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自民党讨论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高市早苗主张从2027年4月起，将食品和饮料消费税率由8%降至1%，暂定实施两年，并准备在秋季临时国会提交法案。但方案没有迅速获得党内支持，多名资深议员反而公开反对。为什么一项民生减税政策，会在执政党内部引发强烈抵触？高市刚释放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为何最先出现的压力却来自自民党党内？
关键不在“减税”两个字，而在于政策如何落地。从内部反映看，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小野寺五典承认，党内支持与反对比例大约为四比六，反对者更多。前防相稻田朋美表示，不能因为方案由首相提出，党内就直接照办。前外相河野太郎也明确反对，理由是替代财源没有着落，而且两年后恢复税率，可能再次推高物价。前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则退出党内税制调查会核心决策圈，以此表达不满。
由此来看，高市遇到的是财政难题。按照党内估算，两年减税可能需要约1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本就面临社会保障支出上升、国债规模庞大和防务预算增加等压力。减税可以短期减轻家庭负担，但财政收入减少后，缺口由什么填补，目前没有清晰方案。若继续发债，债务压力会加重；若削减其他预算，又会引发新的利益冲突。反对者并非完全否定减轻民众负担，而是担心高市先宣布结论，再让自民党补齐执行方案。
而且减税能否精准帮助困难群体，也存在争议。税率下降后，消费者都会受益，高收入群体同样享受减税。稻田朋美、河野太郎等人因此提出，与其全面降低税率，不如向中低收入家庭定向发放补助，或者建立与收入挂钩的税收抵免制度。日本仍承受物价上涨和日元偏弱的压力，但在有限财政条件下，普遍减税和精准补助是两条不同路线。高市强调速度，反对者强调效果，分歧自然难以快速化解。
更重要的是，这场争论已经延伸到决策方式。党内一些议员不满的是，高市先把税率降至1%作为政治承诺推出，再要求党内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协调。税制改革牵涉财政、社保、地方收入和市场价格，需要充分磋商。高市希望用明确方案回应民众对物价的焦虑，但越是急于展现执行力，越容易让党内认为自身被绕过。小渊优子辞去党内职务，释放的正是这一信号。
这与高市近期支持率下滑也有关系，7月下旬公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明显下降。《读卖新闻》调查中，支持率降至57%，无党派选民流失更快；《每日新闻》调查甚至显示，支持率已低于不支持率。物价应对不力，是民意转弱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市急推减税，有稳定民意的考虑。但支持率越是下降，党内越会重新评估首相的判断力，过去被压住的分歧也会集中暴露。
压力之下，高市近期也频频对华表态。7月27日，她在首相官邸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和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其一贯政策。她还表示期待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前，日方曾称外相茂木敏充在马尼拉同中方有过简短交流，但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中日关系能否实质改善，不能只看积极措辞，还要看日本政府在涉台、安全和经贸等问题上是否采取稳定、连贯的行动。中方重视中日关系，也主张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但改善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高市期待借多边会议推动接触并不意外。不过，她首先要处理的不是外交场合能否见面，而是政策能否获得党内支持，政府能否回应民众对物价的现实关切。
总体来看，高市遭到党内“围攻”，表面上是消费税减税，深层原因却有三个：财政来源不清，政策效果存在争议，决策程序引发不满。再叠加支持率下降，党内大佬自然更愿意公开发声。对高市而言，对外释放缓和信号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拿出能够执行、可以持续、又能获得党内认可的政策。若这一关过不去，即使未来出现中日高层接触，也很难转化为稳定执政地位的政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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