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外长会议上，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出的新信号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长期被视为对华鹰派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后罕见强调保持沟通、避免误判，其表态为何出现变化？这是特朗普政府外交策略的阶段性调整，还是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趋于务实？
与此同时，围绕南海、中印关系以及日本外交的一系列新动向，也折射出亚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美国为何一边释放缓和信号、一边继续在南海问题上施压？中印关系是否迎来改善契机？日本又为何不断试图借地区热点提升自身存在感？
本期《两岸圆桌派》邀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高志凯、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围绕东盟外长会议释放的外交信号，深入解读中美关系的新变化、亚太战略博弈的新趋势，以及地区秩序演变背后的深层逻辑。
翟翾：日前，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晤。会后，鲁比奥公开表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如果双方不能保持正常关系，将是不负责任且危险的。”他还强调，保持对话、避免误判，对于维护全球稳定至关重要。
这一表态引发了不少关注。因为在外界的印象中，鲁比奥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坛立场鲜明的对华鹰派人物，而此次不仅整体调门明显趋于缓和，也没有提及特朗普近期所谓“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等相关言论，与以往的强硬姿态形成了鲜明反差。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鲁比奥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是外交场合中的一种策略性表态，还是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已经出现了新的调整和思考？
唐湘龙：好，我认为首先要从特朗普本人的价值观，以及他对全球事务的基本立场谈起。
一般而言，在政治分析中，人们往往将特朗普归为务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代表。但无论如何概括，他最核心的逻辑其实非常明确，就是一切以利益为导向，讲究成本与收益，不会做赔本生意。
至于鲁比奥，我们在观察这个人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一点：千万不要把修辞上的变化，误认为是立场上的软化，这完全是两回事。
事实上，鲁比奥在公开表态上的措辞调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种变化并非源于他担任国务卿，而是出于配合特朗普整体外交布局的需要。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对于今年5月的北京之行表现得相当积极。从他当时的公开言论和整体状态来看，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对这次访问抱有较高期待。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国务卿的鲁比奥，也需要配合特朗普整体的外交节奏，在公开场合采取更加克制、更加缓和的表述方式。但这种修辞上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他的对华立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从政治背景来看，鲁比奥一直带有非常浓厚的美国建制派色彩，也是特朗普身边最具建制派背景的核心幕僚之一。虽然出任国务卿之后，他在涉及中美关系和中国议题时，整体表态都比较中规中矩，尽管他本人至今仍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但无论是国务院发布的对华战略评估，还是与王毅外长会晤、同中方通话，抑或是他本人公开谈及中国时，基本都保持了外交礼仪和分寸。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礼貌并不等于立场软化。外交场合的礼貌，很容易体现在措辞上的缓和，但这只是修辞上的调整，并不是立场上的改变。
这就像一个人，我们常听说“肝硬化”，却从来没听说过“肝软化”。它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同样，鲁比奥也可以看作是一位政治立场已经高度固化的政客，他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软化”。所谓的软化，基本上都是阶段性的、策略性的、技术性的调整。
换句话说，当这种阶段性、策略性、技术性的调整符合他的政治利益时，他就会选择这样做。而当前正是这样一个阶段，因为美国很快将迎来中期选举。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适度调整公开表态的方式，更符合特朗普政府整体的政治和外交需要。
第二个因素，就是中美高层互动的整体安排。
习近平主席预计将于秋天访问美国，这很可能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此同时，特朗普后续还计划再次访问中国，并参加在深圳举行的APEC峰会。我们知道，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他对于APEC这类多边机制的兴趣并不高，甚至一度表现出希望减少参与的倾向。
因此，如果今年APEC主办权不是由中国承担，特朗普很可能采取类似去年在韩国参加相关活动时的方式——专程与习近平主席会面，进行几个小时的交流，然后迅速离开，而不会长期参与APEC会议。
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中国作为东道主，APEC峰会又在深圳举行，加上中美关系调整、国内政治周期等多重因素叠加，特朗普参与此次峰会的可能性明显提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鲁比奥作为美国实际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当然需要为这些重要外交节点做好准备，包括协调中美沟通、安排高层互动。这些都是国务卿职责范围内的重要工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鲁比奥近期在对华表态上的调整，更多是服务于特朗普政府当前外交布局的现实需要，而不能简单理解为美国对华战略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三个因素，是鲁比奥本人面对当前中美竞争格局时所处的现实环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国内舆论，还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皮尤研究中心相关民调，都反映出一个变化：在一些国际比较指标中，中国的国际形象、全球信任度以及公众评价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在部分指标上超过美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于自身领导力的评价也面临一定挑战。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鲁比奥今天如果要继续单纯采取强硬姿态，对中国进行高调对抗，实际上也并不容易。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中美竞争基本格局的判断。千万不要因为鲁比奥近期语气有所缓和，就认为他的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不能认为他的“政治立场已经软化”。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鲁比奥更像是一位已经“立场固化”的政治人物。我们常听说“肝硬化”，但不会说“肝软化”，因为它是一个单向过程。同样，鲁比奥的政治立场并不存在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软化”。他现在表现出来的调整，更多是阶段性的、策略性的、技术性的变化。
当这种调整符合美国当前利益时，他就会采取更加克制的表达方式。比如此次在马尼拉期间，虽然鲁比奥仍然需要配合菲律宾方面，就相关议题发表一些立场性的言论，但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以及双方互动过程中，他至少表现出了更加谨慎、不愿意突破外交底线的态度。
这种变化，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并不是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改变，而是意味着双方在外交层级上维持了一种更加平等、更加正常的互动状态。
所以，鲁比奥现在所做的，并不是“软化”，只是让中美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外长层级以上，都维持在一个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而已。
翟翾：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鲁比奥近期的一些表态，似乎有一定的逢场作戏的感觉。
目前，不少媒体也在分析鲁比奥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他长期以来主张通过竞争甚至遏制的方式应对中国；另一方面，特朗普近年来也多次释放希望改善中美关系、推动双方高层互动的信号。
这种复杂的政策环境，也体现在一些具体议题上。例如，在伊朗问题上，鲁比奥此前曾公开肯定中国在反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运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变化？从鲁比奥近期的一系列表态来看，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形成一种更加务实的对华思路？未来，在中美竞争的大框架下，双方是否可能在一些全球性议题和热点问题上，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开展有限合作？
高志凯：关于鲁比奥国务卿近期在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国际问题上的一系列表态，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一个明显变化：他已经从过去较为极端的对华强硬立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这种变化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虽然鲁比奥现在贵为国务卿，但特朗普总统本人对于重大外交事务始终拥有主导权。特朗普对于重要外交议题有非常明确的个人判断和政策取向，因此，作为国务卿的鲁比奥，更多承担的是执行特朗普政府外交决策的角色，而不可能在重大问题上公开与总统形成对立。
第二，鲁比奥自身身份的变化也非常重要。过去，他是一名美国参议员，可以更多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角度发表强硬言论；但如今，他已经成为美国国务卿，身份和职责完全不同。
如果有人问他：“你现在对中国的态度为什么比过去温和？这是否意味着你改变了立场？”他的回答可能会是：过去我是参议员，现在我是国务卿，面对的问题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个身份转变本身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政策表达。
第三，任何一位美国国务卿，在真正负责美国外交事务之后，都必须更加现实地认识国际力量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
他会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被简单对待的重要国家。如果一味采取对抗和打压的方式，实际上既难以实现目标，也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因此，无论是因为鲁比奥需要执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因为他从参议员转变为国务卿后，所承担的职责发生变化，抑或是因为他在实际处理外交事务过程中，对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些因素都会促使他的表态更加务实。
特朗普本人其实也越来越清楚，单纯依靠强硬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最终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这也会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如何处理与大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鲁比奥现在的变化，与其说是个人立场的彻底转变，不如说是在现实政治和外交职责约束下，做出的政策调整。
鲁比奥对中国政策的看法，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纽约时报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当前面临的一系列外部和内部压力。
首先，乌克兰问题已经持续消耗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大量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希望至少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避免在全球范围内同时面对更多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存在潜在风险。比如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投资泡沫，如果未来出现破裂，甚至引发新的金融危机，美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我的一个判断是，如果美国未来再次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真正有能力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的国家并不多，而中国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中国就曾通过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能力，为全球经济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无论是鲁比奥国务卿，还是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团队，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都要保留一定的战略空间。这并不是说双方关系会发生根本转变，而是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美国需要避免把所有选择都堵死。
所以，我们看到鲁比奥近期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表现得更加谨慎、更加务实。一方面，他需要执行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关系的整体判断；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基于现实力量对比，重新评估如何处理中美关系。
当然，未来如果鲁比奥再次竞选总统，他是否会重新展现过去更强硬的政治立场，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就目前作为国务卿的鲁比奥而言，他呈现出的，是一个受到外交职责和现实政治约束后的、更为客观的形象。
翟翾：高老师，我想进一步请教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更加务实的趋势，是否可以说是现在美国的整体国力已经不容许它再这么嚣张跋扈了，它必须面对自己内政非常多的问题。换句话说，美国是否是在认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接受过去的施压方式、同时自身国力有所削弱的情况下，不得不重新回归务实的外交路线？
高志凯：我认为，务实其实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像特朗普总统这样的政治人物是否缺乏足够的务实精神，或者一些反华仇华敌华的政客不知好歹，推动一些错误的政策，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自朝鲜战争（中国称为抗美援朝）之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他们希望在竞争中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会避免过度激怒中国，因为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再次陷入大规模的陆地战争。因此，无论两国关系如何变化，美国在对华政策中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克制与现实主义考量。
最近来看，由于中国造船能力的大幅提升，美国也不愿意与中国陷入一场海上军事竞争，更不希望爆发直接的海军冲突。在空中力量方面，情况同样如此。中国近年来持续推进先进航空技术的发展，而美国的下一代战机项目仍处于研发阶段，双方在军事技术领域的竞争态势正在发生变化。此外，中国在导弹技术、反隐身能力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使美国在制定对华军事战略时必须更加谨慎。
从隐身轰炸机、远程打击能力等多个维度来看，美国目前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任何形式的战争。至于核战争，更是双方都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核冲突最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因此，我一直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一种避免冲突、寻求和平共存的现实基础，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和平”。
我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希望鲁比奥国务卿也能够听明白高志凯的意思，中美之间不能打仗，不是中国弱、不想打，也不是因为中国怕这个仗，而是因为一旦中美发生战争，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所以中美之间只有一条正道，那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平”。尽管美国依然强大，创新力也还在，但其国力已今非昔比，如今更缺乏能够有效扭转颓势的强有力手段。
很多人认为，美国凭借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未来一定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完全准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目前推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很大程度上仍然以闭源模式为主。我在国际上一直说：“人工智能闭源必败，人工智能开源必胜。”因此，现在美国内部实际上也存在一定分歧：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究竟应该坚持闭源路线，还是进一步推动开源生态建设？
2023年11月7日，参观者在乌镇互联网医院体验智能一体机，并与医生进行视频连线。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 摄
另一方面，美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所谓“Physical AI”（具身智能），也就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实体领域，例如机器人、无人机等，这代表着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进一步走向现实产业。
但当人工智能进一步走向实体产业时，中国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因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体系，这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基础。我目前人在舟山，看到的就是中国产业力量向海洋领域的延伸，也能够明显感受到中国制造业与海洋产业发展的活力。
中国现在发电量世界第一，是美国的2.5倍，工业用电量是美国的6倍。与此同时，中国还计划进一步提升发电能力，未来发电能力还要翻一番。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是能源生产能力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是能源传输能力的不断增强。无论是高压输电，还是海底输电，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美国在评估未来竞争格局时，必须认真掂量中国这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力量。而且，中国经济规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美国的135%；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也仅次于美国。
但是我一直认为，虽然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约是6.8比1，但人民币升值到6.3比1，在2026年、2027年实现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假以时日，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并可能远远超过美国。马斯克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规模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美国的两倍。我认为，他提出这一判断，应该是经过自身思考和计算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有一位领导人曾经说过，他们发现特朗普总统是懂礼貌的，只不过特朗普总统到了中国会表现得有礼貌，到了欧洲则有所不同。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重要访问，同时他也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重要访问。因此，2026年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年份。这样的高层交往，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稳定的底线，使双边关系不至于进一步恶化。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高层沟通，我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取得更多实质性的成果。
另外，美国当前实际上也需要中国的帮助。美国一方面强调要限制与中国的联系，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能否长期持续，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美国目前面临诸多挑战，我认为，如果美国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泡沫发生破裂，可能会引发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危机。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会醒悟过来，鲁比奥国务卿也会醒悟过来，财政部长贝森特也会醒悟过来，他们环顾四周，只有中国能够救美国，这是铁打的事。
翟翾：我们顺着高老师刚才的话继续展开。实际上，目前中美两国高层似乎都在积极管控双方分歧，但在具体执行和一线处理中，不同层级的人员可能仍然存在不同的判断和考量。正如刚才唐老师提到的“肝硬化”这个比喻一样，中美关系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并不会因为短期沟通而自然软化，这个比喻确实非常传神。
我们看到，鲁比奥在此次会晤中多次强调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在南海问题上，他也提到会持续向中方提出相关关切。然而，就在此次会晤前几天，美国国务院院刊仍然发布署名文章，对中国的南海政策提出批评和指责。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采取一种“两手策略”？一方面释放缓和信号，希望保持沟通与稳定；另一方面又没有放弃传统的战略施压方式。唐老师，您如何理解美国这种一边寻求稳定、一边持续施压的做法？未来中美之间真正的核心分歧，又可能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请您分析一下。
唐湘龙：我觉得，鲁比奥作为一个国务卿，美国国务院或者说他所代表的美国外交和地缘政治立场，他讲什么，对中国来讲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特别是涉及中国的问题，无论怎么样，他都会说那一套话。
相反，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美国为什么不断把焦点放在南海问题上？因为在台海问题上，美国现在越来越使不上力，所以才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到南海。南海面积不小，占太平洋面积的4%，同时又是重要国际航道的穿越点。此外，在这个区域内，不要说过去一直被讨论的海底能源开发，还有各种矿产资源勘探，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战略吸引力。
你想，以特朗普这样一个到处“抢油”、到处“抢钱”的政府，它对资源和利益高度敏感。就像中国古语所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拥有重要的资源和价值，就可能成为别人关注甚至争夺的对象。因此，美国对南海问题持续关注，本质上反映的是其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只要美国的战略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它对中国南海政策的批评和指责就不会停止。
但是，我们需要留意两点。第一个方面，刚好今年菲律宾是东盟轮值主席国，我认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升温这个话题上有很强的操作因素。作为轮值主席国，在外长会议召开之前，你看菲律宾就表现得非常躁动：会议开始前，在仁爱礁搞一搞；会议接近结束的时候，又在黄岩岛搞一搞。
它实际上是在通过媒体传播，用一种“卖惨”的方式，让自己处于一个弱势位置。同时，也是在为鲁比奥讲话创造一个背景——让他身后有一个贴满绷带、像贴着“狗皮膏药”一样的菲律宾形象。
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针对所谓南海仲裁十周年，开始拉帮结派、重新炒作所谓规则和主张的时候，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一种虚弱。因为和十年前相比，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了。
毕竟，除了美国和菲律宾之外，东盟11个国家里面，至少有一半国家和南海问题有关。但是这11个国家里面，除了菲律宾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呼应美国关于南海仲裁案十周年的相关主张。
东盟整体的沉默，对于菲律宾来说，真的是太打脸了；对于美国来说，也同样是太打脸了。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左）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中）握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一旁观看。美联社
第二个方面，就是今天围绕所谓南海问题的各种主张。当年的南海仲裁，不仅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相关岛礁主张，也全面否定了中国的九段线。那么菲律宾要怎么说？美国又要怎么说？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他们说了什么，就一直耿耿于怀。
我一直认为，中国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来不会去指涉美国的墨西哥湾？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部署第四舰队，在墨西哥湾这样的区域长期行使自己的影响力。甚至特朗普上台之后，还直接推动将“墨西哥湾”的名称改为“美国湾”。现在你在谷歌搜索墨西哥湾，旁边甚至需要加注“美国湾”。对于自己家门口如此广阔的海洋空间，美国所行使的霸权，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甚至接近200年的时间。
那么，今天中国和菲律宾围绕菲律宾所称的仁爱礁、黄岩岛等问题产生争议。菲律宾为什么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上获得一定优势？因为菲律宾毕竟是英语国家，也是美国过去的殖民地。它使用英语，就像印度一样，在面对西方媒体、西方社会、西方舆论机构以及西方政治人物时，天然拥有沟通上的优势。
语言实际上是国际舆论中形成拉帮结派的重要因素。当语言相通的时候，菲律宾在寻求西方认同、表达自身诉求时，当然比中国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这和一个国家国力大小还不一定是最相关的。
今天菲律宾向美国“哭诉”、进行“卖惨”，美国当然会有所回应。因为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先后经历了西班牙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以及美国半个世纪左右的殖民影响。因此，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发展形态和社会特质，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亚洲化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可以称之为“拉丁亚洲”。
它在很多方面呈现出非常强的拉丁化特征，与中南美洲国家甚至没什么差别。中南美洲同样经历了西班牙数百年的殖民，以及美国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因此，菲律宾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国家特征，与中南美洲国家存在相似性。
但是，美国今天不断介入南海岛礁主权争议，不断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本质上还是因为南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腹地之一。这个战略腹地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海洋空间本身，也体现在航天发射、航空母舰基地、核潜艇基地等多个战略领域。因此，美国对南海问题持续关注，背后反映的是其对中国战略空间的关注。
美国当然希望在南海地区，以其所谓“规则”以及“自由航行”的名义，继续保留进入和介入的空间。它非常担心，如果中国和东盟国家真正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而这一准则中又明确强调排除域外国家，限制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或者进行各种具有挑衅性质的行动，那么美国在南海的活动空间就会受到很大限制。
如果这一机制真正建立起来，东盟对于南海问题的政治立场也会更加明确。因此，美国才会持续关注并介入南海议题。
但是，对于所谓岛屿问题，我最近一直在提醒大家一个现象：为什么没有人，包括菲律宾在内，也包括那些跟随菲律宾、跟随美国声援所谓南海仲裁案十周年的国家，去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参与相关行动的国家中，除了菲律宾、日本、美国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其实与南海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像立陶宛这样的国家，也要插一手、签个字、刷一下存在感。对于这些事情，中国没有必要过度在意。真正需要做的是，把问题放到更高的国际框架和国际政治史中去看。
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美国在地球上到底拥有多少岛屿？
我们读地理都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是印度尼西亚，大约拥有1.6万多个岛屿；第二大群岛国是菲律宾，大约有七八千个岛屿。但实际上，如果把美国本土两大海岸线附近的岛屿，以及美国所拥有的各种岛屿和属地计算在内，美国拥有大量岛屿资源，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岛屿数量甚至超过1.8万个。
当然，美国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两洋国家”。但实际上，它不仅横跨两洋，还在三大洋、五大洲拥有大量海外岛屿和属地。你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所谓“美属×××岛”。例如太平洋地区的关岛、大西洋地区的波多黎各，以及印度洋地区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更不用说那些通过租借、控制等方式获得使用权的海外军事据点。
那么，美国这些岛屿和属地是怎么来的？无非就是依靠长期以来的军事力量、殖民扩张以及历史占领形成的。但很少有人去质疑：为什么美国可以在距离中国海岸线并不遥远的地方拥有大量岛屿，并且在这些岛屿上不断建设军事设施、部署战略力量？
不要说关岛，很多人觉得关岛距离中国3000多公里已经很远。但是再看关岛周边的天宁岛，以及一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与美国保持高度联系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帕劳。表面上它们拥有独立主权，但在安全、军事等领域与美国存在紧密联系。很多中国游客喜欢去帕劳旅游，看到的是那里美丽的海岸线和自然风光，但它背后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关系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拥有如此众多的岛屿和海外基地，却很少有人站出来质问：美国凭什么拥有这么多岛屿？凭什么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拥有大量“美属×××”的属地，并且如此自然地在这些地方部署军事力量？
反过来看中国，在自己的近海范围内，与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存在一些历史和现实争议，本质上是邻国之间的问题。大家距离很近，出现一定程度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并不罕见。可是，美国为什么要介入？关你美国什么事？
美国今天只不过是长期处于一种被默认的位置，很少有人反过来提出质疑，所以它的话越说越顺。但我认为，中国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不能总是被动接受别人指责，而应该把问题放到更大的历史和国际政治框架中，反问一句：你有没有认真照照镜子？
美国长期不照镜子，所以它甚至忘记了自己到底是什么。
翟翾：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今天在这里不断指指点点，那你首先应该把自己的这些岛屿问题讲清楚、说明白，再来讨论别人。
接下来我们请教高老师。最近在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我们也看到王毅外长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进行了会面，而且这一次双方释放出了一些比较积极、缓和的信号。双方提到，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重要共识，包括坚持互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同时，双方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金砖国家机制以及全球南方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那么高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中印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说，这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印关系改善的新起点？请您分析一下。
高志凯：中印关系非常重要。两国各自拥有14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也都属于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另外一方面，中印之间确实存在持续了几十年、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
但是，请允许我强调一点：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不能被认为是两国关系的全部问题，它只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和印度都应该展现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尝试先搁置争议，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中印之间更加友好、更加建设性的关系。
当然，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应该怎么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能知道，1978年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几乎是平起平坐，接近1:1。有一年，印度的经济规模甚至还超过中国，人均收入也高于中国。
但是到今天，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五个印度。回顾过去48年，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印度当然也取得了发展，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印度。无论是在制造业、科学技术、体育，还是人民整体健康水平等多个方面，中国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印度。
所以，印度实际上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印度和中国经济规模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如今却变成了印度经济规模只有中国五分之一的局面？我认为，印度越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对自身发展越有利。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愿意与印度发展友好、建设性、互惠互利的关系。但关键在于，印度自身也需要改善发展环境。比如，印度的经商环境实在太差了，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有时候不是积极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吸收真正有价值的能力，而是设置过多限制，让合作方陷入困境，甚至产生“设一个圈套，让别人掉进去”的感觉。
因此，我认为，中印双方都有发展合作关系的意愿，但现实中的合作潜力仍然受到一些因素限制，因为印度目前还不完全具备推动更深层次合作所需要的一些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愿意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但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尤其是涉及我们所说的9万多平方公里藏南地区的领土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将是未来中印关系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翟翾：所以从目前来看，印度方面似乎也释放出了一些相对友善的信号。在当前整体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通过此次与王毅外长的会面，也让外界看到，印度可能希望调整对华关系，避免进一步强化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唐老师怎么看？中印关系下一步如何走？
唐湘龙：刚刚高教授讲的内容非常重要。1992年、1993年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都难以想象的阶段。一个拥有14亿人口规模的国家，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以一种“拔腿狂奔”的方式不断向前发展。
今天回头来看，当年中国和印度其实几乎处在同一个起点：人口规模接近1:1，土地面积大约3:1，当时两国人均GDP水平也相差不大，甚至接近1:1。但是到了今天，两国经济规模已经拉开了巨大差距，大约达到5:1。这个差距摆在台面上，30年前的中印关系和今天的中印关系，已经完全不同。
印度过去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都没有，现在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只能勉强建设一些基础设施。而直到今天，印度依然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投入运营的高铁。这种发展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恰恰因为这种差距越来越大，也导致了印度对中国更加深层次的焦虑。
这种焦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藏南问题。我们平常能够看到的关于藏南地区的新闻并不多，但偶尔会出现当地一些藏胞表达诉求的消息。现在你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表达的诉求是“我是中国人，我要回中国”。
这和几十年前印度经常利用西藏问题来牵制中国、包庇达赖喇嘛以及一些流亡藏人，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换句话说，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距已经被拉开，生活在印度一侧的人看到，中国西藏地区的同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自己所在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反差会形成一种非常直接的感受。
藏南地区的这些居民，与中国西藏地区在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存在相近性。因此，随着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藏南问题未来对印度来说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2024年新德里城市一角纽约时报
第二个方面，就是去年印巴空战带来的冲击。去年这场冲突对印度的影响非常大。自1962年之后，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塑造自己作为印度洋地区大国、重要国际力量的形象。长期以来，它在周边地区保持较强影响力，包括对孟加拉、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采取强势姿态，甚至曾经直接吞并锡金。
但去年印度给巴基斯坦修理了之后，让它重新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坦白讲，印度非常清楚，它面对的不仅仅是巴基斯坦，而是背后中国因素带来的影响。1962年，印度曾经在与中国的冲突中遭遇失败；而去年，它又感受到一次来自中国影响力的间接冲击。
印度当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包装这些冲突事件，但是国际社会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去年5月7日之后，印度实际上进入了一段“奇幻漂流”。所谓“奇幻漂流”，就是印度对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产生了深度的怀疑。
如果继续走传统路线，它发现自身处境越来越困难。现在美国把“印太司令部”里的“印度”都去掉了，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既然印度在这个战略框架里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那又何必继续把印度挂在这个名称里面呢？对印度而言，这多少带有一种被轻视、被羞辱的意味。
同样，在中东地区也出现类似变化。过去美国、以色列推动一些机制时，印度曾经是重要参与对象，但现在随着地区格局变化，很多安排已经不再突出印度的位置。与此同时，当沙特面临安全问题时，它选择与巴基斯坦加强军事合作，那么印度在哪里？印度的影响力显然受到挑战。
所以，去年那场印巴冲突，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几架战机、几场空战的问题。它真正影响的是印度对自身实力和国际定位的判断。印度意识到，如果冲突继续升级，自己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此，未来印度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因为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期待正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印度在西方社会中的一些负面声音也在增加。比如印度移民在部分西方国家引发的一些社会讨论，这些现象虽然并不是主流，但也反映出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正在变得更加复杂。
在某种程度上，印度正在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众人嫌”的角色。
翟翾：那我们继续请教唐老师。刚刚提到，中印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迹象。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次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王毅外长确实与印度外长苏杰生进行了会面，可是并没有与日方代表进行会晤。
但是，日本方面为什么会出现另一套叙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向记者表示，在马尼拉期间，他曾经与王毅外长互致问候，并且讨论了中日关系。
但到了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明确回应，表示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此次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与日方并没有会见安排，也没有任何简短交流。也就是说，中方直接否认了日方所对外释放的这一说法。
那么，唐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一情况？日本为什么要对外释放这样的讯号？而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面，这背后又释放出了怎样的外交讯号？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左二）、韩国外长赵显（左）和中国副外长华春莹（右）以及东盟各国外长出席东盟加三外长会议欧新社
唐湘龙：日本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日本长期以来与印度保持较密切的互动，实际上一直试图通过拉拢印度的方式来制衡中国。日本过去的一种思维逻辑是：只要是曾经与中国发生过矛盾、关系不好的国家，就可以成为日本拉拢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在印度半岛拉拢印度，在中南半岛拉拢越南。这种思维其实带有很强的情感惯性：你曾经和中国发生过冲突，那我们就可以发展关系，因为我们拥有所谓“共同的对手”。
但问题是，并不是因为一个国家和中国关系不好，就可以“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国际关系不是这么简单。
你看现在的茂木敏充，他不断在中国周边活动，与印度、菲律宾，甚至台湾地区保持互动，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日本近年来总是在中国周边这些与中国存在矛盾的陆邻国、海邻国之间不断穿梭？
归根到底，日本外交思维中最核心的对象就是中国。它所有这些行动，本质上都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当然，不只是茂木敏充，换成任何一位日本外相，恐怕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曾经对他人造成过严重伤害的群体，当看到曾经的受害者不断成长、变得强大时，内心往往会产生复杂情绪。
就像一个曾经强大的人逐渐衰弱，而过去被自己欺负的对象却越来越强大，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日本面对中国崛起时，其实存在类似的心态：既有羡慕，也有嫉妒，同时又有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我认为茂木敏充这一次关于会面的说法，是一个非常基本、甚至有些幼稚的外交错误。
我不敢说王毅外长和茂木敏充在马尼拉期间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毕竟王毅外长中文、英文、日文都很好，双方偶然交流几句话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不是经过正式安排的外交会谈，比如双方坐在正式会谈桌前，有翻译、有记录、有摄影、有官方新闻稿，那么就不应该对外宣布“双方举行会谈”。
这是基本的外交礼仪。因为不这样做不仅会给对方造成困扰，也会让对方认为你把普通交流包装成正式外交成果，这在外交上是不合适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茂木敏充面临的压力。今天日本国内，特别是在高市政权背景下，中日关系在政治层面已经陷入一定困境。
我过去在很多场合都讲过，高市内阁实际上已经错过了修补中日关系的重要时间窗口。为什么？因为从每年7月7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开始，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社会都会经历一系列与日本侵略历史相关的纪念节点。
在这样持续不断的历史记忆强化过程中，中日之间想要进行关系缓和和政治互信建设，难度会不断增加。
茂木敏充有他的外交压力。尤其是在当前环境下，美国未必真正重视日本，中国也不会轻易给予日本特殊位置。那么未来，如果到了APEC会议时期，中美俄等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参与其中，日本又处在什么位置？
APEC本来就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机制，日本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如果日本在这样的重要多边场合逐渐被边缘化，那么它在外交和地缘政治上的困境会更加明显。
所以，从茂木敏充这一次试图借助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提升存在感的做法中，我看到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外交压力，也看到了日本整体在地区格局变化中的焦虑。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