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拓夫
机关大院的大门，是观察地方治理理念最直观的窗口。一扇大门的开放闭合、一堵围墙的高矮有无，照见的是干部为民初心，考验的是基层治理能力。多年前，湖北利川大刀阔斧推进“拆围透绿”工程，全市14家市直机关包括市委市政府办公大院在内悉数拆除实体围墙，释放四万余平方米公共空间，增绿便民、开放车位、整合政务窗口，把封闭的机关大院变成百姓可亲近、可休憩、可办事的公共空间。一场拆墙行动，拆掉了物理围挡，消融了干群之间的隔阂，生动诠释了服务型政府的开放姿态，成为基层治理的经典范本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笔者近期走访重庆某县政府办公大院，见证了截然相反的治理图景。曾经几十年畅通开放、便民办事的政府大门，如今加装了道闸门禁，专人值守、严格管控，实行“先登记、再对接、专人接送、无人禁入”的刚性制度：普通群众即便持有正当诉求、合规办事事由，只要联系不到对接干部、无人出门接应，就会被拦在门外，无法进入政府大楼反映问题、表达诉求。
深究当地这一做法的初衷，并非毫无缘由。据内部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当地出现少数群众缠访闹访、越级找领导、甚至以极端方式施压维权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政府机关的正常办公秩序。为规避安全风险、维护政府办公大院内秩序，当地便采取“一禁了之、一堵到底”的管控模式，试图用物理隔离杜绝这种乱象。
维护政府机关办公秩序、筑牢安全防线，本是政府常态化管理的应有之举，合规的访客登记、有序的安保核查无可厚非。但安保不等于设防，管控不等于拒民。当地“无人接应即不放行”的一刀切规定，早已突破合理安保边界，沦为懒政避责的工具，是典型的“防民式治理”。
基层治理的逻辑，从来不是“挡住群众、规避问题”，而是“直面矛盾、化解问题”。群众之所以越级找领导、采取极端方式维权，根源在于基层诉求渠道不通、矛盾调处不及时、民生问题悬而不决。小事无人管、难事无人解，诉求层层积压，最终才会出现群众上门缠访、过激维权的现象。地方不从源头破解治理痛点，反而本末倒置，用门禁道闸筑起高墙，把求助的群众挡在门外，把暴露的矛盾压在暗处。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操作，看似守住了机关的清净安稳，实则透支了政府公信力、激化了干群矛盾。
政务大门越封闭，民心距离越遥远。利川拆墙，拆掉的是官僚壁垒，敞开的是为民胸怀；而此县设闸，筑起的是物理围墙，关闭的是便民窗口。一边是主动开放、主动服务、主动贴近群众，一边是被动防御、消极避责、刻意疏远群众，一拆一设的反差，正是治理能力与执政理念的高下之分。
《信访工作条例》明确要求畅通信访渠道、便利群众诉求，保障公民依法申诉、控告、建言的权利。政府机关大院是为民履职、解决民忧的场所，绝非与世隔绝的“私人院落”。严苛的准入壁垒，变相堵塞了群众的维权求助通道，违背了便民利民的政务初心，更偏离了基层治理的初衷。
治国有道，利民为本。真正的平安稳定，从来不是靠围墙围出来、靠门禁拦出来的，而是靠真心服务、用心解忧干出来的。基层最坚固的防线，从来不是冰冷的道闸门禁，而是温热的民心口碑。对基层政府而言，少一点“防民之术”，多一点“为民之道”，拆除有形的围墙、打破无形的壁垒，畅通诉求渠道、主动化解矛盾，方能真正拉近干群距离，筑牢长治久安的民心根基。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时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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