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田垄与灶台边的家族记忆|北乡|大学生|奶奶|家史|家族记忆|松林|田垄|田埂|菜园

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我家姓罗，按姓氏志里的说法，这一支的血脉，远溯于上古黄帝，开宗于夏商祝融，建国于周初匡正，始姓于春秋凌甫，发祥于西汉罗珠。再到明清年间“江西填湖广”的大迁徙浪潮里，祖先们从江西辗转迁来浏阳，在大江背、永安一带扎下根，成了浏阳罗氏众多支系中的一脉。

据罗顺阶先生的研究，罗氏的“罗”，原是一张捕鸟的网，是先民为了活下去，用丝绳编出的生存方式。后来，这张网里，渐渐织进了耕读传家的规矩，织进了迁徙路上的坚韧，也织进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温厚与慷慨。几百年里，罗氏先人在浏阳的田垄间开枝散叶，从一个小小的家族，长成了这片土地上十多万人的根脉。而我们这一脉，就在大江背的田埂上、永安的山坳里，扎下了属于自己的根。

暖岁与牵挂

过年总是十分热闹的。红灯笼高高挂，灯开着一盏盏，暖黄的光晕漫过窗棂，将夜色与寒冬轻轻推远。一家人围坐在老房子的壁炉旁，桌上摆满零食水果，电视里放着春晚，谈笑声掺杂在壁炉的暖气中，把屋子填得满满当当。奶奶总打趣在外的小辈，叮嘱嫁人切莫远走；寡言的爷爷也在一旁轻声附和，盼着晚辈成家立业。爸爸妈妈常笑着递过剥好的橘子，一瓣又一瓣，甜蜜晕染开来。

假期却过得很快，父母返工、晚辈返校，偌大宅院只剩爷爷奶奶相守。守着一院的寂静，也守着一份沉甸甸的牵挂。

他们总会起得早早的。爷爷去锄一锄田，施一施肥，照看他的小菜园，还有那些为我们种下的许许多多的果树。若是遇见了家里的租客，便唠上两句家常，再顺手送几把自家种的白菜。奶奶则会拖地、喂鸡、拾鸡蛋，然后张罗一家人的早餐。闲时去邻居奶奶家串一串门，末了便挥一挥手，笑着说：“回家吃早饭喽。”

大多时候，只有老两口一起吃早饭。他们不爱铺张，几乎顿顿早餐都是一碗挂面。煎上一个香香的金黄的荷包蛋，浇上热汤，再拌上一勺自家剁好的红辣椒，便觉得十分美味。家里的冰箱其实总会备好各种速冻早点，但他们说，挂面实在，管饱，吃了一辈子，已经习惯了。

两个人的日子总是淡淡的，也有些冷冷的。他们也常常望着大马路上的方向，盼着那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缓缓驶进来，盼着孙女的电话响起，听着电话的另一头细数着惦记许久的家中菜肴。

我偶尔会想，除了挂念我们，惦记着没做完的活，在那些只有两个人的静静的时光里，他们还会想什么呢？会回忆从前吗？从年少长大，到支撑起一个小家，再到突然发觉鬓角染霜，慢慢变老。

或许我该试着去寻找答案。又或许，他们早已将答案悄悄说给了我们听。

爷爷打理的菜园

失落的学堂

爷爷叫罗松林，出生于1953年，一个清贫朴素的年代。松林家一共九个孩子，他排行老八，因此邻里亲戚们都唤他一声“八仙”——这既是顺着排行来的乳名，也藏着曾祖父母的心愿，希望借八仙庇佑，祈福挡灾。

七个女娃、两个男娃，现在看来“人口庞大”的一家子在当时的浏阳农村却是再寻常不过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家家都盼望着人丁兴旺。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多子女家庭随处可见。松林说，那时候养孩子就像养小鸡，给口饭就长大。

由于物资短缺，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大多都要靠分配，粮食、棉布都很珍贵，少有富余。村里面的人们住的多是低矮的平房或是土坯房，墙体斑驳。遇上刮风下雨，屋里常会漏雨，四处都透着风。

松林的长兄及五个姐姐很早就成了婚，几乎未曾入学。好在曾祖父认字，时常带着几个孩子读课本。在攒下了一点点积蓄后，他便坚持供松林还有小女儿伟员读完了初中。

后来松林辍学回了家，下地干活。从挑水担柴到种烟除草，从家务打杂到稻田撒种，扁担压在肩上，很快磨出了茧子，原先白净的脸庞，也渐渐染上了小麦色。“不过我还是很幸运的，在你祖爷爷的托举下，至少读到了初中”。爷爷每每提起这段经历，便会轻轻笑着，似乎是在平静地叙述别人的故事。

漆彩立身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曾祖父安排松林拜隔壁的先生为师学习油漆手艺。

松林悟性高，学得快，师傅说他是个做细活的料。白日里，他给师傅打打下手，夜间便就着油灯琢磨技法。不到两年时间，他的手艺愈发成熟，渐渐超过了师傅。出师后的三年里，凭一身过硬的本领踏实打拼，很快便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谁家娶媳妇办喜事，或是乔迁新居，都会请他去漆一漆新衣柜、描一描床榻。在当时的年代，家具很少有卖现成的。所以村民们通常先请木匠打好实木的衣柜、桌子、床等，再请油漆匠人刷上均匀的油漆，画上花鸟、山水图案，既防潮耐用，又能图个喜庆和吉祥。

松林的油漆总是刷得平整光滑，锃亮锃亮的。邻里常夸赞，他笔下的鸟儿灵动，花儿娇艳，线条流畅又细腻。远近村落的人家都慕名来找他做活。他常常背着那个比他人还沉的工具箱，走村串户，一干就是十天半个月。虽然工钱不高，但靠着这门手艺，他慢慢有了自己的积蓄。

松林后来还收了几个徒弟，手把手教他们技艺。第一位徒弟是东家介绍的，择了吉日行拜师礼。据松林回忆，拜师礼很是隆重，也是在那后，徒弟留在了爷爷身边，实打实潜心学艺了两年。往后松林的名头越传越广，前来拜师的人也源源不断。住得近的不过一里地，走几步便到了；路途遥远的，可能得跋涉二十里。一辈子算下来，松林前后共收下了十六名弟子。

徒弟们大多与他年龄相仿，如今鬓角也已斑白。他们常带点松林爱喝的家酿谷酒来做客，几个人凑成一桌，聊着当年学艺做工的趣事——是谁把朱砂红调得太浓，又是谁画出的牡丹像绣球。如今松林年事已高，加上早年接触油漆损害身体，早已不做工。但大家都还是习惯性地喊他一声“老师傅”。

年代较久的漆彩家具

未进的门

但松林的人生轨迹本不如此。浏阳素有“世界花炮之乡”之称，可这份热闹，从来不属于我们北乡，而是高度集中于以大瑶、金刚、文家市等为核心的南乡地带。北乡既无世代相传的烟花技艺谱系，又因地处连云山脉余脉，山地丘陵纵横，加之改革开放前交通闭塞，这门手艺难以在北乡落地生根，烟花产业远不如世代做烟火的南乡兴盛。

也正是这份“遗憾”，逼着北乡走出了独有的生存路径。早在民国时期，永安、丰裕一带的石膏矿，就已成为了当地人的生存寄托，出现了小规模的采膏与挑运经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慢慢进入了集体经济时代，北乡人的日子多围着几亩水田和山地打转：在捞刀河谷的坪坝里种水稻，在山地上种杂粮茶树。当然，有些人家也会搭着砍柴烧炭、养猪等副业。而烤烟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成了家家户户攥在手里的重要营生手段。

在浏阳还流行着一句民间俗语：“东乡出蛮扮，南乡出煤炭，西乡出小旦，北乡出书担。”没有东乡的林区江湖，缺失南乡的黑金火药，也不似西乡花木码头的独特营生生态，北乡农村家庭改变命运的唯一抓手就是教育——于是有了沙市秧田村、淳口杨柳村等地的“博士村群”，五六个小小的村子却走出了80多名博士，形成了著名的“北乡出书担”文化传统。

永和村正是北乡永安镇里边的一个村子，曾经是一处石膏矿。据《永安镇镇志》记载，这里最早于民国22年便开始进行石膏开采。松林家居住的地方便是永安镇永和村里边的一片，以石膏命名，记作“石膏片”。

这座石膏矿不算特别大，却养活了矿边的不少人家。家旁边的陈爷爷曾经就是一名石膏矿里采掘石膏的工人。他十一岁开始下矿，“从20多米到100多米深的矿井我都下去过，以前巷道都很窄，只有身材矮小的伢工才能匍匐到里边，将白膏搬运出来”。在矿井底下的分工也很明确，首先要由有经验的膏工凿槽分缝；然后由炮工负责打眼放炮；再由伢工收集搬运。

在学油漆技艺之前，松林得到了进入国营石膏矿的名额。在那个年代，这算是一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体面、有前途。可这份机会，却让他犯愁。松林的父亲曾是矿上的一名政治宣传员，对矿上的工作环境与危险再熟悉不过。他的大儿子——松林的大哥，在矿上干活时不幸摔亡了。祖爷爷坚决不同意让松林下井。

一边是父亲的阻拦，一边是难得的机遇，松林左右为难。思虑再三，他最终将名额让给了伟员。按照当时矿上的规矩，女工一般只在井上做事，安全稳当。伟员很年轻，不想早早嫁人，或许比他更需要这条出路。

伟员起初不肯，奈何犟不过松林的坚持，只好应下。她在岗位上踏实刻苦，逐渐有了稳定的收入。后来，在工作中结识了同岗位的姑爷爷，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如今，伟员每月都有可观的退休工资，生活宽裕；家中的子女也出落得大方。她始终感念着哥哥当年的成全，对我们一家人格外亲厚，事事总先惦记着松林。

半生耕耘，相守成暖

在上世纪的农村，自由恋爱是罕见的奢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一代人默认的婚姻归宿。

奶奶名叫孙应金，家和爷爷的村落隔了一方田埂，不算远，却也素无交集。两人从前只是听过彼此的名字，从未有过碰面。直到媒人带着提亲的话，穿梭在两个村落之间，这段缘分才悄然落地。

初次见面的场景，是奶奶时常笑着提起的往事。那天春日正好，田埂上的野草冒出新绿，爷爷被长辈领着，拘谨地走到了奶奶家。“他就那样直直地站立着，双手背在身后，全程不敢抬头，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奶奶笑着，“谁知道，这个比我还害羞的小伙子临走时，竟默默塞给我了几颗糖。”

没有甜言蜜语，没有精美的准备。这几颗朴素的糖果却成了他们姻缘里的第一件信物。

奶奶的衣柜里一直挂着一件大红棉服，看着很是崭新，但是花纹和样式却与当下的潮流有些出入。她说，那件衣服是她出嫁时候的“婚服”，珍贵了大半辈子。

遗憾的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没能拍下一张结婚合照。我只能够循着奶奶的描述，想象当时的场景。奶奶是年轻的奶奶，没有满脸的皱纹，青丝中也不曾藏有白发，她扎着两根麻花辫，身材轻盈，笑得动人。爷爷是年轻的爷爷，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布褂子，神色间满是青涩与紧张，却依旧站得笔直，透出一股精干劲儿。

婚后的日子平淡，却也慢慢热闹起来。奶奶先后孕育了三个小孩，大姑姑，小姑姑还有我的父亲。小姑姑常拎着满满一袋零食，牵着我和妹妹的手去游乐场、逛动物园。而大姑姑，在我的认知里却是一片空白。

我第一次知晓大姑姑的存在，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后。那天我穿着新买的红棉袄，欢快地在奶奶面前蹦蹦跳跳。她却有些失神，只是侧过头去，念叨着：“像。可真像。”原来——大姑姑是家中的长女，生在最清贫的年月。幼时不幸染上了重病，乡村医疗简陋，家中更是拮据，爷爷奶奶终究没能挽留住她的生命。

为了更好地撑起这个家，爷爷更加拼命地工作了。他在外面做着油漆匠人，一干就是一整天。常常天不亮就带着油漆工具出门，凌晨才回家。奶奶也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上要奉养长辈，下要拉扯年幼的姑姑与父亲，家中的大小事情全都落在了奶奶身上。灶台上的热气未散，田埂上的露水便又湿了鞋。

为了多挣几分收入，家中种下了几亩烤烟地。爷爷在外头奔忙，烤烟便只有奶奶一人打理。从播种育苗到整地施肥，从打顶抹杈到最后的采收烘烤，每一步都要抢着时令，半点马虎不得。于是她常常天蒙蒙亮便开始下田，日中也顶着毒辣的太阳劳作。烤烟之外，夫妻俩养牛，喂猪，农村里头能赚钱的活儿一样不落，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力气。

岁岁年年，朝朝暮暮，他们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1978年，他们将祖爷爷留下的土砖房增加了两间。1985年，他们给土砖房砌上了全新的红砖。1996年，他们终于在老房子的后边新建了一栋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新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