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频繁头痛,查了2年查不出,直到理发师剪头发时发现了异常
我大姨叫孙秀兰,今年五十六,头疼的毛病整整两年了。
这两年怎么说呢,把我大姨从一个风风火火的爽利人,硬生生磨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你见了她都不一定认得出来——以前一百四十多斤的圆脸盘,现在瘦得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下去,两个黑眼圈像是画上去的,怎么都消不掉。
疼起来的时候,她就用拳头抵着太阳穴,整个人缩成一团,不吭声,只是咬着牙关,腮帮子绷得紧紧的。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她就去卫生间,把门关上,我们外面的人只听见水龙头哗哗地响。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把脑袋伸到冷水下面冲,用那种刺骨的凉来压住脑子里一跳一跳的疼。
最开始家里人没太当回事。头疼嘛,谁还没有过?我妈还说她小题大做,是不是晚上看手机看多了,少刷点短视频就好了。我姨夫老赵给她买了各种止痛片,什么芬必得、布洛芬,一开始还管点用,后来就像吃糖豆一样,一把一把地吞下去,疼痛纹丝不动。
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大姨开始不对了。她以前是菜市场里卖干货的,嗓门大、精神头足,一天站十几个小时都不喊累。可那段时间,她去摊位上坐不到两个小时就得收摊回家。有一次隔壁摊的老王跟她说话,她盯着老王看了半天,忽然问了一句:“你刚才说什么?我听不见。”把老王吓了一跳。
不光听不见,她还开始怕光。大白天在家,她把所有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房间暗得像地窖。电视不开声音,手机屏幕亮度调到最低,连吃饭都要在昏暗里吃。我姨夫开个灯她就急,说光刺得她眼睛疼,像有人拿针在扎她的眼球。
这下家里人坐不住了,开始跑医院。
先从县医院看起。神经内科的号挂了一个,大夫问了问症状,开了个头颅CT。片子出来,大夫看了半天,说没啥大问题,有点轻微的颈椎退行性变,可能是颈椎压迫神经引起的头痛,开了点营养神经的药就让回去了。
吃了两个星期,不但没好,反而更严重了。大姨说头疼的范围扩大了,以前是左边太阳穴跳着疼,现在整个后脑勺都发紧,像有人拿根绳子勒着她的脑袋,越勒越紧。有时候半夜疼醒了,她就坐在床上,抱着脑袋,一坐坐到天亮。
又换市人民医院。这次挂了个专家号,排队排了两个小时,看病五分钟。专家看了看县医院带过来的片子,说做个头颅核磁吧,看看清楚点。核磁共振那个机器,大姨一进去就害怕了,狭小的空间加上巨大的噪音,她躺在里面觉得自己快喘不上气来。好不容易做完了,结果出来,还是没看出什么大毛病。专家说脑血管没什么问题,颅内也没发现占位性病变,可能是偏头痛或者紧张性头痛,开了一堆药让回家吃着观察。
那些药吃了一个多月,大姨整个人都变了。不知道是药的原因还是病的原因,她变得特别容易发火,以前多温和的一个人,那段时间动不动就摔东西。有一次我姨夫给她端了碗粥,她喝了一口说太烫了,直接把碗摔在地上,然后自己蹲在那里哭。哭完了又跟我姨夫道歉,说她控制不住,她也不想这样。
我姨夫老赵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在建筑工地上做水电工,嘴笨,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就蹲在大姨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睛红红的。
那段时间我妈经常去看大姨,每次回来都叹气。她说大姨现在怕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怕光、怕声音,后来发展到怕人。有人来家里看她,她就躲到卧室不出来,说不舒服。我妈跟她说话,她总是慢半拍才回应,眼神也涣散,好像灵魂不在身体里似的。
“你大姨以前多爱热闹的一个人啊,现在连我都不想见了。”我妈说着说着就掉眼泪。
到了去年开春,大姨的情况恶化到了一个让人害怕的程度。
那天她在厨房切菜,忽然右手一松,菜刀掉在地上,差点砍到脚。她试着去捡菜刀,发现右手完全使不上劲,五根手指像不是自己的一样,怎么都握不拢。这还不算,她张开嘴想喊老赵,却发现舌头打结,话也说不清楚了。
我姨夫吓得魂飞魄散,以为是中风了,赶紧打了120。救护车一路拉着警笛往市里最好的三甲医院赶,在车上的时候大姨的手慢慢恢复了,舌头也利索了,到了急诊室的时候看起来跟正常人差不多。
急诊医生不敢大意,又做了一遍头颅CT,还加做了脑血管造影,怕是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结果出来后,脑血管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堵塞和狭窄的迹象。医生也纳闷了,说可能是复杂的偏头痛发作伴随的短暂神经功能障碍,建议住院观察。
住了五天院,各种检查做了一遍。抽血抽了十几管,查了血常规、生化、免疫全套、甲状腺功能、肿瘤标志物,连风湿免疫都查了,全是正常的。心电图、心脏彩超也做了,也没问题。耳鼻喉科来会诊,排除了耳源性眩晕和前庭性偏头痛。眼科也来看了,眼底、眼压、视野都查了,没发现异常。
出院的时候,主治医生也有点无奈,说目前没有发现器质性病变,建议到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或者考虑一下是不是心理因素导致的躯体化症状。
“心理因素”这四个字一出来,我姨夫就急了。他站在医生办公室里,一米八的大个子,声音都在抖:“大夫,她疼成那样,你说她是心理问题?她不是装的,她是真疼啊!”
医生也挺无奈的,耐着性子解释:“不是说她是装的,而是有些心理问题确实会引发真实的躯体疼痛,比如长期的压力和焦虑,可能会导致肌肉持续紧张、血管收缩,引起头痛和其他不适。建议可以去心理科看看。”
那天从医院出来,我大姨一句话都没说。我姨夫想扶她,她躲开了,自己一个人走在前面,瘦削的背影在傍晚的路灯下面拉得很长很长。
回到家以后,大姨彻底变了。她不再主动提去医院的事了,也不怎么抱怨头疼了,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我姨夫要是提一句“要不再去省城看看”,她就摇头,说算了,查不出来的,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这四个字,从一个五十六岁的人嘴里说出来,那感觉就像她已经认了命,不想再挣扎了。
家里人开始往别的方向想办法。我妈坚信大姨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偷偷去找了老家一个很有名的神婆。神婆烧了张符纸在一碗水里,让我妈带回去给大姨喝。大姨看了一眼那碗漂着纸灰的水,没喝,但也没说什么。
我表姐从网上找了一堆偏方,什么天麻炖鸽子、川芎白芷炖鱼头,一锅一锅地炖了送过来。大姨每次都喝几口,然后趁人不注意倒掉。我姨夫看在眼里,也不戳破。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今年三月的一个周末。那天我陪我姨夫带大姨去剪头发。
大姨已经将近一年没有正经出过门了,更别说收拾自己。她的头发原本是齐肩的,这一年没打理,长到了腰际,干枯毛糙,白头发也冒出来不少。我姨夫说带她去剪剪吧,换个精神点的发型,也许心情能好一些。
大姨一开始不愿意,说不想出门,怕光刺眼。我姨夫说隔壁小区刚开了一家理发店,走路三分钟就到,店里灯光柔和,人也不多。磨了半天,大姨勉强同意了。她戴了一副墨镜和一顶宽檐帽,把大半张脸都遮住了,低着头跟我姨夫出了门。
那家理发店叫“阿良工作室”,门面不大,装修简简单单的,老板兼理发师就是阿良本人,一个三十出头的南方小伙子,瘦瘦的,戴一副黑框眼镜,话不多但态度很好。
我们到的时候店里没有别的客人,阿良正在扫地。看见我们进来,他赶紧放下扫帚,招呼大姨坐到理发椅上。大姨坐下以后,阿良给她围上围布,对着镜子看了看她的发质,问想剪什么样的。大姨说随便,剪短点就行。
阿良也没多问,开始动剪子。
我坐在后面的沙发上玩手机,姨夫坐在旁边发呆。剪了大概十来分钟的时候,阿良忽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他用手轻轻拨开大姨头顶偏右的一小片头发,凑近了看。我注意到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他又用手指在那片头皮上轻轻按了按,抬起头问我姨夫:“叔,姨的头发是哪年开始白的?”
我姨夫愣了一下,说大概就是这一两年吧,以前头发乌黑乌黑的。
阿良点了点头,又问:“她这一两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比如头疼头晕什么的?”
这话一出来,我姨夫猛地站了起来,两步走到理发椅旁边:“你怎么知道?”
阿良指了指大姨头顶的那片头皮:“叔,你看这里。”
我姨夫凑过去看,我也跟了过去。大姨的头发被阿良拨开,露出一小块头皮。乍一看没什么特别的,但仔细看,那块头皮上有一小片白色的斑块,米粒大小,颜色比周围的头皮浅一些,表面很光滑,跟正常的头皮不太一样。
“这好像就是普通的白斑吧?”我姨夫说。
阿良摇摇头,说他在广州学理发的时候,师傅教过他看客人的头皮,因为有些头皮问题会影响染发烫发的效果,所以他们都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指着那片白斑说:“正常头皮是有纹理的,有毛孔,但这块皮肤特别光滑,像羊皮纸一样。而且你看,这块白斑上的头发比其他地方的头发白得更厉害,而且摸上去有一种很薄的、萎缩的感觉。我师傅以前跟我们讲过,这种表现叫‘军刀痕’,很可能不是普通的皮肤病,而是……”
他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
“而是什么?”我姨夫的声音都变了调。
“我也不敢确定,但是很像一种叫‘硬皮病’的东西。”阿良挠了挠头,“就是那种头皮会慢慢变硬、萎缩的病,它不光是皮肤的问题,还会影响到下面的组织和神经。如果真的是这个病,那头疼头晕什么的就说得通了。”
我站在旁边,脑子里嗡嗡的。两年的求医问药,CT、核磁、脑血管造影,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又一遍,看了神经内科、心内科、耳鼻喉科、眼科,甚至差点被当成心理问题打发掉,结果居然是一个理发师在剪头发的过程中发现了异常?
我姨夫愣在原地好几秒,然后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拍照,把大姨那块头皮拍了下来。大姨坐在理发椅上,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但我看见她的手紧紧攥着围布的边缘,指节都发白了。
那天头发没剪完我们就走了。我姨夫第一时间挂了市里最好的皮肤科专家号,把照片给医生看。皮肤科医生仔细检查了大姨的头皮,又用手摸了摸那块白斑周围的皮肤,说阿良的判断很有可能是对的,这确实非常像局限性硬皮病的一种特殊类型,医学上叫做“军刀状硬皮病”,因为病灶的形状像被军刀砍过的伤痕一样,呈一条线状分布。这种病会导致皮肤和皮下组织逐渐硬化、萎缩,如果病灶在头皮上,会直接影响到下面的神经和血管,引起顽固性的头痛,甚至可能累及更深层的组织。
医生开了皮肤活检的检查单,从大姨头顶那块白斑上取了一小块组织去做病理。等了整整一个星期,结果出来了——果然是硬皮病。镜下可以看到真皮层明显增厚,胶原纤维增生,皮肤附属器萎缩消失,跟典型的硬皮病病理表现完全吻合。
拿到结果那天,我姨夫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哭了。这个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汉子,扛水泥、扎钢筋、风吹日晒都没掉过一滴眼泪,那天在医院的走廊里哭得像个孩子。
大姨倒很平静。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只手搭在姨夫的肩膀上,轻轻拍着,像是在安慰他。她跟我说:“巧云,你知道吗,这两年最难熬的不是疼,是我一直不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所有人都说检查没问题,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在瞎想。有一段时间我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有心理问题?是不是我太矫情了?现在好了,虽然是个听都没听说过的怪病,但起码我知道我不是疯了。”
她说着说着自己也哭了,眼泪顺着瘦削的脸颊淌下来,但她一直在笑,那个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是一个人的痛苦终于被确认、被承认之后,压抑了整整两年的委屈找到了出口。
接下来就是治疗。硬皮病目前还没有根治的办法,但可以用药物控制病情发展。医生给大姨开了免疫抑制剂和激素,还建议她做物理治疗来缓解头皮和面部的僵硬感。治疗的过程很漫长,但大姨的精神状态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她开始主动出门,也开始愿意跟人说话了。虽然头疼的毛病没有完全消失,但发作的频率和程度都减轻了不少。
更让人欣慰的是,大姨后来说她想起了一些之前没注意的细节。早在头疼开始前大半年,她头顶那块头皮就偶尔会发痒,摸上去有点硬硬的感觉,但当时她完全没当回事,还以为是换洗发水过敏了。后来那块皮肤上的头发确实比周围白得早,她以为就是正常的白头发,根本没往疾病上面想。
谁能想到呢?一个隐藏在头发下面的小小白斑,居然是折磨了她两年的罪魁祸首。两年来那些顶尖的仪器、昂贵的检查都没有发现的东西,被一个理发师在剪头发的过程中不经意间看到了。
这事儿说起来挺讽刺的。我们总是迷信大医院、大专家、大设备,觉得越先进的东西越可靠。但有时候,真相就藏在最朴素、最日常的细节里,只是需要一个有心人去发现。
后来我姨夫专门去阿良的理发店道了谢,买了两条好烟和一兜水果。阿良死活不肯收烟,水果倒是留下了。他说他也只是碰巧学过,他师傅以前在广州一家高端美发沙龙干过,专门给那些有钱人做头皮护理,所以对各种头皮问题特别敏感,这些知识都教给他们了。没想到这个在理发行业里不算罕见的知识点,居然帮了一个人这么大的忙。
“其实理发师有时候比医生更有优势。”阿良一边给客人剪头一边跟我姨夫说,“医生看病是听病人说哪里不舒服,然后开单子做检查。但理发师是直接上手摸的,头皮什么感觉、发质什么变化,手一碰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看的是整个头皮,不是病人指定的某一个位置。”
我姨夫后来把这话说给大姨听,大姨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早知道我应该早点去剪头发的。”
这话把我们都逗笑了。笑了之后又觉得心酸。这两年走了多少弯路,花了多少冤枉钱,遭了多少罪,要是能早一点遇到像阿良这样细心的人,也许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但世上的事没有如果,好在最终还是找到了病因,一切都不算太晚。
大姨现在每个月去复查一次,病情控制得还不错。她的头发长长了一些,阿良帮她设计了一个能遮住那块白斑的发型,看起来精神了很多。前几天她还去菜市场重新开张了她的干货摊,隔壁老王看见她回来,高兴得跟什么似的,非要请她吃饭。
我大姨说,病还没好利索,但日子总要往下过。两年时间丢掉了,后面的日子得捡回来。
写这些是想说两件事。第一件,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也在经历查不出原因的慢性疼痛,在排除了常见的器质性病变之后,不妨留意一下身体表面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微变化——皮肤的颜色、质地、温度,毛发的分布和状态。有些疾病的线索,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里。第二件,别瞧不起任何一个行业,理发师、按摩师、修脚师傅,这些跟人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职业人,他们的眼睛和手,有时候比机器还灵。
就像阿良说的:“机器拍的是片子,我们摸的是真人。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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