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大喇叭响了。
徐长顺站在老槐树底下，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念一个名字，底下就爆出一阵欢呼。
我蹲在自家门槛上掰豆角，听着那些名字一个个蹦出来，手指头越掐越紧。
轮到最后一个，他顿了顿，嗓子眼拔高：“许银娥家，没有！”邻居们齐刷刷扭过头来看我。
我没抬头，把断成两截的豆角丢进盆里。
那晚老太太忽然清醒了一会儿，抓着我的手喊“银娥”。
我盯着院子里那面斑驳的老墙，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镇上。
01
那天下午的太阳毒得很。
我蹲在门槛上，手指头被豆角筋勒出一道道白印子，盆里的豆角已经掐了小半盆，我也不想停手。
邻居桂香嫂从门前过，脚步放慢了，张了张嘴想说啥，又咽了回去，快步走了。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全村都拿到钱了，就我家没拿到，这算咋回事？
大喇叭早就不响了。老槐树底下的人还没散尽，嗡嗡嗡的说话声顺风飘过来。“赵秀云那份额哪去了？”
“还能哪去？让她小儿子和小闺女分了呗。”
“周忠两口子也是老实，这都不去闹？”我听着，手上的动作没停，又掰了一根豆角。
婆婆赵秀云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晒太阳，眯着眼，嘴角往下耷拉着，也不知道听没听见外面的动静。
她这两年糊涂得厉害，有时候喊我“银娥”，有时候喊我“他大嫂”，有时候干脆认不出我是谁，就一个劲儿地冲我笑。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手抖得厉害，洒了半杯在衣襟上。
我拿毛巾给她擦，她忽然抬头看了看我，目光比平时清亮了些。
“银娥。”她喊了一声。
我“嗯”了一声，没敢看她眼睛。
晚上周磊从县里回来，自行车往墙根一靠，进门就问：“妈，咱们家真没拿到钱？”我没吭声，在灶台前头忙活。
他急了，嗓门大起来：“你就这么算了？我二叔和小姑把钱分了，你就看着？”我把锅盖一掀，热气扑了我一脸。
“吃饭。”我说。
他没吃，摔门进了屋。
夜里我给周忠打电话。
他在省城工地，信号不好，说话断断续续的。
“分了没？”他问。
我说没分。
“算了，争不过人家。”他说完就挂了。
我把手机搁在枕头边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墙上那道裂缝上，像一道疤。
第二天一早，我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往镇上去了。
骑到半路，迎面碰上曹金娥——周诚的媳妇，开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小轿车，车窗摇下来，她冲我笑：“嫂子，上哪儿去啊？”我说去买点东西。
她啧啧两声：“想开点，命就是命，争不过的。”我没接话，蹬着车子走了。
她在后面又补了一句：“嫂子，你要是缺钱，跟我说一声啊！”那语气听着像施舍。
我攥紧车把，脚下蹬得更快了。
到镇上我没直接去建材店，先拐去了工地。
那儿有个搞测绘的小伙子，之前来村里量过地，跟我家周忠聊过几句。
我找到他，递了根烟。
他接了，问我有啥事。
我说：“小伙子，你上次说，高速路修过来，哪家的房子最碍事？”他想了想，随手在纸上画了几下：“你家那个位置，正好在规划的服务区转弯点上。要是你家不搬，这条路就得改线。”我把这句话在心里头翻来覆去嚼了好几遍，然后去了建材店，买了十桶粉红色油漆。
老板问我刷啥，我说刷墙。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
我把油漆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推着走了一路。
路上碰见几个村里人，看我后座上的油漆桶，眼神都怪怪的。
我没解释，低着头往前走。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我把油漆桶卸下来，拧开盖子，拿刷子蘸了蘸，在墙上刷了第一笔。
粉红色的油漆在灰扑扑的墙面上洇开，像一朵花。
老太太坐在院子里，看着我刷，忽然笑了。
她笑得像个小孩，露出掉了牙的牙床。
邻居们开始探头探脑。
桂香嫂站在门口看了半天，忍不住问：“银娥，你这是干啥？”我说刷墙。
她说：“咋刷这个颜色？”我说好看。
她没再问了，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觉得我疯了。
我没疯。我心里清楚得很，我在干啥。
02
刷墙是个力气活。
我一个人，一刷子一刷子地往上抹，从早刷到晚，手酸得抬不起来。
头一天刷了正面，第二天刷了两边的山墙，第三天刷后墙。
整栋房子从灰扑扑的老样子变成了一片耀眼的粉红，在村子的灰墙黑瓦中间扎眼得很，像一块大红的补丁打在旧衣裳上。
邻居们路过都要多看两眼，有人偷偷笑，有人摇头，有人直接来问：“银娥，你这墙刷成这样，你男人回来不说你？”我说：“他不敢。”
其实是心里没底。
周忠那个人，老实了一辈子，最怕惹人注意。
要是他回来看到这一片粉红，估计得跟我急。
但我早想好了，他急我也得刷，他要是打我一顿，我也认了。
反正这墙，我刷定了。
第四天，我开始在院墙上画画。
我不会画，就照着镇上那小伙子画给我的图纸比着来——先画一个心形，再用刷子在中间写上一个大大的“停”字，下面画一道红杠。
画完退后两步看，歪歪扭扭的，像个小孩的涂鸦。
但我满意得很，这院子里头的东西，终于有一样是我自己说了算的。
周磊周末回来，远远看见那一片粉红，自行车还没停稳就喊上了：“妈！你把房子刷成啥样了？”他冲进院子，瞪着眼看我，脸涨得通红。
“你这是干啥？嫌咱家还不够丢人？”我没说话，继续往墙上刷最后一道红杠。
他把油漆桶踢翻了，粉红色的油漆洒了一地，顺着水泥缝往低处流。
“你疯了！”他冲我吼道。
我放下刷子，转过身看他。
他比我高了快一个头，站在我面前，胸膛一起一伏的，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
我没生气，只是觉得嗓子眼堵得慌。
“你二叔和你小姑分了一百万，你爸说了算了。你让我去闹，我去闹了，然后呢？你二叔家在县城有关系，你小姑嫁出去这么多年了，还回来分你奶奶的钱。你去闹，你能闹出个啥名堂？”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自己都没想到。
周磊愣住了，嘴唇抖了抖，没说出话来。
我蹲下来，把倒在地上的油漆桶扶起来，拿抹布擦地上的油漆。
油漆渗进水泥缝里，怎么擦都擦不掉。
老太太从屋里走出来，倚着门框看我，又喊了一声“银娥”。
我抬起头，冲她笑了一下。
“银娥，你脸上有油漆。”她说。
我伸手抹了一把脸，手背上全是粉红色。
周磊没再说什么，进屋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拿着刷子，蹲在我旁边，蘸了蘸油漆桶里剩下的粉红色，开始刷墙角那些我没刷到的地方。
他没看我，我也没看他。
我们娘儿俩就这么蹲在墙根底下，一人一把刷子，刷刷刷的声音在巷子里响了一下午。
晚上我给周忠打了个电话。
那头接得很快。
“喂？”他的声音闷闷的，像是刚干完活。
“我刷墙了。”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刷啥墙？”我说：“粉红色的。整栋房子都刷了。”电话那头没了声音，我以为他挂了，喂了两声。
他忽然说：“你爱刷就刷吧，反正我也管不了你。”说完就挂了。
我把电话握在手里，心里说不上是啥滋味。
那天夜里，我去给老太太送洗脚水。
她已经睡下了，蜷在床上，像一只瘦巴巴的老猫。
我给她掖了掖被角，转身要走的时候，她忽然睁开眼，叫住我：“银娥。”我回过头。
她的手在被子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折了几折，边角都磨破了。
我问她这是啥，她没回答，闭上眼睛呼呼地睡了。
我把那张纸展开，凑到灯底下看。
纸上的字是蓝黑墨水写的，笔迹潦草，但勉强能辨认出来。
我看了两遍，看懂了，心跳顿时快了半拍。
那是十年前徐长顺亲笔写的分家证明，白纸黑字写着：“今证明，周忠之母赵秀云户口归周忠家，宅基地归属以户口本为准，特此证明。”底下签着徐长顺的名字，还盖了村委会的章。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我知道——我有底牌了。
03
那张纸我没给任何人看。
连夜藏进了柜子底下的铁盒子里，压在婆婆的户口本底下。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反复复想着那行字。
徐长顺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宅基地归属以户口本为准”这几个字我记得死死的。
当年分家的时候，周诚忽悠老太太把户口独立了出去，说是这样好办事。
徐长顺当时当村支书，写了这张证明，保证老太太的户口还在我家名下。
可后来户口本上老太太的名字不见了——徐长顺说办手续的时候出了差错。
当时我没多想，现在回过头去看，那张纸就是证据。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的派出所查老太太的户籍信息。
户籍民警翻了半天档案，说赵秀云的户口确实是被独立出去了，但手续上有个疑点——当年的户口变更申请书上，签名不是赵秀云本人写的。
民警看了我一眼：“这个情况你得去找村委会核实。”我说好，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从派出所出来，我骑车去了镇上的建筑工地。
那个搞测绘的小伙子还在，我请他吃了一碗面。
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说了刷墙的事，他差点把面汤喷出来。
“大姐，你真把房子刷成粉红色了？”他笑得直拍桌子。
我没笑，问他：“你们那个服务区，非要从我家那儿过不可吗？”他收了笑，想了半天，说：“规划上是那么定的，那个转弯点是勘测好的。要是改线，得重新勘测，至少多花两个月。”两个月。
我把这两个字记在心里头了。
回去的路上，我在村口碰上了周诚。
他站在他家超市门口，嗑着瓜子，旁边围了几个邻居。
他看见我，啧了一声：“嫂子，听说你把房子刷成粉红色了？你这是想干啥？当网红啊？”旁边几个人跟着笑。
我没理他，推着车子往前走。
他在后面喊：“嫂子，你要是没钱装修，跟我说一声啊！我手里还有俩闲钱！”隔壁的桂香嫂拉了拉我衣角，小声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说我知道。
到了家门口，老太太坐在竹椅上打盹。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她旁边，看着她满头白发，心里头忽然酸得很。
她今年七十二了，生了三个娃——周忠老大，周诚老二，周芳老三。
当年周忠娶我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老太太愣是没让我受委屈，该给的一样没少。
后来周诚做生意缺本钱，老太太把自己的棺材本都掏出来了。
周芳出嫁的时候，老太太又拿出了一笔钱给她添嫁妆。
这些年老太太的付出没少过一分，可轮到分钱了，倒被别人截了胡。
我伸手理了理老太太耳边的碎发，她醒了，看着我，又喊了一声“银娥”。
我“哎”了一声。
老太太忽然说：“银娥，娘不好，娘拖累你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清亮的，一点都不糊涂。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下来。
“娘，你别说这话。”我的声音有点抖。
老太太没再说什么，又闭上了眼睛，沉沉睡过去了。
我坐在那儿，坐了很久。
下午，工程队的人来了。
领头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中等个子，戴个安全帽，自我介绍说姓谢，叫谢达，是高速路项目部的副经理。
他站在我家门口，看着那面粉红色的墙，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工人，也都愣住了。
谢达看了半天，转过来问我：“大姐，你就是这家主人？”我说是。
他又看了看墙，问我：“你这个墙，为什么要刷成粉红色？”我说：“好看。”他不说话了。
我请他们进屋坐，给他们倒了三杯茶。
谢达坐了一会儿，没提拆迁的事，就是东拉西扯，问我家里几口人，丈夫在哪干活，儿子多大了。
我一一答了，一句多余的话没说。
谢达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站，看着院子里的老太太，问我：“这是你婆婆？”我说是。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带着人走了。
我站在门口目送他们走远，发现巷子口有个人影一闪——是周诚，站在那儿往这边看。
看到我注意他了，他转身走了。
我关上门，回到屋里，把铁盒子拿出来，把那两张纸又看了一遍——一张是徐长顺的分家证明，一张是老太太的户口本。
然后我把它们放回去，把铁盒子锁好，放到衣柜最里头。
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04
谢达第二次上门是在三天后。
这次他没穿安全服，穿了一件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
他刚在院子里坐下，拿出一个公文包，从里头抽出几张纸。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他没急着说话，端着茶杯看了半天院子里的那面墙。
“大姐，我想跟你聊聊。”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低，像是怕别人听见似的。
“你这房子，我们测过了，就在服务区规划的转弯点上。你要是愿意搬，我们可以协调……”我打断他的话：“谢经理，你喝茶。”他愣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又说：“你告诉我，我婆婆的户口，能算在这个补偿名额里吗？我婆婆生前是跟我们一起住的。”谢达看着我，眼神变得认真起来。
“大姐，这个事，你要去找村里协调。”他说。
“协调？怎么协调？我婆婆的户口不在我名下，我拿不到她的补偿款。可我婆婆是我的婆婆，我养了她十年。”我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的茶杯没放下，但声调不高，也没有急。
谢达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这个事，不好办。”我说：“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我没求你。”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东西闪了闪，像是……一种意外。
“大姐，你真不要那个补偿款？”我摇摇头：“我要我婆婆的户口归到我名下，其他的，再说。”
他低下头，在公文包里翻了翻，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这是我的电话，你要是有什么想法，随时打给我。”我接过来，放在桌上，没有看。
他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那面墙，忽然说了一句：“你这样，工程得拖着。”我说：“那跟我有啥关系？”他张了张嘴，没说啥，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周磊回来得很晚。
一进门，他把一个信封拍在桌上，眼神躲躲闪闪的：“妈，我查到了。我奶奶当年的户口变更申请书上，签的名字是徐长顺代签的。”他顿了顿，“这算不算伪造文书？”我没回答他。
只是把信封打开，从里头滑出一张复印件。
我把复印件举到灯底下看，那是一张发黄的表格，上面的签名歪歪扭扭的——确实不是老太太的字迹。
我把复印件折好，和铁盒子里的东西放在一起，锁好柜子。
“妈？”周磊喊了一声。
“嗯？”我在想着什么。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转过头看窗外，月光照在粉红色的墙上，亮得扎眼。
我站在窗户前，看着不远处的巷子——周诚家院里的灯光亮着，他正坐在屋里抽烟，烟雾一团一团地从窗户飘出来。
“妈，我想去找徐长顺。”周磊说。
我说：“不用你。”他急了：“那你去？”我摇摇头：“我也不去。有人会替咱们去。”
接下来的两天，我没出门。
老太太又犯糊涂了，一整天都不认得我。
我给她喂饭，她把我当成邻居家的闺女。
我看着她的脸，忽然想起十年前她身体还硬朗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让我多睡一会儿。
现在她老了，糊涂了，连自己的钱都护不住。
第三天，谢达又来了。
这次他没进屋，就站在门口，指着那面粉红色的墙说：“大姐，你墙上的那个字，我研究了半天。你是不是不想搬？”
我笑笑：“谢经理，你喝茶吗？我家里还有茶。”他没喝，站在那儿看了我半天，忽然说：“你这个位置，高速路非过不可。”
我走到墙根底下，伸手摸了摸那个心形图案，粉红色的油漆被太阳晒得有点发烫。
我低下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那你们这边，就绕道走呗。”
空气静了一下。谢达的脸僵住了，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我抬头看了看天，天上一丝云彩都没有。
05
那天晚上，周磊在汽修厂值夜班没回来。
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墙角下放着一把竹椅，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看着那面墙发呆。
夜风不大，吹得墙头上干枯的丝瓜藤摇摇晃晃的。
我脑子里一遍一遍过着这些天发生的事。
老太太那张纸，谢达三番五次的上门，周诚站在巷子口的身影，还有曹金娥在镇上对我说的那些话。
“想开点，命就是命。”我当时心里就憋着一口气——凭什么我的命就得这么过？
老太太养大了三个娃，到头来连自己的钱都分不到一分？
我想起白天谢达说的那句话，“你这样，工程得拖着。”他以为我是为了钱，但他错了。
我要的不是钱。
我把那张纸从铁盒子里拿出来，在手上来回摩挲。
这张纸已经破了，边角卷起来，折痕都发白。
我把它举到月光下看，上面的字还能认出来。
徐长顺的字我认得，可他的字现在不值钱了。
值钱的是上面那个村委会的章，那个章盖下去，证明当年写这张纸条的时候，村委会认了这个事。
我把纸条收好，拿出手机想给周忠打电话，拨了一半又挂了。
跟他说啥呢？
说他妈老了、糊涂了、被人欺负了、他这个长子却在外头啥也干不了？
他连自己的家都护不住，还能护住他妈？
第二天一早，我去村委会找徐长顺。
他正坐在办公室里泡茶，看见我进来，手里的水壶顿了一下。
“银娥来了？坐坐坐。”他招呼我坐下，给我也倒了杯茶。
我没喝，就放在桌上。
他跟我说村里的事嘛，总要商量着来。
我打断了他：“徐支书，我不是来受你劝的。我就问你一句话，我婆婆的户口，当年是怎么独立出去的？”
徐长顺的脸僵了一下。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马上回答。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谁还说得清楚？”他说得含糊，手却不停地转着茶杯。
“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从兜里拿出那张泛黄的纸，打开放在桌上，推到徐长顺面前。
他低头看了一眼，脸一下子白得像纸。
他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惊慌、有愧疚、还有点别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这个是……”他嘴唇动了动，声音发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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