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8年我被拐进深山，被迫嫁给当地老光棍赵老栓。
生下一对龙凤胎后我彻底认了命，谁知他外出打工一走就是两年，半点儿音讯都没有。
这天落着碎雪，邮递员在院门口喊我签收汇款，山子仰着小脸拽住我衣角：“娘，是不是爹寄钱回来了？”
我攥着两千块汇款单和磨得起毛的信封，心口突突直跳。
隔壁婶子都凑过来夸老栓在外头发了财，我撕开信只扫了头一行，浑身瞬间像掉进了冰窖……
01
邮递员把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支在院墙外头时，天上正飘着碎碎的雪花，落在地上薄薄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他摘下棉帽子拍了两下，冲着敞开的堂屋门喊了一嗓子：“桂芬，出来签个字，有你家的汇款单。”
我手里那根拨火棍“咣当”一声就掉在了灶台前头，火星子溅出来几粒，烫得我手背一缩，可我根本没顾上看。
山子和丫丫正蹲在灶边烤红薯，两个小家伙同时抬起头来，山子眼睛亮晶晶地问：“娘，是不是爹寄钱回来了？”
我没答话，只是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慢慢站起来往门口走。
那只牛皮纸信封压在汇款单上头，边角磨得发白起毛，像是被人翻来覆去捏过很多遍，上头还沾着一点洗不掉的黑印子，不知道是机油还是别的什么。
最让我心里头一沉的是那几个字——收件人那一栏写着“李桂芬收”，那笔迹歪歪斜斜的，“桂”字右边的“圭”写得不匀称，“芬”字最后一撇拖得老长。
我认得这笔迹，错不了。
那是赵老栓的字。
整整两年了，从他背着那只破蛇皮袋走出村口那天算起，我就再没收到过他半点消息。
村里人都说，男人只要跨出了这道山沟，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收不回来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等了两年等来的不是人，是钱，是一封信，是一场我连躲都来不及躲的交代。
山子和丫丫都围到了我腿边，丫丫伸出小手去够那信封，被我轻轻挡开了。
院门外头几个扫雪的妇人早就不扫了，一个个伸长脖子往我这边瞅，村东头的刘婶子嗓门最大，隔着半条街喊：“桂芬哪，老栓给你寄钱了？多少啊？他可在外面发了财？”
我没回头，只把信封揣进棉袄里头的夹层，一手牵一个孩子，转身就进了屋。
堂屋的门在我身后合上，把那几双探询的眼睛和碎嘴子全挡在了外头。
我把信封放在那张掉了漆的饭桌上，盯着上头的字看了好半天。
山子仰着脸问我：“娘，爹是不是给咱们寄压岁钱了？”
丫丫没说话，只是把小脑袋靠在我胳膊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信封，像在看一件稀罕物件。
我伸手摸了摸信封的边角，纸很厚，里头除了信应该还有别的东西，汇款单上写着两千块，崭崭新新的两沓票子。
可我心里头一点也不踏实，反而像是被人攥住了心口，越攥越紧。
02
说起来，我本来不该待在这座山旮旯里头。
那是1988年的事，我刚满十八岁，在镇上念完初中就没再往上读了，家里头不供我，说是“女娃读再多书也是别人家的人”。
我爹李老栓是个杀猪的，娘常年卧病在床，家里头还有个弟弟叫李宝生，比我小五岁，是全家的命根子。
我爹常说一句话：“宝生将来要娶媳妇盖楼房，你当姐姐的得帮衬。”
可我没想到，他说的帮衬，是把我卖给镇东头那个姓钱的屠夫。
钱屠夫外号“钱一刀”，五十多岁了，前头娶过两房老婆，一个被打断了肋骨跑回了娘家，一个实在受不了喝农药没了。
就这样的男人，我爹居然收了人家二十万块彩礼，连日子都定了。
那天晚上我蹲在灶房烧火，听见我爹在堂屋跟我娘算账：“有了这二十万，宝生就能在镇上买套三间的楼房，再添辆摩托，说媳妇就不愁了。”
我娘咳嗽了几声，小声说：“那桂芬嫁过去……”
“嫁过去咋了？”我爹一拍桌子，“女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她命硬，扛得住。”
我当时手里的火钳子差点把锅底捅穿。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攒了半年的零碎票子从墙缝里掏出来，拢共八块六毛钱，塞进鞋垫底下，趁着天没亮透从后窗翻了出去。
窗台上那根铁丝刮了我小腿一道口子，血淌下来把裤腿洇湿了一小片，我咬着袖子没敢出声。
跑出村子三里地，我在路边碰见一个穿军大衣的女人，她说她姓周，叫我喊她周姐，说可以带我去省城宾馆当服务员，“包吃包住一个月八十块”。
我信了。
那是一辆闷得让人喘不上气的面包车，车窗糊着黑膜，里头坐着五六个男人，谁都不说话，光低头抽烟。
车开了整整一夜，我从困到醒，从醒到慌，等我真正觉得不对劲的时候，车已经拐进了一条窄得只能过一辆车的盘山路，两边全是黑压压的松树林子。
周姐回头冲我笑了笑，那笑容跟她白天给我递馒头时一模一样，可嘴里说的话全变了：“妹子，别慌，给你找了个好人家。”
我伸手去拉车门，门从外头锁死了。
等我再睁开眼时，人已经在一间土坯房里的炕上了，炕上铺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旧床单，墙角堆着半袋子发霉的红薯，空气里全是旱烟渣子和陈年霉味混在一起的怪味道。
门一开，进来一个男人。
他脸黑得跟锅底似的，背有些驼，看起来少说也有三十七八岁了，穿着一件胳膊肘打了补丁的蓝布褂子，裤腿卷到小腿肚，脚上是一双磨歪了后跟的胶鞋。
他就是赵老栓。
后来我才知道，他花了三千八百块钱，从人贩子手里把我买了下来。
03
我看见赵老栓的第一反应就是往门口扑。
可我两条腿刚着地，就被他从后头一把攥住了胳膊，那手劲大得吓人，我挣得手腕子生疼，嗓子都喊劈了：“放开我！你们这是拐卖！我要报警！”
外头围着好几个看热闹的妇人，有嗑瓜子的，有抱着孩子的，脸上半点惊慌都没有，就像在看一出早就知道结局的戏。
赵老栓站在门口没动，皱着眉看了我半天，最后憋出一句：“你喊吧，喊破了也没人管。”
我气得抓起炕头那只瓦罐就往地上摔，“啪”的一声碎成好几瓣，碎片崩到他脚面上，他低头看了看，也没躲。
他转身把门闩从外头插上了，隔着门板闷声说了一句：“饭在灶上，饿了就吃。”
那天晚上我缩在炕角，一夜没合眼。
山里的夜黑得吓人，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
我听见隔壁屋里传来碗筷碰撞的声响，听见有人压低嗓子说“这姑娘看着挺烈，不知道能撑几天”，还听见赵老栓在院子里抽旱烟，烟头一亮一灭，跟鬼火似的。
天亮以后，村里几个妇人端着饭过来看我，一盆苞谷糊糊，一碗腌疙瘩，连个鸡蛋星子都没有。
一个胖女人打量了我几圈，笑着说：“模样倒还周正，就是太犟了。”
另一个接话：“犟啥犟，等怀了娃，再犟的性子也磨平了。”
我抓起那碗苞谷糊就朝她们泼过去，糊糊溅了那胖女人一裤腿，她当场变了脸，抬手就要扇我嘴巴子。
赵老栓从院里快步进来，伸手挡了一下，声音很沉：“别动她。”
那胖女人不服气，叉着腰骂：“你花那么多钱买来的，不让管不让碰，留着当菩萨供啊？”
我这才真正听明白——我不是被“捡”的，我是被“买”的。
周姐那张笑脸，和面包车上那截越来越窄的土路，全在我脑子里碎成了一堆渣。
我想死，真的想过。
有一回我捡了片碎碗茬子抵在自己脖子上，赵老栓推门进来，脚步一下子钉在了原地。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慢慢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带上。
隔着一道门板，我听见他说：“你割了，我埋你。你活着，我给你做饭。”
那片碗茬子在我手里攥了很久，最后被我扔进了灶膛里。
火苗一卷，就没了。
04
后来村里有个跟我一样被拐来的女人，叫秋红，趁人不注意时偷偷塞给我一个煮鸡蛋。
她蹲在柴垛后头，压着嗓子跟我说：“我跑了七回，回回被抓回来打，身上现在还有疤呢。”
她撩起袖子给我看，胳膊上一道一道青紫色的印子，像爬满了蚯蚓。
“但你比我强，”秋红又说，“你家那个老栓，他至少不动手。”
我攥着那个鸡蛋，手心热乎乎的，可心口冰凉。
那鸡蛋我从早上攥到晚上，温热一点点散掉，最后凉透了，我也没吃。
我试过逃跑。
头一回，我顺着山脚下的溪流往下游跑，跑了整整两个时辰，脚底板磨出三四个血泡，钻心地疼。
可最后被两个放羊的汉子拦腰抱住了，他们把我拽回村口时，赵老栓正站在院门前，手里提着一把砍柴的斧头。
我以为他要打我。
可他只是把斧头放下，进屋端了一盆热水出来，蹲下身要给我洗脚。
我抬脚就把盆踢翻了，热水泼了他一身一脸。
他没发火，只是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转身又去烧了一锅。
第二回跑，我刚翻过后山那道梁子就被村里人发现了，这回是赵老栓自己把我背回来的。
他一路没说话，我趴在他背上闻见他后颈上一股汗味儿混着旱烟味儿，呛得我直想吐。
到家以后他把我放在炕上，从柜子里翻出一截麻绳，我以为他要绑我。
可他把绳子剪成了两段，一段系在山子将来的摇篮腿上，一段塞进了灶膛。
他说：“你要真不想待，等我死了你再走。”
我没理他，翻过身面朝着墙，眼泪把枕头皮洇湿了拳头大的一块。
就这么一天一天挨着，我开始吐了。
头几天以为是吃了馊东西，后来连闻到柴火烟味儿都恶心，秋红来看我，伸手一搭脉，又摸了摸我的肚子，脸色变了。
“你有了。”她说。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拿棒槌砸了一下后脑勺。
那天夜里我坐在炕上，盯着窗外那块黑得没有尽头的天，眼泪流干了，眼睛肿得像桃。
赵老栓推门进来，端了一碗热水放到炕边，碗底下还压着一小包红糖，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
我没打翻那碗水。
我只是背着他说了一句：“这孩子生下来，你放我走。”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嗯”了一声。
05
怀到第五个月的时候，接生婆来摸了一回肚子，摸了半天，眉毛一挑：“怕是不止一个。”
我愣住了，把手放在肚皮上，里头有两团小东西在动，一下一下的，像在敲门。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忽然想起我弟弟李宝生来。
宝生从小到大，爹娘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他，鸡蛋是他的，新衣裳是他的，连念书的名额也是他的。
我那时候老想，凭什么呢？
可现在我肚子里头也有两个了，一个男一个女，将来我该怎么对他们？
我会不会也像爹娘那样，把好的全给儿子，把女儿撇在一边？
我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时候我头一回觉得，我不舍得走了。
生产那天是三伏天，热得人喘不上气，我疼了整整八个时辰，从日头高挂疼到月亮升起来。
赵老栓在院子里劈柴，斧头剁进木桩里的声音一下接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像是在替我用劲。
山子先出来的，哭声又亮又冲，接生婆拍了他一巴掌屁股，他嚎得整条沟都听得见。
隔了不到一炷香的工夫，丫丫也出来了，哭声细细的，像小猫叫。
两个娃娃并排放在炕上，一个哭得满脸通红，一个哼哼唧唧地拱脑袋。
我伸出手去够赵老栓的手腕，抓了他一手黏糊糊的汗。
他蹲在炕边，看看山子又看看丫丫，嘴咧了一下，可那也不算笑，就是嘴角往上抽了抽。
我给他俩取了名，男娃叫山子，女娃叫丫丫。
赵老栓问：“咋不叫根生、根花？”
我侧过身喂奶，轻声说：“山是围着我的，丫是拴住我的。”
他听不懂，但还是点了点头。
孩子满月那天，我把当初逃跑时穿的那双布鞋拆了，鞋面子缝了两个小枕头，鞋底子垫在了山子的摇篮底下。
秋红来看我，一进门就愣住了，上下打量我半天才说：“桂芬，你变了。”
我抱着丫丫哄睡觉，头也没抬：“两个娃呢，我背不动了。”
从那天起，我再没往山下跑过。
06
可山里头的日子，不是光靠“不跑”就能过下去的。
山子两岁那年秋天发了一场高烧，烧得浑身滚烫，小脸通红，嘴唇都起皮了。
我背着山子，抱着丫丫，走了一天一夜的山路赶到镇上的卫生院，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
大夫说要住院，交押金，我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连毛票带钢镚儿拢共凑了四块七毛钱。
那天我坐在卫生院走廊的长椅子上，怀里抱着两个娃，山子烧得迷迷糊糊抓着我的手指头不放，丫丫饿得直啃自己的拳头。
赵老栓蹲在墙角，头埋在两膝之间，一声不吭。
我冲着他吼了一句：“你出去吧！出去挣钱！哪怕去搬砖去挖煤都行！你在这儿守着地有啥用！”
他没抬头，但我看见他肩膀抖了一下。
回去以后他又犹豫了半个月，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
最后是丫丫拿着勺子舀了一口稀饭递到他嘴边，奶声奶气地说：“爹吃。”
他眼眶忽然就红了，那天晚上他跟我说：“我去。”
走的那天清晨天还没亮透，我把家里唯一一张全家福塞进了他的帆布包夹层里——那是去年赶集时花五毛钱拍的，山子歪着脑袋，丫丫咧着嘴哭，我和赵老栓都板着脸，谁也不像高兴的样子。
我又往包里塞了十双千层底布鞋，都是连夜赶出来的，针脚密密匝匝。
“外头的鞋贵，这个耐穿。”我说。
他背起包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山子和丫丫都还没醒，两个小脑袋并排枕在一个枕头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
我站在门框里，对他说：“到了地方记得捎个信。”
他点了点头：“等我安顿下来，就往回寄钱。”
他走到村口时又回了一次头，我一手抱着一个娃站在院门前，两个小的都伸着小手冲他摇啊摇。
他没挥手，只是把那包布鞋抱在胸前，转身走进了灰蒙蒙的晨雾里头。
07
头一年过年，没有信。
我腊月二十九那天跑到镇上邮局去问，人家翻遍了柜子说没有。
第二年清明，还是没有信。
村里人开始嚼舌头，有人说老栓是不是死在工地上了，有人说男人出了山就跟断线的风筝一样，哪还找得回来。
我谁的话都不信，可夜里躺在床上，心里头空落落的那一块越来越大。
每天晚上哄睡了山子和丫丫，我都会在窗台上划一根火柴，看着那簇小火苗晃晃悠悠烧完，才肯躺下。
丫丫有一回问我：“娘，你烧火干啥？”
我说：“给你爹照路呢。”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把脑袋拱进我怀里又睡了。
我一个人盯着窗台上一截截烧剩的火柴梗，那些黑乎乎的细棍子横七竖八地躺着，像什么话也没说完。
为了等他的消息，我什么活都接，白天给人家缝鞋垫，晚上替镇上的小饭馆剥蒜剥葱，手指头泡得发白发皱，指缝里全是蒜汁子味儿。
有一回山子在村口看见一个背蛇皮袋的男人，拔腿就追上去喊“爹”，追到跟前才发现认错了人，那男人回头瞪了他一眼，骂了句“瞎叫唤啥”。
山子没哭，可回家以后一整个下午都不说话。
晚上吃饭时他扒了两口米粥，忽然抬头问我：“娘，爹是不是不要咱们了？”
我筷子顿了一下，碗里的粥差点洒出来。
“不会的。”我说。
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08
第二个冬天来得格外早，才十一月底就下了头场雪，屋檐上挂了一排亮晶晶的冰凌子。
那天早上我正蹲在院里刷锅，两个孩子趴在堂屋的饭桌上写写画画，村口那条被雪盖了一半的土路上忽然传来了清脆的车铃声。
邮递员穿着件灰棉袄，裤腿上溅满了泥点子和雪水，把自行车支在院墙外头，脸冻得红扑扑的。
他冲院里喊了一嗓子：“桂芬，出来签字！有你家的汇款！”
我手里的刷子“啪”一下掉进了水盆里，溅了我一脸凉水。
山子和丫丫同时从屋里跑出来，山子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两个小脑袋挤在门框里往外看。
邮递员从邮袋里掏出一个厚墩墩的牛皮纸信封，又把两张崭新的票子递过来：“汇款单上写着两千，你点点。”
隔壁几个妇人听见动静，一个个放下手里的活计凑过来看热闹，刘婶子嗓门最高：“哟，两千块哪，老栓在外头可发了大财了！”
我没理她，接了信封和钱，低头往屋里走。
山子仰着脸跟在我后头，声音又亮又急：“娘，是不是爹寄来的？”
我“嗯”了一声，嗓子像被人捏住了，再说不出一句整话。
丫丫没出声，只是伸出小手拽住我围裙的边角，跟我一步一步挪进了堂屋。
门一关上，我把信封放在饭桌上，两个孩子一左一右站在我腿边，四只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那个信封。
信封上头的字歪歪扭扭，收件人写着“李桂芬”，那个“桂”字的右边还是没写匀称，“芬”字最后一撇拖得长长的，跟他从前写药方子时一模一样的毛病。
我伸出手去摸那个信封，指尖碰到封口的浆糊时，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说不清的害怕。
两年了，我等了整整两年，等到的是钱，是一封信，可人还在千里之外。
我咬了咬牙，顺着封口慢慢撕开。
信封撕开时发出一声极轻的“嘶啦”，那声音在安安静静的堂屋里显得格外清楚，像有什么东西终于裂开了一道口子。
露出纸边的那一截上头写着我的名字，“秀兰”两个字比从前稳当了一些，可“秀”字上头的“禾”还是写歪了。
他永远写不好这个字，以前我笑话过他，他说“你这名字太难了，我练了二十遍都写不像”。
山子凑过来问：“娘，爹写信说啥了？”
丫丫伸出小手够我的胳膊肘，小脑袋靠在我大腿上，温温热热的。
我捏着那页纸的边缘没有立刻抽出来，目光落在折痕处那一小块暗红色的印迹上，不知道是墨水还是别的什么，在泛黄的纸面上格外扎眼。
窗外的雪还在下，屋檐上的冰凌子被风吹得叮叮当当响。
我想起两年前赵老栓走的那天早上，他站在院门口说的最后一句话：“等我挣了钱，就回来。”
现在钱在桌上，信在我手里，可那个说“回来”的人连个影儿都没有。
两个孩子仰着脸等我说话，四只眼睛里全是亮晶晶的期待。
我张了张嘴，声音又干又涩：“别急，让娘先看看。”
然后我把那页纸往外抽了不到一指宽，目光落在第一行字上，整个人像被冻住了一样，一动也动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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