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札记

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发回报道：日军少尉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以砍杀中国平民进行“百人斩”竞赛。报道记载，野田毅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军刀卷刃，无法继续杀戮。日本军方随军记者将这场屠杀称为“有趣的游戏”。

第一章 一把卷刃的军刀

一九八三年秋天，山东淄博罗村镇河东村，六十一岁的王岱宗坐在自家院子里剥玉米。阳光从枣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的手背上。那只手不太灵活，食指和中指伸不直，是昭和十三年正月初九那天的冻伤留下的。村里人管那天叫“腊月二十九”，公历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

王岱宗没有亲眼看见那把卷刃的军刀。他当时十四岁，躲在村东头一个地窖里，怀里搂着三岁的妹妹。地窖上面是张家的柴房，柴房被点着了，浓烟灌进来，妹妹呛得直哭。他用棉袄袖子捂住妹妹的嘴，自己的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

地窖里一共挤了三十二个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没有人说话，只有咳嗽声和压抑的喘息。日本兵在柴房外面说话，日语，听不懂，但语调很轻松，像是在谈论天气。后来有人往柴房上泼了煤油。火是从房顶烧下来的，梁木断裂的声音像炮仗。

王岱宗后来回忆说，他听见有人惨叫，叫了很长时间，然后就没有声音了。火熄灭之后，日本兵用刺刀往灰堆里捅，捅到了活人就补一刀。地窖口被掉下来的横梁堵住了，三十二个人闷在里面整整一天一夜，活下来的只有七个。

王岱宗爬出地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看见村道上躺着人，躺着牲畜，躺着烧焦的门板。空气里有股甜腻的焦臭味，像烤糊了的红薯，但比那个更浓、更黏。他踩到一个软的东西，低头一看，是隔壁张婶的胳膊，袖子烧没了，皮肤黑得像炭。他不敢看第二眼，抱着妹妹往村外跑，跑了一里多地才敢停下来吐。

河东村六百三十户人家，一千七百多口人。那天之后，少了三百零八条性命，四十二户人家彻底绝了户。烧毁房屋两千多间，烧死大牲畜两百多头。村里剩下的活人用了整整三天才把尸体收拢完，有些尸体烧得太厉害，分不清是谁家的，就一起埋在了村西的乱葬岗。

王岱宗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打了八年仗，负过三次伤。他见过更惨烈的场面，但他说，这辈子最怕的还是那个地窖。那个地窖里没有日本兵，没有枪声，只有浓烟和黑暗，还有三十一个人慢慢没有了呼吸的声音。

那把卷刃的军刀不在河东村。在南京。

第二章 南京城的十二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夏淑琴八岁。那天早晨她和一家人正在吃早饭，粥还是热的，桌上有一碟咸菜。突然门被踹开了，进来了二十多个日本兵。夏淑琴后来在日本的证言集会上说，她记得很清楚，是二十多个，不是一个两个。那些日本兵手里拿着刀，有的刀上还滴着血，是进城路上砍人留下的。他们没有说话，进门就砍。

夏家的房子不大，三代人挤在一起住。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两个叔叔、两个婶婶、三个堂姐堂妹，加上夏淑琴和她四岁的妹妹，一共十一口人。日本兵进来的时候，祖父正要起身去开门，以为是邻居来借东西。一把军刀从背后劈下来，从肩膀斜着砍到腰，整个人像被劈开的柴火一样裂成两半。

夏淑琴的母亲扑过来护她，刀从母亲的后背扎进去，刀尖从胸口穿出来，血喷了夏淑琴一脸。夏淑琴身上中了三刀。一刀在肩膀上，一刀在腰上，一刀在后背。她倒在母亲身上，听见妹妹在哭，四岁的妹妹缩在墙角喊妈妈。一个日本兵走过去，一刀砍在妹妹的脖子上。哭声停了。

夏淑琴后来跟采访她的记者说，她当时没有哭。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哭，可能是吓傻了，可能是血太多流不动了。她昏了过去。

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屋子里全是死人，血从门槛底下流出去，在院子里汇成一小洼。四岁的妹妹趴在她旁边，脖子歪着，眼睛还睁着。夏淑琴不敢动，她趴在那里装死，装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日本兵又来了，在尸体堆里翻找值钱的东西，翻到一个活人就补一刀。

夏淑琴一动不动，日本兵踢了她一脚，她没吭声，日本兵以为她死了就走了。她后来跟人说，那脚踢在她腰上的刀伤上，疼得她想叫，但她咬住了自己的袖子，把袖子咬穿了。

夏家十一口人，活下来两个，八岁的夏淑琴和四岁的妹妹。

夏淑琴的遭遇被当时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拉贝日记》里也记载了夏家的事情。但夏淑琴不需要别人帮她记录。她自己记得。一九九四年开始，每年十二月，她都去日本参加证言集会。她站在讲台上，用南京话讲那段经历，讲一次哭一次。日本听众有的跟着哭，有的低着头不说话，有的站起来就走了。夏淑琴不管他们走不走，她照讲。她说，我要讲到讲不动为止。

第三章 江东门的菜地

刘世海是安徽人，一九三六年参军。第二年开赴上海打日本人，后退守南京。十二月，日军逼近南京，他在雨花台打了兩三天，部队散了。他和几十个散兵跑到下关想过江，没有船。他加入了往安徽方向逃的队伍，一行五十来个人。

从三汊河走到江东门，一路上全是死人。刘世海后来接受纪念馆采访时说，有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具尸体，用铁丝穿着锁骨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小孩。他不认识那些人，但从衣服上看，有当兵的，有老百姓，还有穿长衫的读书人。铁丝从锁骨下面穿过去，像穿鱼一样串成一串，挂在电线杆上晃荡。

到了江东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了。刘世海他们举了白旗，说“我们是投降的士兵”。日本兵没理他们，把他们赶到监狱东边一块菜地里，命令排成一队。周围五六十个日本兵，十几个提着军刀，其余的上着刺刀。

刘世海站在队伍中间偏后的位置。他看见前面的日本兵举起刀，刀在太阳底下晃了一下，然后砍下去。第一刀砍在一个年轻士兵的脖子上，头没有完全掉下来，连着一点皮，身体往前倒，头往后仰，像个被掰断的树枝。第二刀砍在一个穿灰布衫的中年人肩膀上，刀卡在骨头里拔不出来，日本兵用脚踩着那人的背把刀拔出来，血像喷泉一样往上冒。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刘世海数不清了。他只记得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然后脖子上一凉，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发现自己被压在两个死人底下，一个压着他的腿，一个压着他的胸。他使劲推开尸体站起来，脖子上全是血，但伤口不深，血已经止住了。他趁天还没亮赶紧离开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就钻了进去。第二天天亮，日本兵又来了，在洞口用日语喊话，可能是叫里面的人出来。洞太黑，日本兵看不见里面的人，喊了一会儿就走了。

刘世海后来活了下来。同行的五十来个人，只有他一个。他脖子上现在还有一道约十厘米长的刀疤。他后来跟采访他的人说，他不恨那把刀，刀是死的，人是活的。他恨的是举刀的那个人。但他记不清那个人的脸了，只记得刀举起来的时候，阳光从刀刃上反射过来，刺得他睁不开眼。

第四章 后颈上的三四寸

朱锡生是安徽寿县人。民国二十年左右，老家活不下去了，他爹带他来到南京，爹挑高箩卖废品，他跟着收破烂。父子俩住在城南一个破棚子里，勉强糊口。民国二十六年，朱锡生二十二岁。日军进城那天是阴历冬月十一。进城前，他和父亲一起进了福音堂难民所，就是现在的十九中那个位置。

一天下午，不到四点钟，日本兵进来抓人。朱锡生装病躺在地上用被子盖着，拿出难民所的证明条子给日本兵看，日本兵看都不看就撕了。把他和另外两个人抓走，往河边带。走到河边，那两个人被日本兵用刀砍死了。轮到朱锡生，他求日本兵说家里有八十多岁的老人要靠他养活，怕他们听不懂，还用手势比划，比划老人的胡须很长很长。正说着，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还没看清来人，其中一个从背后用刀砍了他的后颈。

朱锡生一下子跌倒在地上。他心里还有点数，穿的是一件破大衣，他就用嘴巴咬住衣领，逼住嘴不透气，假装被砍死了。过了几分钟，日本兵用脚踢踢他，他不动。日本兵说了句“死啦死啦的”就走了。

天快黑了。朱锡生痛得难受，衣服上全是粘糊糊的血。他忍着疼往难民所跑，满街都是尸首，一路跌跌爬爬。好不容易摸回原来的地方，他爹惊呆了。难民所的人不敢让他蹲在那里，几个好心的邻居弄了点香灰给他敷在伤口上，赶在天亮前把他背到一个偏远的破草房里歇下。他爹陪着他在草房里躲了三四天，没吃的。实在受不了了，爹冒险带他回了家。幸好周围还有几个邻居活着，就跟他们讨一点饭吃。

挨到阳历年，下雪了。朱锡生听见皮鞋响，日军进了屋。日军看他睡着了，拉起他的膀子看他手上有没有戴表，没见表，却发现他颈上有伤，就抓住他盘问。朱锡生不敢讲是被日本兵砍的，就用手势比划，嘴里发出“轰”、“叭”的声音，意思是说被日机轰炸时受的伤。日本兵信了，走了。

邻居劝他去鼓楼医院治伤，他没敢去。在家里躺了一百多天，伤势才慢慢好转。后颈上留下了三四寸宽的疤痕。他父亲受了惊吓，又着急，好端端的一个人，不久就痴呆了。第二年的九月，父亲死了。朱锡生因为身上有伤，干活困难，一直到了三十一岁才成家。

朱锡生后来跟采访他的人说，他不怨命。命不好可以认，但那些日本兵凭什么？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他们砍他的时候，连他的脸都没看清。

第五章 卢家村的池塘

江阴城南，花山以北，有一个叫卢家村的地方。村子不大，以卢姓为主，东接胡家村，北连张家圩，西邻陆家村。村西头有一个大池塘，东西长一百多米，南北最宽处二十多米。池塘是卢家村和陆家村的分界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那天，池塘里漂满了死人。

十二月初，日军第十三师团攻占江阴县城后，对周边地区进行报复，重点屠杀男性青壮年。十二月三日，日军在花北地区的胡家村、转奚墩、朱家村杀人的消息传到了钱家村附近几个村庄。卢家村、高家弄、黄石桥和钱家村的老百姓连夜拖儿带女往外逃。钱家村大约有一百人逃到卢家村和陆家村。卢永生家三排十二间屋子住满了一百几十个难民。

十二月五日清晨，有人通知陆家村的人，说日军在曹鲍村杀人了。陆家村的难民有的马上逃走，有的躲了起来，还有些人准备吃完早饭再走。一个村民挑着担子从陆家村跑到卢家村，对住在卢永生家的钱家村村民钱阿初说：“阿初，赶紧走啊，曹鲍村放火杀人了。”卢家村的难民都赶忙收拾东西。住在隔壁的花宝文母亲过来说：“你们先别走，我家隔壁永才家里烧了两锅甜酒汤，你们热乎乎地吃了走吧。”村民们听了都去盛碗汤回卢永生家，准备吃完就逃走。

卢永生一早从家里出来，看见西沼山那边走来几个日本兵，心中叫了声不好，连忙回到屋里挑了副箩筐，佯作上街赶集的样子。刚出大门不远，鬼子已经到了村口，老远吆喝着叫他停下。两个鬼子来到他跟前，一个军官模样的看了看箩筐，指着他的鼻子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喝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卢永生指着箩筐比划说去南闸赶集。那个鬼子将他从头到脚看了看，突然又吼道：“你的，撒谎的不许，皇军死拉死拉的有！”说着抽出刺刀挑开了他的衣扣。另一个鬼子从他上衣口袋里搜出一把铜元，放在手里掂了掂，摔在地上。

另外两个鬼子从乌龟桥堍抓来了陆家村的陆阿紫，五十岁。藏在卢永生家里的两个村民探出头想看外边的动静，被日军发现了。四个日军丢开卢永生，拉着陆阿紫朝卢永生家走去。卢永生趁这个机会转身钻进了家门口的柴堆里。

他后来跟调查组的人说，他在柴堆里躲了一整天。听见外面有枪声，有惨叫声，有火烧房子的噼啪声。天黑之后他爬出来，看见池塘里漂着尸体。他认出了几个，有邻居，有亲戚，有从钱家村逃过来的难民。池塘的水本来是清的，那天变成了暗红色。

卢家村惨案中，一百零八人被日军杀害。由于被害人大部分是外来难民，能列出姓名的只有四十九人。烧毁房屋四十七间。活下来的卢永生后来逢人就说那锅甜酒汤，说要不是那锅汤耽误了时间，大家可能都逃走了。但他也知道，逃不掉的。日军封锁了所有的路口，机枪架在村外的坡坎上。不管喝不喝那碗汤，结果都一样。

第六章 华北平原上的刺刀

山东冠县，一九四二年七月。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被日本兵抓了。他被绑在梯子上，日本兵往他嘴里灌水。灌到肚子鼓起来，再用脚踩，水从鼻子和嘴里喷出来。灌完了踩，踩完了再灌。折腾够了，一个叫柴山喜八郎的日本兵用九五式军刀刺进他的腹部。刀拔出来的时候，带着肠子。

山东章丘县，同年九月。三个中国农民被日本兵从监禁处带到一个挖好的坑边。两个日本兵用军刀各砍杀了一个。第三个被一个叫野泽文平的日本兵用刺刀刺杀。尸体推进坑里，盖上土。

山东怀仁镇，一九四三年十月。日本兵带着几个中国农民走到一片洼地。大队长命令用带子把农民的眼睛蒙上。兽医官用军刀砍杀了一个。另外八个让初年兵用刺刀刺杀。野泽文平命令队员刺杀了其中一个。

这些是日本战犯后来在笔供里交代的。他们交代得很详细，时间、地点、人数、用什么刀、刺了几刀。像在写工作报告。野泽文平交代说，他命令队员“刺杀了中国和平农民九名中之一名”。用的是“命令”这个词，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命令队员打扫了九间房子中的一间”。

这些战犯的笔供后来被收录在《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中。国家档案局从二零一五年八月起连续三十一天每天发布一集。每一集都是一份血淋淋的清单。读这些笔供的人会发现，那些日本兵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杀人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需要记录在案的工作。刀卷了刃，换一把就行。人杀完了，填个坑就行。

第七章 平顶山的早晨

再往前推五年。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辽宁抚顺，平顶山村。

那天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村里人正在准备过节的东西，有人家在蒸月饼，有人家在杀鸡。早晨八点多钟，日本兵来了。他们把全村三千男女老幼赶到村南的悬崖边。老人拄着拐杖，女人抱着孩子，男人挑着担子。没有人知道要干什么。日本兵让所有人跪下，面朝悬崖。

然后机枪响了。

三千人，从八点到下午三点，杀了七个钟头。枪声停下来之后，日本兵用刺刀在尸体堆里挨个捅，怕有活着的。捅完了用汽油浇，点火烧。

平顶山村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全村三千人，活下来的只有六个。他们当时不在村里，或者躲在什么地方没有被发现。这六个人后来都老了，都成了老人。他们每年九月十六日都去村子的遗址上坐一坐。那里现在是一片荒地，长满了野草。风吹过来的时候，草叶子沙沙响，像是有人在说话。

其中一个叫莫德胜的老人，活到了九十多岁。他后来跟采访他的人说，他那天早上本来要回家的，走到半路听见枪响就没敢再往前走。他在附近的山上躲了一整天，天黑之后才敢下来。下来的时候火还没灭，空气里全是烧焦的味道。他在地上捡到一个东西，是一个小孩的鞋，鞋底还是新的，用红线纳的千层底。他把那只鞋揣在怀里带走了。后来有人问他那只鞋呢，他说埋了。埋在他家的祖坟旁边。他说他不知道那个小孩是谁家的，但总得有个地方让他安息。

第八章 一把军刀的旅程

一把日本军刀，从东京的刀匠铺子里出来的时候，刀刃是雪亮的。刀匠在刀茎上刻了字，可能是“昭和某年某月”，可能是刀匠的名字，也可能是“武运长久”之类的祝语。刀被配发给一个年轻的日本士兵，他捧着刀鞠了一个躬，说“感谢天皇”。

这把刀跟着它的主人上了船，到了中国。在上海上了岸，在苏州打了仗，在南京进了城。刀的主人用它砍过很多人。砍人的时候，刀刃碰到骨头会发出一种闷响，像砍在湿木头上。砍多了，刀刃会卷，会崩口。卷了崩了就用磨刀石磨，磨完了继续砍。刀越来越短，越来越钝，但砍人还是够用的。

这把刀后来被一个中国士兵缴获了。那个士兵把刀藏了起来，带回了家。他可能想留着做个纪念，也可能想等战争结束了把刀熔了打成农具。但他没等到战争结束就死了。刀传给了他儿子。二零零三年，他儿子把刀捐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刀的时候，刀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刀刃上全是缺口和卷边。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把刀放在展柜里，旁边贴了一张说明牌：“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使用过的军刀”。来看展览的人很多，有的人看一眼就走了，有的人站在展柜前面看了很久。有个老人站在展柜前面哭了，哭得弯下了腰。工作人员过去扶他，他说不出话，只是指着那把刀。工作人员后来查了登记簿，那个老人没有留名字。

刀不会说话。如果刀会说话，它会告诉你它砍过多少人，砍在什么地方，砍的时候那个人是什么表情。但它不会说话。它只是一把锈了的铁，躺在玻璃柜里，等着被人遗忘。

第九章 审判与记忆

一九四六年五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高文彬，在查阅日本官方资料时发现了《东京日日新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一篇报道。报道的标题是《百人斩超记录》，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日本少尉军官拄刀而立，脸上带着笑。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他们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进行比赛。报道说，向井敏明砍了一百零六个，野田毅砍了一百零五个。野田毅失败的原因是军刀卷刃，无法再砍。

高文彬把这份材料报给了中国政府。一九四七年，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引渡回中国。十二月四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被告向井敏明、野田毅，系南京大屠杀之共犯，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违反海牙陆战规则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判决书里有一句话：“其以屠戮平民，以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押往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同一天伏法的还有田中军吉，南京大屠杀期间任谷寿夫第六师团中队长，曾手持一把“助广”军刀连续劈杀中国南京居民三百余人。枪响的时候，雨花台下围了很多南京市民。有人鼓掌，有人哭，有人往尸体上扔石头。

但枪决改变不了什么。那些被砍掉的头颅长不回来，那些被刺刀捅穿的肚子合不拢，那些被火烧成灰的尸体变不回人。一把军刀卷了刃可以磨，一把枪上了膛可以再打，但一个人死了就是死了。南京城里三十万具尸体不会因为两个战犯被枪决就活过来。河东村三百零八个冤魂不会因为一份判决书就安息。平顶山三千个亡灵的哭声，风一吹就散了。

第十章 老人的回忆

二零零五年夏天，南京。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记者面前，手脚并用地比划着当年的事情。他叫骆中洋，广东人，当年在南京当兵。日军进城那天，他混在难民里往外跑。日本兵的刺刀向他捅过来，他飞步向前走进人群，在他后面的几个同胞被刺刀捅过胸前，大叫一声倒地而死。骆中洋说，那是他第一次躲过死神的追捕。接下来很多次，他的生命都悬于一线。

记者问他，你恨日本人吗？骆中洋沉默了一会儿，说恨。但他说他更恨战争。他说战争让人变成了野兽，让拿刀的人忘了刀是用来切菜的，让拿枪的人忘了枪是用来打猎的。他说他不怪那把刀，刀没有错，错的是拿刀的人。但拿刀的人也是人，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呢？记者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骆中洋自己也回答不了。他活了九十多岁，想了一辈子，没想明白。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三日，骆中洋的采访发表在报纸上。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说话不太清楚，手脚也不利索。但他还是坚持把当年的事情讲了一遍。讲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喘气。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的脖子上有一道疤，是当年被日本兵用刺刀划的。疤已经很淡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他摸得到。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他都能摸到那道疤。

他说，疤不会消失，就像记忆不会消失一样。你可以把刀磨平，把卷刃的地方修好，但砍过人的刀和没砍过人的刀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把伤口治好，把疤痕变淡，但受过伤的人和没受过伤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些被砍死的人回不来了，那些活下来的人心里永远有一道疤。那道疤比脖子上的更深，更疼，更不容易好。

骆中洋二零零九年去世了，享年九十六岁。他去世之前跟家里人说，把他埋在老家的山坡上，面朝东边。东边是海，海那边是日本。他说他要看着，看着那个方向，看看那边的人还记得不记得他们做过什么。

他走之后，家里人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把日本军刀。刀是卷了刃的，刀刃上全是缺口。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藏的这把刀，也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藏这把刀。可能是他缴获的战利品，可能是他从死人堆里捡的，也可能是他故意留着的，留着提醒自己不要忘记。

刀现在放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里，和另外一千多把卷刃的军刀放在一起。展柜的玻璃上贴着一段话：“星霜荏苒，居诸不息。那一幅幅泛黄的照片、一个个破洞的钢盔、一件件卷刃的军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无一不向人们诉说着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种种暴行。”

看展览的人来来往往，有的驻足，有的匆匆走过。那些卷了刃的军刀躺在玻璃柜里，沉默着。它们见过太多的血，太多的泪，太多的惨叫和绝望。它们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卷刃都在诉说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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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人物和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七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幸存者证言（刘世海、朱锡生等口述史料）

3. 山东省档案局、淄博市档案局公布的“河东惨案”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