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清这两笔墨的分量，得先把时间拨回1977年12月。那年冬天，广东沿海依旧闷热。邓公考察至深圳河畔，听闻偷渡频仍，扭头问身边的警备首长：守得住吗？首长摇头，“一到夜里，水面黑漆漆，难。”邓公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不是单靠执法能解决的。”话不多，却把问题抛给在场的地方干部——贫穷才是根子。

再往后，广东省委反复琢磨，终于形成“先行一步”的请示。习仲勋去北京汇报时，手里攥着两张标题纸：贸易合作区、出口加工区，都不满意。会议桌边，邓公摇了摇头：“叫特区，政策特殊，路径特殊。”一句话定名，历史翻页。由于人手拮据、资金有限，“广东自己挑担子”，中央只给政策，给空间，这也成了后来“敢闯敢试”四字的来源。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挂牌。几年功夫，罗湖、蛇口的塔吊像雨后春笋站满天际。1984年1月，邓公再度南行。这是他第一次踏进特区，第一站就选在深圳。黄昏时分，22层的国际商业大厦屋顶风大，工作人员递上大衣，他摆手，“不冷”。长眺之际，脚下是钢筋丛林，远处是货车长龙，耳边是电焊的噼啪，时代的脉搏在跳。他自言自语：“都看清楚了。”一句轻声，却让随行者心头发热。

接下来的两天，渔民新村、蛇口码头、外资工厂，一路参观。听说渔民月收入四百多元，他呵呵一笑：“超过我工资了。”在蛇口，墙上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引来他的掌声，“好！写得好。”随即挥毫为“明华轮”题下“海上世界”。消息捎回北京，“深圳速度”成了热词。

那趟考察还留下另一段逸事。离深赴珠海前，他写下长长一句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却是1月26日，比提笔的29日早三天。有人不解，他淡淡解释：那是深圳送行的日子，字就算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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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深圳决定彻底改建百年火车站。老站房是1911年九广铁路的尽头，售票厅里仅四条木凳，夜里点蜡烛；雨季一到，泥泞过膝。新站设计以蓝玻璃幕墙作面，楼体宽阔宏敞。主体封顶时，建设指挥部请市委书记李灏提名。工地嘈杂，工程师递上笔墨，李灏笑着摆手。

“要是能请邓公写几个字就好了。”工地负责人低声冒一句。

“那就去请，他比谁都关心深圳。”李灏应道。

很快，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奉命进京。几番联系后，他在中南海西门接过一卷宣纸。小心翼翼卷起放入筒内，却还是被公交车上的小偷盯上，所幸死死护住。返回罗湖，他展开字卷，全场屏息：只有两个遒劲的方块——深圳。连落款都没有。众人面面相觑，旋即沉思。

为什么只写两字？首先，这座城市早已超越一座交通节点的定义。对无数闯海人来说，这里既是出发，也是目的；是码头，更是大海。再者，邓公当年曾告诫，“深圳不能‘靠站’，要一直闯。”假如写成“深圳站”，难免让人产生抵达终点的错觉；干脆删掉“站”，时刻提醒：别满足，路还长。

还有层含义常被忽略。车站乃城市门户，窗明几净的“深圳”二字，映在蓝玻璃上，与天空连成一体；看似简洁，却透着开放胸怀。对于刚刚迈进改革深水区的特区而言，简洁意味轻装，意味速度，意味随时起跑。

1991年10月，新站启用。第一趟列车进站，旅客涌出闸机，抬眼所见便是“深圳”。人们拖着行李箱，匆匆走向罗湖口岸、走向深南大道、走向工地、写字楼、码头。潮涌般的人流构成另一幅题词：奔腾。火车未必再停留，城市却在奔跑。

自此以后，广东境内车站的站名惯例仍在，可罗湖边这一例外被保留下来。外地客人初来乍到，总会问一句：没写“站”，是不是少了？当地司机常笑答：“这车不该停，你走吧，赶紧干活去。”似玩笑，却点出了特区的集体心态——今天再好，也只是途中。

三十多年过去，回头看，“深圳”两字依旧苍劲。它在提醒后来者：别仰望牌匾，只管把步子迈出去；别惦记终点，因为下一列车随时进站。邓公未落之笔，留给的是永不完结的进行时，恰好符合那段南海潮声里最朴素的愿望：让中国这列巨轮，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