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二月，明神宗忽然病重。
他把首辅沈一贯召到病榻前，交代太子，也交代了几件准备收拾的旧事：释放久系罪囚，起用因进言获罪的官员，撤回矿监税使。对于矿税，他说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三殿两宫尚未修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可是第二天，病情稍微好点，皇帝马上派人到内阁要之前的谕旨，别的事还能商量，矿税并不能停，接着发出的谕旨还是拿三殿两宫没完工、库藏空了、国家经费不够当理由, 要求照旧征收。
万历为什么这么不舍得矿税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它真的能把银子送到宫里，《明史》统计，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各地矿监税使进献的矿税银接近三百万两，对于一个特别需要现银的皇帝来说, 这并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一条避开户部、由内廷直接掌控的收入渠道。
所以，说矿税一点作用都没有，不太对, 它起码有着这样一种非常明确的作用，在不长的时间里，给内库集中了一批能直接支配的白银。
问题是，内库收到三百万两，不代表国家平白无故就多了三百万两
矿税这个名称特别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好像税使就是找到矿山，就从新开采的矿产里抽取一部分，可是实际运行可比这个名称宽泛多，当矿脉很薄、开采没收获的时候，地方也许会被要求赔补，税使的权力还扩展到商税、关征以及各种各样查没的情况，送到京城的银子, 不一定来自新开采出来的矿藏，也有可能来自原来的商业，甚至有可能是从本该归到地方和户部系统的税源里获取的。
于是，同一笔钱，在不一样的账簿上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在万历的内库账上，它是一笔新增加的进献，在户部的国家财政账上，其中一部分却极有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
万历三十六年，大学士朱赓等人的奏疏提到，自从矿税设立以来，各地正供遭到侵吞削减，盐课不顺畅，关征减少, 不到十年亏空已经达到四百六十万两。
这个数字不能与三百万两简单相减
它来自当时官员的奏报, 统计的标准也不一样，却足够说明一件事，矿税不是在原来的财政之外另外找财源，税使和户部、盐课、关税体系，有时候争夺的是同一批商人、同一批货物还有同一笔白银。
所以，三百万两只是进献的毛收入，如果不计算原来的正税因此减少的数目, 就没办法知道国家到底增加了多少财力，还有第三本账，比户部的亏空更难看到。
《明史》在记下将近三百万两进献之后，紧接着说，借着税使的权势弄出额外的索取，数量成倍超过上交的部分，商户和百姓交出去的钱, 不会全都出现在内库的账册里，中途被截留、参随瓜分、地方供应还有借征税名义搞勒索等情况，都有可能消耗在从地方到宫廷的路上。
这就意味着，皇帝看到一两银子的收入，地方承担的代价或许远远不止一两
内库核算收到了多少, 户部核算少了多少，百姓承受的却是实际被拿走了多少，在三本账里头，就只有第一本最容易呈到皇帝面前。
当然，矿税银和内库财物并不是从来没用到过公共事务上，万历朝确实有内库物料折换、解入太仓的先例，也有各处税银接济公用的记载，内库和军国开支之间, 并非有一堵完全不能通过的墙。
但偶尔拿点钱来救个急，并不能自动就说明征收本身是合理的，临时调配解决不了税源被削减这个问题，也没法消除税使在中间拿到手那部分收益, 它只能说明矿税有过用到公共用途的时候，可没法证明这套办法带来的数据净收入是稳定又透明的，更没法证明它的代价比得到的少。
万历病好了之后急着把谕旨追回来，这是不难理解的，他眼前清清楚楚有一本账，银子从各地不断地往内库运送, 而且不用等着户部一层层去调配。
至于为了送来这些银子，正供少了多少，关税堵了多少，税使又截走多少，并没有同时摆在他的案头。
矿税并非一无是处。它确实是一条来钱很快的通道。
可一项财政措施真正的成败，不能只看终点收到多少，还要看沿途毁掉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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