跟电话里的人谈生意。”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摊上事了，这事不是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
阿米尔那边沉默了三天。
这三天里，公司内部的气氛很微妙。知道事情始末的人就几个：曾广泽、孙厂长、郑秀芬、我爸、还有我。
其他人不知道。
几个副总经理急得团团转。有人提议打折处理，有人提议找印度当地的商会调解，甚至有人建议起诉阿米尔。
但曾广泽不着急。
他每天照常上班，照常喝茶。有时候下午没有应酬，他还会去厂里转转，跟孙厂长聊聊天，顺便看看新买的生产线调试得怎么样。
那几天，我最怕去他办公室。
里面很安静，只有电风扇转动的嗡嗡声，还有偶尔翻动报纸的沙沙声。
那种安静让我难受。
明明公司在悬崖边上，他却像是坐在公园长椅上一样。
第三天下午，阿米尔的电话来了。
不是秘书打来的，是他本人。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中气十足了。
“曾董事长，我想我们能谈谈。”
“谈什么？”
“这件事，我们之间是有误会。”
“什么误会？”
“那份报告……”他顿了顿，“那份报告说的不是事实。”
“是吗？”曾广泽的语气很平淡，“可上面白纸黑字，有你的签名，有仲裁机构的公章。”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变得急促。
“阿米尔先生，”曾广泽的声音突然大了，“你当初找我做生意，我欢迎你。你提的条件，我都答应了。可你呢？货到了，钱不付。还反过来找我索赔。你觉得这是做生意的规矩吗？”
“我可以付钱，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那份报告，得销毁。”
曾广泽笑了：“阿米尔先生，报告上写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你真觉得，花点钱就能让我销毁一份事实？”
“那我再加钱。”
“你加多少钱，也买不走我做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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