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市井烟火：港城的贫富与悲欢
一、朝阳街：十里洋场的北国缩影
1920年代的烟台，有一条街被称为“北方的十里洋场”。
朝阳街，始建于1872年，南起北马路，北至海岸街，全长不过四百米。可就是这短短四百米，浓缩了烟台开埠六十年的全部繁华。德式建筑、俄式建筑、北欧式建筑、民国时期建筑及典型的胶东四合院，沿街而立。洋行、工厂、商号、银行、领事馆、邮局、娱乐场所——中英文招牌比比皆是。
老烟台著名的洋行、商号云集于此：盎斯洋行、仁德洋行、美孚石油、亚细亚石油、三井物产……世界著名的大公司，都在朝阳街设了分行。克利顿饭店因1912年孙中山先生下榻而名声大振。舞厅里爵士乐响起，咖啡馆里飘着咖啡香，西式饭店里觥筹交错。这里的一切，都与上海外滩、天津劝业场别无二致。
朝阳街的繁华，是烟台开埠的见证，也是烟台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宝时造钟厂的“宝”字钟从这里走向全国，张裕的葡萄酒从这里走向世界。这条街上，洋人与华人擦肩而过；这些楼里，华商与洋行同台竞技。
烟台形成以北大街和朝阳街为商业中心的繁荣面貌。夜幕降临时，街灯亮起，霓虹闪烁，人力车穿行其间。穿旗袍的太太们从绸缎庄出来，拎着精致的纸袋；西装革履的洋行职员走进饭店，用英语点餐；报童挥舞着晚报，喊着当天的头条。
可这繁华，是有边界的。朝阳街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是另一番景象。
二、奇山所：城里的烟火与城外的漂泊
与朝阳街一箭之遥的奇山所城，是另一个烟台。
六百年的城墙还在，只是早已没了军事功能。城内的十字大街依然热闹，却是另一种热闹——柴草市、骡马市、中药铺、理发馆、火烧铺、铁匠炉。城隍庙的香火不断，天后宫的戏台锣鼓喧天。老人们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青砖灰瓦下，是最寻常的胶东市井。
所城里的居民大多是张、刘两大姓的千户后裔，世代居住在此。他们有的是小手工业者，有的是小商贩，有的是码头工人。日子虽不富裕，却有着自己的规矩和秩序。
“十三村”自治会是所城及周边村落的治理机构，会址在玉皇庙内。自治会日常事务由各村轮流负责处理。这种自治传统，在后来面对外来冲击时，转化为了民间自发的组织力与抵抗力。
朝阳街与奇山所，一个代表开埠后的西洋文明，一个代表六百年的本土传统。两座街区相距不过千米，却像是两个世界。一个是洋人的天堂，一个是百姓的烟火。一个繁华喧闹，一个安静质朴。可它们共同构成了烟台——一座既有开放基因又有深厚根脉的城市。
三、码头与光棍巷：底层人的血与汗
烟台最繁华的朝阳街往北走几百米，就到了海边。海边是码头。码头边有一条巷子——光棍巷子。
1900年，码头工人集居地形成了一条北起海边、南至北大西街、长280米的胡同。因住在这里的码头工人多为单身，被称为“光棍弄子”，1932年改称“光国弄子”，1973年更名光国巷。
光国巷西侧有一条东西向的东莱兴街，住的多是东莱人士——黄县（今龙口）的古称。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码头工人，在异乡的码头上用体力换取微薄的收入，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过着艰辛的生活。
他们的工作极其繁重。早期的烟台海关太平湾码头，港小水浅，装载量七八百吨以上的货船难以靠岸卸货，需人力拉纤，舢板接驳。据清末统计，老烟台的码头工人达五千余人。到1901年，港区舢板已达1700只，摇橹工人3400人，占全市从业人口7%以上。这还不包括专门从事扛、抬、搬的码头工人约5000人。
摇橹子的、接驳的、拉纤的、码垛的——这些常年混迹于码头海港讨生计的人，统称为码头工人。他们的工作强度极大，“出尽牛马力难养家老小”。一条舢板通常由三人经营，一人摇橹子，两人接驳，每天往返于码头和停泊在港外的大船之间。扛包的工人把货物从舢板搬运到货场，码垛工人整齐垒高。从早到晚，肩扛背驮，日复一日。
由于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更由于当时的烟台街男多女少——1874年烟台的男女人口比例是8:2——本地人找老婆都困难，这些在码头上打拼的外地年轻人就更难了。他们大都扎堆租住在码头对面的小巷子里，天长日久，这里便被叫做“光棍巷子”。
码头工人的命运，与买办们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是开埠的产物，一个在洋行里西装革履，一个在码头上赤膊流汗。一个住在朝阳街的洋楼里，一个住在光棍巷的棚户中。这就是半殖民地城市的双重面孔。
四、里巷与贫民窟：繁华背后的阴影
光棍巷只是烟台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在整个烟台城区，类似的贫民聚居区还有很多。
民国前期山东城市苦力群体主要包括脚夫、码头工人、人力车夫以及从事搬运、运输、清洁等工作的其他底层劳动者。尽管从事的是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但他们的总体收入很低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
超强度的劳动不仅导致苦力体力的严重透支，更让他们在乱世中毫无保障。军队的征发、苛捐的摊派、物价的飞涨——每一次动荡，最受伤的都是他们。
在烟台山的洋楼别墅与朝阳街的繁华商号之间，在奇山所的青砖灰瓦与码头的光棍巷之间，是无数底层百姓的挣扎求生。他们白天在码头扛包、在工厂做工、在街上拉车，晚上挤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组织，没有保障。他们是这座城市最沉默的存在，也是这座城市最沉重的底色。
五、社会百态：不同阶层的生存图景
1920年代的烟台，是一个阶层分明却又相互依存的城市。
最高层是洋行的外籍经理、领事馆的外交官、传教士。他们住在烟台山的别墅里，享受着领事裁判权的庇护，掌控着港口贸易的命脉。他们举办舞会，打网球，喝下午茶，与本土社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
第二层是华籍买办、大商号的老板、民族实业家。如谭宗灏、澹台玉田、李东山、刘怀奎等人。他们在洋行与本土市场之间游走，在夹缝中积累财富，在国货运动中寻找机会。他们穿西装、住洋楼、坐汽车，却也时刻面临着军阀的盘剥和洋行的挤压。
第三层是中小商人、职员、教员、手工艺人。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他们开小店、教书、做手艺，维持着体面却并不宽裕的生活。他们送孩子上学，参加商会活动，关注时局变化。他们是国货运动的主力，也是抗日救亡的生力军。
第四层是码头工人、人力车夫、苦力、小贩。他们是这座城市最庞大的群体，也是最沉默的群体。他们不识字，没有发言权，每天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是“光棍巷子”的居民，是码头上的劳力，是这座城市最底层的基石。
不同阶层之间，隔着看不见却又清晰可辨的界限。朝阳街的繁华与光棍巷的贫困，烟台山的洋楼与所城的土屋，领事馆的舞会与码头的血汗——它们同属一座城市，却又像是两个世界。
可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当底层百姓的忍耐达到极限，当进步青年的思想找到方向，当民族的危亡摆在每一个人面前——这座城市的沉默，终将被打破。
第五章 星火初燃：胶东共产党的早期活动
一、海军学校：一粒种子的萌芽
烟台金沟寨，一座面向大海的海军学校。这里曾是清廷培养海军人才的摇篮，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曾任校长。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胶东革命的发祥地。
1916年，两个年轻人考入了烟台海军学校。一个叫李之龙，湖北沔阳人；一个叫郭寿生，福建闽侯人。他们受社会上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
1920年春，李之龙和郭寿生在学校里秘密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传阅进步书刊《新青年》、《资本论》等。不久，他们以通信方式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胶东第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一粒种子，在烟台海军学校发芽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局为了解海军军运情况，派邓中夏、王荷波先后来到烟台。他们向郭寿生了解海军学校的情况，并介绍郭寿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郭寿生按中共中央规定的地址、代号，直接与中央联系。在海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新海军》月刊，宣传革命。
1922年，郭寿生去南京鱼雷枪炮学校学习，继续从事团的活动。1923年，在南京由王荷波、恽代英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成为胶东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下半年，郭寿生回到烟台海校实习。在中共中央局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烟台的党团组织发展很快。1923年冬，郭寿生在海校内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烟台支部。他还创办并主编了《新海军》月刊。1924年底，郭寿生、曾万里、叶守桢建立了中共烟台小组，郭寿生任组长——这是烟台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是胶东地区成立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中共烟台小组的诞生，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胶东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的主要体现和明显标志。
二、从海军学校到全城：星星之火的燎原
郭寿生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海军学校。
1923年，他在烟台海军学校和烟台益文、先志、水产等学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4年，郭寿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协助烟台当地的老同盟会员崔唯吾、戚纪卿等秘密组建国民党烟台市党部。他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担任烟台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各中学师生中开展革命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展活动。
郭寿生还在海校内秘密组织“新海军社”，把该社作为中共外围组织，积极发展社员，并在上海、南京、福建马尾岛等地舰艇和海校建立支社和分社。
1924年2月9日，郭寿生向中央局递交了1万余字的《最近烟台报告》。中央认为“极有价值”。5月，即以《烟台调查》为题，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分4期全文刊载。
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烟台海军学校点燃了一粒火种。这粒火种迅速蔓延，从海军学校到益文学校，从先志中学到水产学校，从城市到乡村。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烟台港宣布戒严。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硝烟而熄灭。
1925年11月，莱阳县万第镇水口村中共党员宋海艇由济南回乡秘密开展农运工作和党建工作。1927年12月26日，中共莱阳县前保驾山村党支部成立，为境内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8年3月中旬，中共莱阳县委员会在水口村成立，为境内第一个县委。
1928年5月，中共烟台支部成立，推选徐约之为支部书记。11月，中共烟台支部改组为中共烟台特支。1929年，受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先后派柳克明、胡克波等来烟台工作，先后建起中共烟台军事特支、警察特支和地方特支。12月，中共烟台地方特支成立烟台特支工人运动委员会。
从1920年的一个读书会，到1924年的第一个党小组，到1928年的第一个县委，再到1929年的多个特支——不到十年时间，烟台从一粒种子长成了一片森林。
三、工人运动：码头与工厂的呐喊
党组织的建立，很快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6年，玲珑金矿2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中、日资本家拖欠工资，斗争取得胜利。这是烟台早期工人运动的一次重要胜利。
1929年，中共烟台地方特支创办《胶东日报》，许端云、胡世星为负责人。这份报纸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创刊3个月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1930年1月29日，中共烟台特支工人运动委员会发表宣言，抗议烟台泗兴印务公司无故开除工人。2月，全市印刷工人总罢工，其他行业工人纷纷起来支援。300多名印刷工人举行全行业大罢工。中共烟台地方特支工人运动委员会发表《告烟台市全体工人书》，号召全市各行业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这是烟台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虽然最终遭到国民党驻军镇压，但它展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
工人运动的兴起，使烟台的革命力量从学校走向了工厂，从知识分子走向了劳动者。码头工人、纱厂工人、印刷工人、金矿工人——这些曾经沉默的底层群体，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四、白色恐怖下的坚守
革命的火种一旦点燃，就会引来镇压。
1928年6至9月，军阀刘珍年战败直鲁联军所部，后投靠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率部进驻烟台。刘珍年对共产党的态度起初较为宽容，允许中共在烟台活动。但随着全国白色恐怖的加剧，镇压也随之而来。
1929年，《胶东日报》创刊3个月即被查封。1930年的印刷工人大罢工，遭到了国民党驻军的镇压。
可革命者并没有退缩。他们转入地下，继续活动。在充满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在烟台、在莱阳、在招远、在海阳——在胶东的每一个角落，坚守着信仰，传播着火种。
1925年的五卅运动期间，从外地回招远的学生和道头第四小学教师李厚生等人，发起组织建立了“五卅惨案罢工工人后援会”，领导学生罢课游行，发动募捐，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
1925年11月，莱阳万第镇水口村中共党员宋海艇由济南回乡秘密开展农运工作和党建工作。1927年底，莱阳前保驾山村党支部成立。1928年3月，莱阳县委在水口村成立。胶东的农村，也开始有了共产党的组织。
从1920年到1930年，十年间，烟台从只有几名进步学生的读书会，发展到拥有党小组、党支部、特支、县委的完整组织体系；从只有海军学校一个据点，发展到覆盖学校、工厂、农村的广泛网络。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第六章 山雨欲来：抗战前夜的救亡浪潮
一、九一八的震动
1931年9月18日，沈阳柳条湖的一声爆炸，震动了一个民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大举入侵。东北三省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消息传到烟台，全城激愤。
烟台的学生最先行动起来。志孚中学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抗日救亡的出路。在掖县，山东省立第九中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孙鼎，号召全校同学停课进行抗日宣传。校长阻拦说：“抗日救亡是国家大事，政府自有安排，学生安心学好功课就是爱国。”孙鼎反驳道：“把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难道这就是政府安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强盗已经临门，你却让我们在强盗的枪口下保持沉默，究竟是何居心？”彭沛民理屈词穷，被迫同意停课。
学生们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抵制日货。他们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九中学生运动在县内外引起很大震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省委、东北特支以及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都在胶东地区积极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以烟台为中心，主要集中在学校——中学、女子中学、教会学校以及各地的乡村学校。
二、徐明娥事件：学生运动的转折
1935年春天，一场突发事件将烟台的学生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一年，烟台成立了特别行政区，直隶山东省民政厅。特区专员兼任公安局长张奎文。
4月18日，烟台真光女中、益文商专联合举办“逛梨花”远足活动。真光女中的学生徐明娥，在南山梨园赏花时，遭到国民党烟台特区警察孔繁树的调戏侮辱。孔繁树以手枪相威胁，不料子弹出膛射中徐明娥的头部。16岁的女学生，血染梨花。虽被送至毓璜顶医院，终因伤重不治身亡。
消息传出，全城愤怒。
真光女中学生自治会19日发表宣言，报告事实真相，要求严惩凶犯。4月21日，真光女中、益文、志孚、烟台八中等校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烟台特区学生自治联合会，商定召开追悼会，成立游行示威筹备会。
而烟台特区专员兼公安局局长张奎文，因与凶手孔繁树为亲戚关系，极力庇护凶手。他托请地方名流、烟台商会副会长、志孚中学董事林秋圃出面调停，威胁死者家属。烟台当局放风威胁说：“安分守己地念书吧，管那么多闲事没好处，再搞什么学生运动，为首的就当赤共分子抓起来！”
可学生们没有屈服。吕其恩、李丙令等学生代表坚持组织学生举行追悼会和游行示威活动。
4月22日上午，学生自治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怒斥地方当局。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路经烟台，向学联负责人提出了许多积极而慎重的建议。学联采纳了范长江的建议，将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
这是烟台历史上声势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学生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鼓舞了广大群众，锻炼了青年学生，使烟台的学生斗争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上海《申报》公开称赞学生此次行动：“学生总还是学生，有义气，有热情，有是非之心……若还没有这批学生，这事早就和雨点一样无影无踪地飘过了。”
不久，徐明娥事件中的学生骨干吕其恩、柳运光等7名学生被开除学籍。他们先后离烟去京，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民先”组织的建立
1935年冬，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
1936年4月，李丙令和孙德铮等根据北平学生制定的“民先”章程，首先在志孚中学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抗日救国的热潮在进步师生中不断高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胶东地方队部”于1936年4月在烟台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胶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烟台为中心，在中学、女子中学、教会学校以及各地的乡村学校中发展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前，蓬莱“民先”县队部大队长于仲淑在蓬莱县进步教师中发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蓬莱县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民先”福山县队部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领导下，在福山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成立业余救亡歌咏团，到农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从徐明娥事件到“民先”组织的建立——烟台的青年学生在一次次斗争中成长，在一次次觉醒中凝聚。
四、日本势力的渗透
就在中国学生高呼抗日救亡的同时，日本势力正在烟台悄然渗透。
日商、侨民激增。三井物产、岩城商会等日本商社在烟台设立支店，控制着煤炭、桐木、杂货等贸易。日本驻烟台领事馆的势力不断扩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
消息传到烟台，全城恐慌与愤怒交织。救亡运动全面高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黄县的“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在进步分子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联络各方面的抗日力量。11月底，房雨若、宋兆炼、范心然、仲曦东等10余人，在百盈村小学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黄县抗日救亡团”。抗日救亡团成立后，一面深入各地宣传抗日、筹集抗日武器，一面与邻县抗日武装建立联系。
1937年12月24日，天福山起义爆发。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举起了胶东抗战的大旗。短短数月，这面大旗漫卷整个胶东。
五、黄金年代的落幕
从1922年到1937年，十五年。这是烟台开埠后最繁华的“黄金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租界权益逐步收回，市政建设日新月异，朝阳街商铺林立，张裕、北极星等民族品牌走向全国，文教事业蓬勃发展，冰心的童年记忆留在了这片海湾。
这十五年里，也是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十五年。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每一次危机，都像一记重锤，敲打着这座城市的神经。这十五年里，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从海军学校的读书会到中共烟台小组，从印刷工人大罢工到徐明娥事件，从“民先”组织的建立到天福山起义——每一次抗争，都在为最后的胜利积蓄力量。
十五年的繁华，落幕了。十五年的积累，没有白费。
当1938年日军的炮舰驶入芝罘湾时，烟台已经不是1861年那个任人宰割的渔村了。这里有觉醒的工人、有组织的学生、有坚定的共产党人、有百折不挠的民族实业家。这里有六百年奇山所的根脉，有六十年开埠的历练，有十五年黄金年代的积淀。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场雨，下了八年。可雨后，是一座城市的涅槃。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