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福酒店顶楼的百合厅，水晶吊灯亮得晃眼，底下坐着的百来号人，大半是男方的亲戚。我穿着大红的旗袍，站在台上，脚底下像是踩着棉花，虚得厉害。身边站着的，是穿着崭新黑西装的小杰，二十二岁，鼻尖上因为紧张沁出细密的汗珠，他伸手想过来牵我，指尖碰到我手背的时候，凉得我打了个激灵。台下的司仪正卖力地调动气氛，说些“佳偶天成”、“年龄不是距离”之类的吉祥话，底下有人笑，有人交头接耳，目光像探照灯似的，一遍遍扫过我的脸。我四十二岁了，脸上涂了厚厚的粉底，一笑，眼角的纹路还是像蛛网一样散开，遮都遮不住。我的“婆婆”，我二十年的闺蜜阿芬，坐在主家席上，穿一身暗紫色的套裙，脸上的笑像是用尺子量过的，弧度刚好，眼睛却没什么笑意，直直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

酒席散后，我和小杰住进了阿芬早就备好的婚房，是城南一个高档小区里的两居室，装修得妥帖，连拖鞋都是情侣款，我的那双是粉色的，小杰的是蓝色的。头一个月，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小杰在一家汽修厂做学徒，每天早出晚归，沾一身机油味回来。我辞了原先在商场做柜员的活儿，专心在家料理家务。说到底，照顾小杰的起居跟以前照顾我自己那个家，也没太大分别。我前夫走得早，留下我跟一个念高中的女儿，女儿去年考上大学去了外地，家里就空落落的。阿芬隔三差五就过来，名义上是看儿子，每次来却总在屋里转悠，手指抹一抹窗台，翻一翻冰箱里的菜，话里有话地说：“小杰从小胃不好，别给他吃太凉的。”“他夜里睡觉不老实，你得看着点把被子盖好。”我听着，嘴上应着，心里却翻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想起二十年前，我和阿芬挤在出租屋的单人床上，分吃一袋方便面，她说将来要是有钱了，就买个大房子，把我接过去一起住，谁也甭想欺负我。那时候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满是对将来的盼望。谁能想到，往后她倒成了我得喊“妈”的人。

真正觉出不对劲，是结婚半年后。小杰有天晚上回来，脸上带着伤，眼角青了一块。我问他怎么了，他闷着头不吭声，后来才支支吾吾地说，是厂里同事开玩笑，说他找了个“姐姐老婆”，他不爱听，动了手。我拿着煮熟的鸡蛋给他滚眼眶，滚着滚着，眼泪就下来了。他慌了，笨手笨脚地给我擦，说没事的没事的，日子是咱俩过。可我心里清楚，日子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事。阿芬来得越来越勤，有时候甚至带着钥匙直接开门进来。有一次我在洗澡，听见外面她跟小杰说话，声音压得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她说：“当初要不是你死乞白赖地求我，我能答应这荒唐事？你得给我争气，别让外人看咱们家笑话。”我站在热水底下，水声哗哗的，眼泪混着水流，分不清谁是谁。从那以后，我开始失眠，常常睁着眼看到天亮，旁边的小杰睡得沉，呼吸均匀，还带着点孩子气的鼾声。我盯着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到底是桩什么亲事？我到底是嫁了个丈夫，还是领了个需要我照看的“儿子”？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第二年开春。那天小杰下班回来，兴冲冲地拿着一张婴儿用品的促销传单，说：“芬姐，咱们要个孩子吧？”他高兴起来还是叫我“芬姐”，改不了口，我也没让他改。我看着那张粉色的传单，上面印着可爱的宝宝笑脸，心里咯噔一下。我四十三了，他二十三。且不说我这把年纪生养的风险，单是想到往后，我推着婴儿车，旁边站着个还没褪尽青涩的丈夫，旁人那些戳脊梁骨的目光，我就觉得后脊梁发凉。我勉强笑了笑，说：“急什么，再等等。”小杰的脸瞬间垮下来，把传单往茶几上一摔，进了卧室，门关得砰一声响。那天晚上我们背对着背睡，中间像隔了片海。

第二天，阿芬的电话就跟过来了，语气倒还平，但每个字都像淬了冰：“芬啊，小杰都跟我说了。你也别怪他心急，咱们这个家，有个孩子才稳当。你看你也不年轻了，再拖下去，怕是想要都要不上了。”我握着电话，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发木。我说：“妈，这事儿让我想想。”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阿芬叹了口气，声音软下来，换了副腔调，就像二十年前我们挤在被窝里说悄悄话那样：“芬，我是为你好。你想，小杰现在年轻，心不定，有了孩子，他就有责任了，这个家才能真正绑在一起。你难道不信我吗？”我信她吗？我信了二十年的闺蜜，如今成了我的婆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在替我打算，可又像在一根根拆掉我身上的骨头，让我不得不顺着她搭好的架子长。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要“甩锅”的，是那年夏天小杰生日。阿芬在家里摆了桌酒，请了几家近亲。席上，小杰的一个表舅喝多了，拍着小杰的肩膀，舌头打着结说：“好小子，有本事，娶个老婆比你妈还……”话没说完，被旁边的人拽了一把，硬生生把后半句咽了回去。桌上的人都装着没听见，阿芬脸上挂不住，筷子往桌上一搁，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只觉得每一道菜都咸得发苦。晚上回到家，小杰倒头就睡，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开灯，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道惨白的光格子。我想起我女儿放假回来，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只说了一句“妈，你高兴就好”。我高兴吗？我自己都骗不了自己。我像是掉进了一个蜜糖做的陷阱，外头看着光鲜，里头却黏腻得让人透不过气。我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我得走。我得把这个烂摊子甩掉，管它什么老脸不老脸，命比脸要紧。

我开始偷偷做准备。先是把自己的几件像样的首饰从梳妆台底层翻出来，打了包，放在一个旧手提袋里。又把身份证、户口本这些证件归拢到一处。我甚至查好了去南边我表姐家的火车票，表姐在东莞，早年间离了婚，一个人过，我去投奔她，好歹有条活路。我把这些打算在心里盘算了一遍又一遍，像搓一根绳子，每天搓紧一点。我甚至想好了，等我一走，就把离婚协议寄回来，小杰还年轻，阿芬还能给他找个年轻的、能生养的姑娘，这才是正经过日子的样。我这是在成全他们。这么想着，心里的愧疚就淡了一些，更多的是对自己往后日子的恐惧和渺茫的希冀。

这期间，阿芬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她来家里的次数更勤了，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就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忙里忙外。那目光黏在我背上，甩都甩不掉。有一天她突然开口，问我：“芬，你最近是不是瘦了？脸色不好。”我手里正择着菜，心一慌，两根芹菜掉在地上。我说：“没有，天气热，胃口差点。”她走过来，蹲下帮我捡起芹菜，手指碰到我的手，还是凉的。她轻声说：“芬，你有什么事，别瞒我。咱们娘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这个“娘俩”像根针，扎在我耳膜上。我看着她，那张保养得宜的脸，眼角的纹路和我何其相似，我们曾经一起笑过哭过，骂过男人，骂过生活。可现在，她是我法律上的“母亲”。我张了张嘴，几乎要把“我要走”三个字脱口而出，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说：“真没事，妈。”

我的逃跑计划，定在了八月中旬的一个周二。小杰那天要跟厂里的车去邻市送修好的车，晚上不回来。阿芬每周三要去老年大学上书法课，正好不在家。天赐良机。我提前两天就把几件换洗衣服和重要东西塞进了那个手提袋，藏在衣柜最上层，用几床冬天的大棉被压着。周一晚上，我做了顿丰盛的饭，红烧排骨、清蒸鲈鱼，都是小杰爱吃的。他吃得很高兴，脸上油汪汪的，说：“芬姐，今天怎么这么好？”我说：“你生日那天的菜没吃好，补给你。”他嘿嘿笑着，又给我夹了块排骨。我看着他那张年轻的脸，心里突然抽着疼。我问他：“小杰，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好好过不？”他愣了一下，嘴里含着饭，含糊地说：“什么叫不在了？你去哪儿？”我赶紧笑起来，说：“逗你呢，快吃吧。”

周二一早，我送小杰出门口，他穿着工装，回头冲我摆摆手，说：“晚上自己吃饭啊，别凑合。”门关上，我靠在门板上，听着他脚步声走远，心咚咚跳得像擂鼓。我手脚麻利地把手提袋从衣柜里拽出来，又把早就写好的离婚协议从笔记本里抽出来，上面写着“性格不合，感情破裂”，寥寥几行字，像判了我这桩荒唐婚姻的死刑。我把协议放在茶几上，用遥控器压着。拉着行李箱走到门口，手搭上门把手的瞬间，门却从外面被推开了。阿芬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个保温桶，她显然没料到我这副架势，愣住了。我看到她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到我手上的行李箱，又移到客厅茶几上那张醒目的白纸上。空气像凝固了。保温桶从她手里滑落，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咚”一声，盖子崩开，滚出几颗红枣，骨碌碌地滚到我脚边，停了。

你要去哪儿？阿芬的声音很平，平得吓人。我下意识地把行李箱往身后藏了藏，但那是徒劳。我嗫嚅着，想好的那些说辞，什么“我去买菜”之类的，一个都说不出口。阿芬绕过我，径直走到茶几前，拿起那张离婚协议，扫了一眼。她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变成了一尊雕塑。然后她把纸放下，转过身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却没有泪。“你想甩锅？”她声音有点哑，“芬，你拍拍屁股想走人？你把我儿子当什么了？把咱们二十年的情分当什么了？”我嘴唇哆嗦着，说：“阿芬，不，妈，我过不下去了。我求求你，放我走。我还叫你阿芬，你让我走吧，这本来就是个错。”我的眼泪终于下来了，糊了一脸。我想起二十年前，我老公刚走那会儿，我抱着阿芬哭，她也抱着我哭，她说：“别怕，有我呢。”可现在，正是那个说“有我呢”的人，把我困在了这个金丝笼子里。

阿芬往前走了两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她的指甲掐进我的肉里，生疼。“放你走？”她咬着牙说，“当初是谁答应得好好的？是谁说会好好待小杰的？你现在跟我说是错？那你当初别答应啊！”她把我拽回客厅，用力一推，我踉跄着倒在沙发上。她站在我面前，胸脯剧烈起伏着，平日里那种端庄得体的样子荡然无存。“我告诉你，芬，这个婚，结得容易，离？没那么便宜！小杰为了你，跟他那些朋友都快翻脸了，工作也心不在焉。你现在走了，他怎么办？我这当妈的，脸往哪儿搁？咱们这一大家子，往后还做不做人？”她的声音尖利起来，像把刀子划破空气。我捂着脸，呜咽着说：“那你让我怎么办？我才四十多岁，我不想这辈子就这么……就这么耗死在这儿！”我抬起头，看着她，泪眼模糊里，她的脸扭曲变形，熟悉又陌生。

那天下午，我们俩就那样对峙着。小杰的电话打了过来，阿芬接的，声音瞬间换了副腔调，温和得像三月的风：“没事，小杰，妈过来给芬送点汤。你好好开车，注意安全。”挂了电话，她脸上的温和就褪得干干净净，像卸了妆。她坐到我旁边，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光线从亮白变成昏黄。然后她开了口，声音疲惫极了：“芬，我知道你委屈。可是委屈，谁没有呢？你以为我乐意让自己闺蜜当儿媳妇吗？你以为那些亲戚背后的闲话我听不见吗？可小杰他愿意啊！他打小没爹，我一手带大他，他要天上的星星，我都恨不能去给他摘。他要你，我咬着牙也应了。你现在要撤，你把我们娘俩放在火架子上烤，烤完了你走了，留下我们焦头烂额？”我听着，眼泪无声地流。她从茶几上的纸巾盒里抽出几张纸递给我，又说：“这样，你先别急着走。你冷静冷静，我也冷静冷静。你要实在过不下去，咱们再说。但你不能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跑了，那是往我脸上扇巴掌，往小杰心上捅刀子。你就算不认我这个婆婆，你认不认我这个老姐妹？”她最后那句“老姐妹”说出来，我的胸口像被重锤擂了一下，闷得喘不过气。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眼底全是红血丝。我终于点了点头，把行李箱从门口拖了回来，放回了卧室。

那个晚上我睡在客卧，一夜无眠。小杰第二天回来，什么都不知道，还笑嘻嘻地说：“妈说昨天给你送了汤，喝了没？”我看着他那张无忧无虑的脸，嘴里发苦，说：“喝了。”他凑过来想亲我，我偏了偏头，他的嘴唇落在我脸颊上，凉凉的。他也没在意，哼着歌去洗澡了。我站在客厅里，看着茶几上那张被阿芬重新放好的离婚协议，边缘已经被我捏得起了毛边。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原轨，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碎了，碎得彻底，只是外头还裹着一层完整的皮。阿芬来家里的次数没有减少，但话少了，有时候就坐着，看着窗外发呆。我开始琢磨着出去找个活儿干，一来是心里慌，二来是手里没钱，心里没底。我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找了份理货员的差事，工资不高，但好歹能让我白天有个去处，不用闷在家里对着四堵墙。

便利店的活儿琐碎，搬货、上架、查保质期，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我竟然觉得比在家待着舒坦。店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的，姓周，话不多，干活利索，有时候看我搬重箱子吃力，会默默过来搭把手。我有天晚上加班理货，他递给我一瓶水，说：“你好像总有心事。”我拧开瓶盖灌了一口，笑了笑，没接话。他也没追问，又回去忙自己的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世上还是有人把你当个正常人的，不是谁的“姐姐老婆”，也不是谁的“闺蜜儿媳”，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女人，在干一份普通的活儿。这个念头让我既轻松又心酸。我把这份轻松和心酸都压在心里，回到家，面对小杰，我还是那个会给他留饭、会问他“今天累不累”的芬姐。

有一次，我因为调班，晚上八点多才下班。出了便利店的门，发现下雨了，雨不大，细蒙蒙的，但站一会儿也能淋湿。我正犹豫要不要等一等，一把伞撑到了我头顶。是小杰。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头发上沾着细小的水珠，看着我笑：“猜你就没带伞，妈让我来接你。”他说的“妈”，就是阿芬。我看着他，路灯的光把他年轻的脸照得轮廓分明，眉眼确实长得好，像阿芬。我忽然觉得有点恍惚，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也有个年轻男人这样在雨里等过我，那是我前夫，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也穷，也苦，但眼里有光。那光是什么时候灭的呢？大概是生活一点一点磨掉的。而现在，小杰眼里的光还亮着，可我知道，那光不是为我亮的，是为他想象里的那个“妻子”亮的，那个妻子应该年轻、鲜活，能跟他一起疯一起闹，而不是我这样一个已经被生活腌透了的中年妇人。

那天晚上回去，小杰破天荒地没有倒头就睡，而是坐在沙发上，欲言又止。我问他怎么了。他搓了搓手，说：“芬姐，我……我辞了汽修厂的活儿。”我一惊，手里的毛巾掉了。“为什么？”我问。他低下头，声音闷闷的：“我师父说，我心思不在那上面，学东西慢，老出错，再干下去，对不起那份工资。”我捡起毛巾，走过去坐到他旁边。他身上有一股潮湿的雨水味。“那你打算干点啥？”我问。他抬起头，眼里有一点茫然，还有一点赖皮的笑：“不知道，要不，你养我吧？”他是开玩笑的口气，可我心里凉了半截。我看着他那张还是孩子气的脸，忽然明白了，这场婚姻里，我从来不是一个妻子，我是一个替代品，一个阿芬用来稳住儿子的过渡品，一个让小杰可以赖着不长大的温床。而我居然糊里糊涂地在这张床上躺了两年多。

我跟阿芬的第二次正面冲突，是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小杰出去跟朋友玩了，阿芬过来，说是拿小杰的医保卡。我正蹲在阳台上搓洗小杰换下来的工作服，那上面有洗不掉的机油印子。阿芬拿了卡，没走，站在阳台门口看着我。我手上沾着肥皂泡，回头看她。她说：“小杰辞职的事，我知道了。”我“嗯”了一声，继续搓衣服。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芬，你看，要不你把你那边那个工作辞了，回家来，好好看着他。他年纪小，容易走弯路，你在家，他心定。”我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肥皂泡在手心里一个个破掉。我站起身，甩了甩手上的水，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说：“妈，我辞了工，拿什么养家？你养吗？”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她嘴唇动了动，说：“这个家，短不了你吃的用的。”我笑了一下，那笑大概很难看，因为我看到她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短不了，”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有点飘，“可短不了，跟我自己挣的，能一样吗？”那天我们没再谈下去，阿芬拿着医保卡走了，门关上的声音比平时重了些。我知道，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又裂开了一道缝。

真正让我把“甩锅”这个念头重新死死攥在手里的，是小杰生日过后没几天的事。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带着一身酒气，进门就歪在沙发上。我给他倒水，他不接，拉住我的手，含含糊糊地说：“芬姐，今天赵哥他们问我，跟我说实话，我跟我妈……是不是有什么毛病？”赵哥是他以前汽修厂的朋友。我手一僵，杯子里的水晃出来，洒在他裤子上。“说什么浑话，”我抽回手，“你喝多了。”他却猛地坐起来，眼睛红红的，看着我，那眼神让我害怕，像一个迷路的小孩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兜圈子。“他们说我傻，说你就是我妈找来看着我的，说咱俩根本就不是两口子。芬姐，你说，咱俩是两口子不？”我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客厅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一下一下地走，走得人心慌。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对阿芬的顾念，对这场婚姻的侥幸，都像是被那几滴酒给点燃了，烧得干干净净。我看着他，心里清清楚楚地明白，这锅，我不甩不行了。不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他。他得从这团乱麻里走出去，去过一个二十三岁年轻人该过的日子，而不是困在一个四十多岁女人的生活残局里，被人当笑话看。

第二天一早，我没等阿芬来，也没跟小杰多说什么，直接去了阿芬家。她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二楼，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利索。我敲门，她来开，看见是我，有些意外。我走进去，在她那张旧布艺沙发上坐下来。茶几上还摆着我们年轻时候的合影，两个姑娘搂在一起，笑得没心没肺。我看着那张照片，开口说：“阿芬，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商量的。”她正给我倒茶，手顿了顿，茶水漫出来，淌在桌面上。她没擦，放下壶，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说：“这个婚，我离定了。小杰那边，我自己去跟他说。你不用再拿什么情分、脸面来压我。我四十四了，我剩下的日子，不想再替你守着儿子过了。”我用了“替你”两个字，我看到阿芬的脸白了一下。她张了张嘴，像是想反驳，但我没给她机会。我把心里憋了两年多的话，像倒豆子一样全都倒了出来。我说起她每次来家里指手画脚，说起她让我辞工回家，说起小杰那天晚上醉醺醺问我的那句话。我说：“阿芬，你是在给小杰找个媳妇，还是在给我找个差事？你想让我当他的妈，还是当他的老婆？”最后一个字说完，我觉得浑身都轻了，像卸掉了一副背了很久的磨盘。

阿芬坐在我对面，一句话也没说。她的脸从白变红，又变青，最后归于一种很深的灰败。她看着我，眼神里那些精明的、算计的、温和的、强势的东西，一层层剥落，露出底下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疲惫和苍老。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然后她伸手，够到茶几上那张照片，用手指摩挲着照片上我那张年轻的脸。“芬，”她叫了我的名字，没有叫“芬姐”，也没有叫“儿媳妇”，就是最老最老的那个叫法，“我是不是……做错了？”她的声音很低，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我看着她的手指，那双手以前也帮我擦过眼泪，帮我带过孩子，在我最难的时候伸出来拉过我一把。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我别过脸去，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阿芬，”我说，“错不错的，都过去了。我就是想过几天自己的日子。”她没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很轻地，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那天从小阿芬家出来，外面的太阳很大，晃得人眼睛疼。我站在路边，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尘土和草木的味道。我拿出手机，给小杰发了条信息：“晚上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发完之后，我把手机塞进口袋，去便利店上了我的班。那天下午我搬了很多箱矿泉水，出了一身汗，衣服黏在后背上。店长老周路过，又给我递了瓶水，我接过来，冲他笑了笑。他没说什么，走开了。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在小区门口的花坛边站了一会儿，看着我们那栋楼里亮着灯的窗户，有一扇是我们的。我想象着小杰可能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或者躺在床上看手机，等着我回去给他做晚饭。

我推开门的时候，小杰果然在沙发上坐着，但没打游戏，电视开着，他也没看，就愣愣地坐着。他看见我进来，站起来，有点局促地说：“芬姐，你今天……去哪儿了？妈给我打电话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但面上没显。我换了鞋，走到他面前，让他坐下。我也坐下。我看着他，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年轻，里头有忐忑，有不解，还有一点点他努力想藏起来的害怕。我忽然觉得接下来的话特别难开口，但我知道非说不可。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有点潮。“小杰，”我说，“咱们谈谈。”

谈什么？他问，声音有点紧。

我深吸一口气，把他妈妈来过、我提了离婚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我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埋怨谁，就只是把事实说了。我说：“小杰，你还年轻，你值得找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姑娘，一起看电影，一起旅行，一起慢慢变老。我……我给不了你这些。咱们这两年，就像做了一场梦，现在，梦该醒了。”我说完，等着他发火，等着他哭闹，甚至等着他像他妈妈那样歇斯底里。但是都没有。他低着头，很久很久没有说话。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我看见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我想伸手去拍拍他，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最后他抬起头，脸上没哭，但眼睛通红，他看着我，说：“芬姐，你是不是……从来没喜欢过我？”

这句话像一把钝刀，割得我生疼。我看着他那张脸，想起他第一次跟我说“芬姐，我想娶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眼神，直接，热烈，带着少年人一往无前的莽撞。那时候我吓了一跳，觉得荒唐，可他没有给我太多拒绝的余地，他天天来找我，帮我做这做那，在他妈妈面前软磨硬泡。我不是没动过心，一个四十二岁的女人，被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这样炽热地追求，怎么会没有一丝丝动容？但那动容，跟爱情是两回事。那更像是对逝去青春的某种挽留，对一个真诚灵魂的感动和感激。而现在，当他把这个问题直愣愣地抛出来，我发现自己不能撒谎，也撒不了谎。我看着他，说：“小杰，我喜欢过你。但那不是你想的那种喜欢。那像……像喜欢一个弟弟，一个孩子。你懂吗？”我看到他眼里的光，像风里的烛火，摇晃了一下，然后一点点暗下去。他抽回了被我握着的手，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他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特别单薄。“我懂，”他说，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赵哥他们说得对，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后来他转过身来，脸上已经干了，他努力冲我挤出一个笑，很难看，但毕竟是个笑。他说：“芬姐，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我妈那边，我去跟她说。”我看着他，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我走过去，像很多年前抱我女儿那样，轻轻抱了他一下。他的身子僵了僵，然后也伸开手臂，回抱了我。这个拥抱很轻，很快就分开了，但我感觉到了某种释然，在我和他之间，像冰河解冻时发出轻微的碎裂声。第二天，小杰果然去找了阿芬，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阿芬没再来找过我。我的离婚手续办得比想象中顺利，没有争吵，没有拉扯。小杰在民政局门口跟我道别，他说：“芬姐，你以后好好的。”我点点头，把手里那张离婚证揣进包里，觉得沉甸甸的，却又轻飘飘的。

我搬出了那套两居室，在便利店附近租了个单间，一室一厅，小是小了点，但收拾得干净。我把那个旧手提袋里的东西重新归置了一遍，证件、几件衣服、那两张照片——临走前，我从阿芬家的茶几上把那张我和她的合影拿走了。照片上的两个姑娘还在笑，一个搂着另一个的脖子，那时候，天很高很远，日子似乎有无限的可能。我把照片放在床头柜上，每天起来都能看见。便利店的工作我还在干，店长老周有时候会多带一份早餐给我，说是买多了，我接过来，道声谢，也不多问。日子像一条被捋顺了的线，虽然单调，但平实。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早，路过小区里的健身区，看见几个老头老太太在打太极拳。有个老太太忽然走过来，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是……那个谁家的媳妇吧？”她大概是以前阿芬家的老邻居。我笑了笑，说：“不是了。”她“哦”了一声，眼神有点复杂，没再说什么，走开了。我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闻着初夏傍晚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气息，心里竟然没有太多的波澜。老脸丢尽了吗？也许吧。在那些认识不认识的人嘴里，我大概已经成了个笑话。可是笑话过后的日子，是我自己在过。风穿过槐树叶子，沙沙地响，像在说什么，又像什么都没说。我抬头看了看天，灰蓝色的，有几颗星星已经急不可耐地亮了起来。我迈开步子，往我那小屋子的方向走去，脚步比以往任何一天都要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