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中，多伊尔建议那些对伴侣关系不满的女性服从丈夫：忍下“颐指气使”的评论，放弃控制权，包括对自己财务的控制，并随时准备发生性关系。她承诺，这样一来，丈夫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多伊尔在这篇报道中还表示，即便男性有暴力倾向或成瘾问题，这套方法往往也能奏效。
持这种立场的另一位女性，是英国记者路易丝·佩里。一个月前，她曾做客《纽约时报》播客《有趣时代》。几年前，她因《反对性革命的理由》一书在英语世界受到关注。她常被称作“反动的女权主义者”，主张重新提倡禁欲。
按照她的说法，性革命给女性带来了许多不利后果。和多伊尔一样，她也相信性别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佩里认为，男性由于天性和激素水平，更容易倾向于无承诺的性关系，甚至更容易实施侵犯，因此必须被谨慎甄别。
这两种立场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们背后的男性观和人性观，与另一群体其实相距并不远，而通常人们不会把后者和多伊尔、佩里归为一类。过去几个月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所谓“异性恋宿命论者”，大多是年轻女性。她们宣布放弃异性恋关系，因为已经不再相信这种关系能够成功。
当然，人们也可以追问：这类网络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扎根于线下现实，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媒体报道放大了。但无论如何，它们营造出一种氛围：男女之间的疏离正在加深。对此，人们通常把责任归咎于左翼女权主义者。
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多伊尔和佩里所传播的那种保守关系想象，其实也并没有乐观多少。她们以及她们所代表的那一类人，虽然强烈捍卫婚姻制度，也并不公开反对男性，但在她们看来，平等的伴侣关系——在多伊尔那里——或者女性的性自主——在佩里那里——似乎都注定要失败。
她们显然和那些“异性恋宿命论者”一样，已经放弃了男女能够共同建立一种平等生活的希望。于是，如果女性想要平静地生活，就必须再次放弃某些东西：无承诺的性、经济独立，或者亲密关系本身——取决于她们接受的是哪一种模式。
按照多伊尔的模式，女性用这种行为换来的“特权”其实相当有限。她也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说，因为丈夫会清空洗碗机，偶尔给她一个吻，所以她被当作“公主”或“女王”一样对待。
在这些想象中，看不到这样一种平等伴侣关系：双方都不总是对彼此吹毛求疵，双方都能从安全和独立的位置出发，一次次自由地选择彼此；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世界：有些男性能够承受这种关系，甚至愿意如此生活。
如果一定要用刻板的性别范畴来思考，也完全可以反问：一个连妻子的批评都无法承受、也无力正面回应的男人，究竟有多强大？一个必须靠女性顺从来操控的男人，究竟代表了怎样的男性形象？一种把每段恋情背后都视为潜伏着侵犯风险的男性观，又能有多积极？
男人要么被描绘成闹脾气的小孩，要么被描绘成性冲动的施暴者——这真的是所谓的“异性恋乐观主义”吗？与多伊尔和佩里更保守的方案相比，“异性恋宿命论者”至少是想保护女性自主，不愿让女性失去那些来之不易的自由。但这两种思潮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彻底放弃关系的人，都把男女不平等这个结构性问题转移到了私人层面。这样一来，政治层面的平等努力似乎也就不再必要了。同时，这里提供的关系叙事也压抑得近乎公式化。
那些声称平等关系无法成立、因为女人就是这样而男人就是那样的人，忽略了一点：这里涉及的不只是群体，也包括个体。与其做“公主”，难道不更愿意做一个可以说出自己想法的伴侣吗？如果不是因为真实的自己，一个人又希望因为什么被爱呢？
如果有人认为，平等与尊重无法与亲密关系和爱情共存，而给出的解决办法只有女性的服从、放弃或退出，那暴露出的其实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想象力匮乏。面对男女关系，人们当然有时会感到绝望。通往平等的道路并不轻松，亲密关系有时也同样如此。
误解、协商、不安和争吵，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暴力和压迫则不是。这样的现实，也许无法被压缩成简单、易于营销的口号。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仍然相信平等共处可能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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