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长林，今年四十三，家住云南红河州下面一个小山村，村子不大，百来口人，窝在哀牢山余脉的褶皱里，四面都是山，山上是密不透风的林子。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本事，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靠山吃山。农闲的时候我有个副业——上山抓石蛙。石蛙这东西喜欢阴凉潮湿的石缝，白天躲着不出来，晚上才出来觅食，所以抓石蛙都是夜里去。头灯一戴，背个竹篓，沿着溪流往上游走，一晚上能抓个三五斤，拿到镇上卖，一斤能卖六七十块，补贴家用足够了。
这事儿发生在去年农历七月半前后。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是中元节，村里到处都在烧纸钱，空气里飘着一股纸灰的味道。我媳妇不让我上山，说七月半鬼门开，山上不干净。我说我一个大男人怕什么，又不是没在山里过过夜。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因为那天晚上，我碰到的东西比鬼更邪乎。
晚上九点多，月亮被云遮得严严实实，山上黑得像扣了一口锅。我戴着头灯沿着野象箐那条溪流往上摸，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石蛙没抓到几只，倒是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一片被压倒的蕨草，面积差不多有一张凉席那么大。野象箐这地方我太熟了，从小就在这一带放牛砍柴，哪儿有野猪窝，哪儿有麂子道，我心里都有数。但那片被压平的草一看就不是野兽弄的——野兽不会把草压得这么整齐，像是有个沉重的东西在上面趴了很久。我当时没多想，继续往前走，但后脖颈开始发凉，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盯着我。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很微妙，像是有一束目光从后脑勺穿透过来，让你忍不住频频回头，但每次回头看到的都只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又往前走了大概两百米，我听到了声音。不是野兽的叫声，也不是风吹树叶的响动，是一种低沉的、绵长的、带着某种韵律的呼吸声，像是有人在你耳朵边慢慢吐气。我停下了脚步，举着头灯四下扫了一圈，最后把灯定在了溪边一棵枯倒的大树旁。
光束照过去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僵住了。
那是一条蛇。更准确地说，那是一条我活了四十三年从未亲眼见过的大蛇。蛇身盘在枯树干上，足足绕了三四圈，通体乌黑，鳞片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一层油亮的光泽，像是打了一层蜡。最让我头皮发麻的是它的头，三角形的，大概有我两只拳头并在一起那么大，高高昂起，两只黄色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我。它的瞳孔是竖的，又细又长，像两把刀尖。
我吓得差点把尿撒在裤子里，本能地握紧了手里的电鱼器。这把电鱼器是我花三百多块买的，本来是带电鱼的，电压很高，能瞬间把鱼电晕。我举着电鱼器挡在身前，两条腿却在不由自主地往后退。我退一步，那蛇的头就跟着我转一度，眼睛始终锁定在我身上，像是在研究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它的信子一吞一吐，又黑又细，在灯光下闪着湿润的光。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蛇的身下露出一截白色的东西，在泥水里微微蠕动。我眯着眼仔细一看，是一个石蛙，个头还不小，正在拼命挣扎，但被蛇身死死压住，动弹不得。那石蛙蹬着两条后腿，把泥水溅得到处都是，但越挣扎，蛇身就缠得越紧。
我媳妇后来骂我，说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人家蛇抓青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绕过去不就完了？可当时我脑子确实短路了。那个石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爹带我去田里抓青蛙，青蛙在篓子里拼命跳，把盖子顶开往外蹦，我爹笑着把盖子按住，说这蛙有骨气，放它一条生路。鬼使神差的，我举起电鱼器，对准蛇头就按下了开关。
电弧啪的一声响，在黑暗的山谷里格外刺耳，蓝色的火花在潮湿的空气里跳了一下。那蛇的身体猛地一抽搐，像一根被拉伸到极限的橡皮筋突然弹了回来，紧接着整条蛇从枯树上滑了下来，重重地摔在溪水里，溅起大片水花。它的身体还在微微扭动，但已经失去了控制，像一条巨大的蚯蚓在泥水中翻滚。那个石蛙趁机跳了出来，扑通一声跳进溪水里，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大口大口喘着气，手抖得厉害，电鱼器差点拿不稳。等肾上腺素退下去，理智重新占领了高地之后，我才开始后悔——这条蛇少说有三米长，大腿那么粗，少说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小时候听村里的老人讲，山里的大蛇都有灵性，有的甚至修炼了上百年，打不得更杀不得。谁要是伤了山里的长虫精，轻则破财免灾，重则家破人亡。我蹲下来看了一眼那条蛇，它还没有死，身体还在轻微地抽动，黄色的眼睛半睁半闭，里面倒映着头灯的白光。我探了探它的腹部，还有呼吸，说明只是被电晕了。
我把蛇拖到了溪边一块干燥的石板上，又把旁边散落的树枝和枯叶清开，免得它醒来以后爬不动被什么东西叼走。做完这些，我冲它拜了三拜，嘴里念叨着：“蛇大仙，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救那个石蛙。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改天我带只鸡来给您赔罪。”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跑下了山，连石蛙篓子都忘了捡。跑的时候头灯的光柱在树林里疯狂乱晃，把我自己的影子投在树干上，像一个被追赶的逃犯。
接下来的一周，没有任何异常。我慢慢把这事放下了，心想大概蛇醒过来就爬走了，没啥大不了的。媳妇问过我那天晚上怎么回来得那么早，我随口编了个谎，说头灯没电了。她也没追问，因为那几天她忙着处理另一件事——家里养的那十几只鸡，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只。头天晚上还数得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开鸡圈就少了一只，地上连根鸡毛都没有，就这么凭空蒸发了。我以为是被野猫叼了，没太当回事。但这只是个开始。第二天晚上又少了一只，鸡圈的门关得好好的，四周也没发现被刨挖的痕迹。我找遍房子的四周，在围墙根下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痕迹——沙土地上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压痕，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拖了过去。我用手指比了比，压痕的粗细跟我的手腕差不多。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它来了。”我站在院子里自言自语，脊背发凉。
我决定加强鸡圈的防御，用铁丝把鸡圈门缠了好几道，又在墙角放了两个老鼠夹。但接连三天，相安无事。鸡没有再少，院子里的沙土地上也没有新的痕迹。就在我紧绷的神经快要放松的时候，第四天早上，我从墙边路过，余光扫到了一个东西，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冰水——围墙的墙头有一道新鲜的爬痕，把墙头长了几年的青苔刮得干干净净，露出下面的红砖。
那道爬痕从墙头一直延伸到屋后那棵老榕树上。老榕树是村里年纪最大的一棵树，据我爷爷的爷爷说，这棵榕树在他小时候就已经是棵大树了，树冠遮天蔽日，气根垂下来像一道帘子。我顺着爬痕往上看，在树冠最密的那根枝桠上，看到了两个黄色的光点。
是它。它正在看着我。在清晨的薄雾中，那两个光点像两盏鬼火，一动不动地悬在树冠的阴影里。
那天下午，整个村子都传遍了。我家的鸡又少了两只，邻居李三叔家的看门狗半夜狂吠不止，早上主人起来发现狗缩在狗窝最深处，怎么拽都不肯出来。再后来，狗只要到了晚上就浑身发抖，嘴里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把头埋在前腿之间，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说我家招惹了“长虫精”，被蛇盯上了。有人建议我赶紧去请先生来做法事，有人说直接报警叫消防队来抓蛇，还有人说这蛇不能打，越打越邪性，只能躲。
就在这时候，村里的赵老伯找上了门。
赵老伯今年快八十了，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他在哀牢山里待了将近一个甲子，年轻时是这一带有名的猎户，打过野猪，套过麂子，甚至据说还见过云豹。后来政府禁猎了，他放下了猎枪，开始靠山采药为生。他认识山里每一味草药，知道哪个山头的泉水能喝，哪个山洞不能靠近。村里人遇到跟山林有关的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是拄着拐杖来的，进院以后没看我的鸡圈，也没看墙上的爬痕，径直走到老榕树下面，仰着头往树冠看了很久。我注意到他进门的时候，脸色就不太对，嘴唇抿得紧紧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
“赵老伯，您看这……”我小心翼翼地凑上去。
他缓缓收回目光，看了我一眼，拐杖往地上重重一跺：“你惹了大祸了。”
“什么意思？”
“那不是普通的蛇。”赵老伯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从兜里摸出一个烟锅，哆哆嗦嗦地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夕阳里慢慢扩散开来。他的手指在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年纪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四十年前，他在野象箐见过一条大黑蛇。那蛇比他见过的任何一条都大，盘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蛇身比他的大腿还粗一圈。他知道这东西惹不起，远远地绕开了。后来三十年前又见过一次，是在一个雷雨天，山洪把半边山坡冲塌了，那条蛇从泥浆里钻出来，毫发无伤。二十年前最后一次见，蛇已经长到了三米多长，通体乌黑，只有七寸处有一圈不起眼的白环。赵老伯说到这里停下了，烟锅在手指间微微发颤。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脸上的皱纹在余晖中像一道道干涸的河床。
“四十年前那条蛇，七寸上有一圈白环，像有人用白漆在上面画了一个圈。那是它的记号。”他抬起头看着我，浑浊的老眼里透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凝重，“你电的那条，是不是也有？”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那条蛇被我拖上石板的时候，我确实在它七寸处摸到了一圈隆起的鳞片，颜色比其他地方浅，在手电筒的光下泛着隐隐的灰白色。
“那蛇从四十年前就有，四十年前就已经大成那个样子了。你算算，它活了多少年了？”赵老伯敲了敲烟锅，烟灰撒了一地，“这东西记仇。它不咬你，也不直接伤你，就看着你，盯着你。先让你家鸡犬不宁，让你家人心惶惶，这叫文斗。文斗完了，就是武斗。老辈子传下来的话——蛇缠上人，不死不休。”
我心里毛了：“那……那现在怎么办？”
“走。”赵老伯说，“暂时离开这个山头。去山下镇上住一阵子，或者去你儿子那里避一避。总之别待在村里。给它时间，它气消了，自己就散了。但你记住，”他竖起一根枯瘦的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走之前，不要再上山。一个山头都不要上。哪怕你听到山上有婴儿哭、有你家人的声音喊你，也不要上去。那是它在引你。”
赵老伯临走前，在院子四角各点了一支艾草。艾草燃烧的白色烟雾在夜风中袅袅升起，带着一股刺鼻的草药味。他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让我彻夜难眠的话：“这山里的事，信则有，不信也有。你信不信不重要，它信。”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白线。我媳妇在旁边也是大气不敢出一口，时不时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半夜十二点多，屋顶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紧接着，屋顶的瓦片发出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动，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从屋脊上滚了过去。我媳妇尖叫一声钻进了被窝，我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我还是壮着胆子拿着手电筒走到院子里。我举起手电筒往屋顶照，什么也没看到，瓦片整整齐齐的，一片都没少。但我闻到了一股味道——腥的，湿的，带着泥土和枯叶腐烂的气息，跟那天晚上在山里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收拾好了行李。我跟媳妇带着几件换洗衣服，锁了门，去镇上投奔我儿子。儿子在镇上开了个小超市，楼上有个空房间，正好能住。走到村口的时候，天蒙蒙亮，东边的山头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整个村子还在沉睡中。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家屋顶，在清晨的薄雾中，老榕树的树冠轮廓若隐若现。我看到了一根粗壮的枝桠上，挂着一道弯曲的黑影，在雾气中微微晃动，像是被风吹动的藤蔓，又像是一条缠绕在枝头的黑色绳索。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它，但我没有停下来确认。我转过身，加快脚步往村外走去。
在镇上住了一个月，我托邻居帮忙照看院子。邻居老张头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我走之前跟他说，只要每天帮我把鸡喂了，鸡蛋归你。他满口答应。头几天他还打电话来说鸡都好好的，鸡蛋一天捡好几个。第七天晚上他打电话过来，电话那头的气喘得厉害，声音都在发抖：“长林，你赶紧回来一趟，你家的鸡——”
我连夜赶了回去。鸡圈里一片狼藉，喂食的铝盆扣在地上，水槽翻了个底朝天。十二只鸡，全部死光。不是被咬死的，不是被什么东西吃掉的，鸡身上没有任何外伤，内脏完整，就是直挺挺地躺在鸡圈里，像睡着了一样。老张头靠在门框上，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嘴里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它来了，它来过了。”
我没有问“它”是谁。我知道是谁。
当天晚上我就返回了镇上，临走前把院门上挂的那把锁又多绕了两圈。那把锁能不能锁住那个东西，我心里清楚得很，但至少求个心安。车子开出村口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回望自家的屋顶。老榕树的树冠在夜风中缓缓摇摆，浓密的枝叶像一只摊开的巨掌，把整个屋顶笼罩在下面。在最高的那根枝桠上，我看到了两个黄色的光点，像两颗熄灭的星。
它们亮了一下，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赵老伯后来告诉我，那蛇一直在老榕树上待到了来年开春。他进山采药的时候偶尔会经过我家院子，总能看到它盘在那根枝桠上，雷打不动，像一尊雕塑。有一回他故意在院门口放了只死兔子，第二天早上去看，兔子还在原地，蛇连碰都没碰。
“它不是来觅食的。”赵老伯说，烟锅里的火星在暮色中明灭了一下，“它是来等你的。它不急，山里的事情，从来不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上过山。连砍柴都是请人帮忙，宁可多花钱。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搬回村里住，我说不急，等我再老一点，等赵老伯说那条蛇走了，等我确定那棵老榕树上没有黄色的光点了，再回去。
也许这辈子都不回去了。想起赵老伯那句话，至今还是后背发凉——“蛇记仇，能记一辈子。”它们的“一辈子”有多长，没人知道。哀牢山的深山老林里还有多少这样的东西，也没人知道。我只知道，有些山，是不能随便上的；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招惹的。
这不是迷信，是教训。是用十二只鸡、一个月的背井离乡和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换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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