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腿肚子有些哆嗦。
面前那辆黑色轿车亮得晃眼，车旁站着的女人穿一件深色风衣，头发盘得整整齐齐，正拿目光一寸一寸地打量我。
那眼神太直了，直得我后背发毛。
三十年了，青石村还是那条土路，还是那棵歪脖子槐树，可眼前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来串门的。
乡里乡亲的，没谁开得起这种车。
她往前走了两步，我俩之间隔了几步远，她一开口，声音有点哑：“你眉梢那道疤，怎么弄的？”我下意识抬手碰了碰左眉骨，旧伤早就不疼了，可那一下，像是让什么人在我心上狠狠揪了一把。
01
1977年秋天，我二十岁，从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搭了三个钟头的拖拉机，才到青石村。
分配下来的时候，队长丁长海把名单念了三遍，念到我的名字，底下几个后生哄笑起来。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后来才晓得，青石村三队剩下的最后一个住处，是地主林国栋家。
说是地主，其实早就被抄得差不多了，三间偏房，一间堂屋，院子里的草长得比我还高。
丁长海领着我进门的时候，林家人正坐在堂屋里吃午饭，见他进来，筷子齐刷刷顿住了。
林国栋五十出头，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肩胛骨支棱着，像衣服架子一样撑不起来。
他站起来，冲丁长海点了下头，说了声“丁队长”，声音倒是稳当。
他婆娘吴桂云没敢抬头，只把碗往边上挪了挪。
堂屋里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大小伙子，坐在角落里闷头吃饭，另一个是个姑娘，背对着门，露出一截细瘦的脖颈，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领口磨出了毛边。
丁长海干咳了一声：“老林，这是分到你们家住的知识青年，周永强。你家的东厢房收拾出来给他住。”林国栋应了一声“嗳”，转头吩咐那姑娘：“梦璇，去把东厢房扫一扫。”姑娘这才放下碗筷，站起来转身往外走。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没抬头，只留了个侧脸，灰扑扑的，颧骨上还沾了一道灶灰。
眼睛倒是亮，亮得跟灶膛里的火苗似的，就那么一闪，人就过去了。
东厢房不大，一张旧木板床，一张露出木茬的桌子，墙角堆着半筐干透的玉米棒子。
我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扔，琢磨着怎么也不至于比火车硬座差。
蹲下来解包袱的时候，指头碰到了什么东西。
我低头一看，窗台上靠墙的缝里，塞着半截铅笔。
铅笔头和墙皮一样颜色了，不知道放了多久。
我捡起来，发现笔洞里堵着一团纸，揪出来摊开，是不知道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边角，皱巴巴的，上头写着两个字。
字是用铅笔写的，笔画很认真，像是怕飘了，一笔一划都压得很实。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好一会儿。
“读书”。
这屋里以前住的是谁？
院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
我探头从窗户望出去，蓝布褂子在院角的柴堆旁一闪，钻进了灶房。
晚饭是林家婆娘做的，玉米面糊糊，一碟子咸菜，粥碗里飘着几丝干菜叶。
林国栋坐在主位上，闷头吃，也不说话。
他儿子林高昂坐在我旁边，吃得快，三口两口就把一碗粥喝完了，抹了抹嘴，又去盛了半碗。
那姑娘进来添了一回柴火，又退了出去。
我注意到她吃饭的时候是一个人蹲在灶房门槛上吃的，没上桌。
晚上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九月的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泥土和庄稼秆子的味道。
隔壁堂屋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听不太清，只听见林国栋说了句什么，声音闷闷的，像布裹着撞在墙上。
我没细听，翻了个身，闭上眼。
第二天早上起来，天刚蒙蒙亮。
我推开房门，看见院角柴堆旁蹲着个背影，正拿一把豁了口的菜刀剁猪草。
她剁一刀，把草翻一翻，再剁一刀，动作很匀，像干了千百回一样。
我没敢出声，悄悄退回了屋里。
过了会儿，丁长海在院门口扯着嗓子喊我去队里领工分册，我应了一声，穿过院子往外走。
经过灶房门口的时候，我瞥了一眼，门帘已经放下来了，只露出发黄的布帘角，跟着风一起一伏。
到了队部，丁长海扔给我一本工分册，又指了个人让我跟着上工。
是一块收苞米的活，我干了半天，手指头磨出两个泡。
中午歇晌，几个人蹲在田埂上啃干粮，一个黑瘦的小伙子凑过来问我，住在林家怕不怕。
我说有什么好怕的。
他咧咧嘴，压低了嗓子，说那个林老头以前可是方圆几十里最有钱的主儿，家里的地能望到邻县去，后来被斗倒了，媳妇也被拉去批了好几回。
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有人捅了捅他胳膊肘，他就不说了，咬了口干粮，含糊着扯别的去了。
我低头嚼着手里的杂面饼子，心里翻来覆去的，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
下午收工回来，路过灶房门口，门帘晃了一下。
我没停步，径直走回了东厢房。
推开门，窗台上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
我走近了才发现，是半截铅笔。
铅笔头上的碎纸团已经不见了，笔身被重新削过，露出黄白的木芯，笔尖磨得溜尖，像是新削好等着人用的。
我拿起那支笔，在手里转了转，放回了窗台上。
那天晚上，我睡得早。
半夜被尿憋醒，爬起来到院角尿桶旁方便，往回走的时候，看见灶房的门缝里漏出一线暗黄色的光，很细，细得像根线。
夜风吹过来，那道光也跟着晃了晃，就不见了。
我站在院子里愣了一会儿，灶房里头，有人在压着火柴盒。
那个人以为我听不见。
我假装没醒，摸回了屋。
第二天早上，窗台上那支笔又不见了。我没声张。
02
日子过得说快也快。
苞米收完了，接着是刨红薯，劈秸秆，翻地。
我手上的茧子一层摞一层，饭量倒是涨了，一顿能喝两碗玉米糊糊。
住在林家这几天，跟林国栋说过的话加起来没超过十句，都是“吃了”
“嗯”
“我去上工了”这种。
他好像也不怎么爱搭理人，每天下工回来就坐在堂屋里，拿一把小刀削竹篾，削得细细的，一根根码在桌上。
我也不知道他削来做什么，他也没说。
倒是林梦璇，我开始留意她了。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打水、劈柴、剁猪草、烧火，中午还要给在田里干活的我们送水送饭。
她走路的时候低着个头，步子很快，像怕被谁叫住一样。
有一回我收工回来，在院门口跟她撞上了，她手上端着一盆洗菜水，水溅出来，湿了我的裤脚。
她慌得不行，连声道歉，嗓子里那声音打着颤。
我摆摆手说没事，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端着盆转身进了灶房。
那一眼里头的东西，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心里堵得慌。
有天傍晚，姜茂才来找我下棋。
这姜茂才也是在青石村落户的知青，比我早来两年，整天叼根烟，油嘴滑舌的。
我俩蹲在院门口的石头上摆开象棋，他一边走子一边跟我东扯西拉。
聊到林家的时候，他忽然凑过来，压低了声音说：“你还真敢住他们家？”我说怎么了。
他“啧”了一声，说林国栋有个闺女，前两年差点让公社的人给带走。
我问他为什么。
他摆摆手，说不清楚，反正那阵子闹得挺凶，后来好像是因为人太小了，又被放了回来。
我听着，手里的棋子半天没落下去。
姜茂才又说：“那丫头倒是个好样的，谁都没想到，她居然认得字。”我一愣，说：“她不是没上过学吗？”姜茂才好笑地看了我一眼，说：“上什么学，成分不好，学校哪敢收她。是她爹以前教的，后来不让教了，改拿树枝在地上划拉着写。有一回被大队的干部撞见了，批了一顿，说地主阶级还想翻天。”他得意地嘿嘿一笑，伸手把我的马吃了。
我没顾上那匹马，脑子里转着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晚上回屋，我从床底下拽出包袱，摸了半天，摸出一张旧报纸。
那是从北京带过来的，《北京日报》，边角都翻了，还有一团油渍。
我把报纸摊开看了看，又折起来，揣在怀里。
在屋里转了两圈，觉得不对劲，又把报纸掏出来，放回了包袱里。
我在床上躺了很久，盯着房梁上的蜘蛛网发呆，最后还是爬起来了，从包袱里抽出那张报纸，卷成筒，攥在手里。
推开房门，院子里的月亮很亮，照得地上跟铺了层霜似的。
我走到灶房门口站住了，里头漆黑一片。
我把报纸卷悄悄放在门槛边上，转身回了屋。
第二天一大早，我故意在院子里磨蹭了一会儿才出门。
经过灶房，门槛边干干净净，那张报纸已经不见了。
我心里头“咯噔”了一下，说不清是松了口气还是更紧张了。
中午回来的时候，我把窗台上那半截铅笔也拿走了，塞进自己上衣口袋里。
天黑之后，我坐在东厢房门口，借着月亮光，拿它在一张草纸上写了几个字。
写了撕，撕了写，折腾到半夜，终于把那张纸叠成四方块，压在了窗台那半截铅笔的底下。
第二天一早起来，纸和笔都不见了。灶房的烟囱，飘出了第一缕烟。
那天中午送饭的是林梦璇本人。
她提着一个陶罐，罐子里的菜糊糊冒着热气，走到田埂边，弯腰放在树干底下，转身就要走。
从始至终没抬头。
我蹲在田埂上，看着她走远，那个背影瘦瘦的，跟秋天的豆秧似的，风一吹就要飘起来。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小把从镇上供销社买来的水果糖，糖纸花花绿绿的，已经揉皱巴了。
本来是想给队里孩子分着吃的，也不知怎么的，就存了下来。
我剥了一颗塞进嘴里，剩下几颗又装回了口袋。
那天晚上，我撕了本旧作业本，又在灯下写了一张纸条。
我写了撕，撕了又写，最后只留下一句话：那半支笔是我留的，你用着顺就留着，别让旁人看见。
第二天一早，纸条和糖一起，压在了窗台那半截铅笔下面。
过了三天，我收工回来，经过灶房门口的时候，门帘让风掀起来一角。
我看见灶台上那只豁口的粗瓷碗里，搁着两个烤红薯，还冒着热气。
旁边压着一张纸，纸是从我那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边角，上头用铅笔写着一行字，笔画有点生，但横平竖直，写得认真：周同志，你也不用再放纸和笔了，我都收好了。
天冷了，少吃凉的。
我站在灶房门口，风吹得门帘一起一落的，我站了挺长时间才走开。
那是我到青石村之后，第一次觉得心里头热乎乎的。
入冬之前，队里组织修水渠，我被分到坝上去干活，吃住在工地上，一连住了半个月才回来。
回村那天，天下了点小雨，路都泥了。
我拖着两条腿走回林家院子，檐下晾着一排洗好的衣服，湿的，正在滴水。
我推开东厢房的门，窗台上压着一小捆干艾草，用麻绳扎得整整齐齐，艾草下面垫着一片干荷叶。
我把艾草拿起来，底下的荷叶上，有几个用木炭写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个字都清晰：艾草防虫，放床头，好睡觉。
我捏着那片荷叶，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晚饭后，我坐在院子里削竹篾，林国栋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蹲在台阶上卷他的旱烟。
两个人就这么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谁也没开口。
过了一会儿，林国栋忽然说了句：“你住在东厢房，夜里冷的话，把炕洞打通，屋顶那头有个烟道。”我说好。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吸了口烟，慢吞吞地说：“我闺女这些日子，看着比前阵子精神了些。”他这话说得没头没尾，我也没接，他也没再往下说。
烟灭了，他站起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烟锅子，回堂屋去了。
我坐在院子里，头顶的月亮被云遮了一半，风带着雨后的潮气，凉飕飕的。
03
入冬后活路少了，队里只安排人轮班看场院，隔几天出一趟工，松松垮垮的。
我得了空，就在屋里翻带来的一本旧书，封皮磨得快烂了，是《铁道游击队》，前前后后翻了好几遍。
有天晚上，我合上书准备吹灯，听见窗台上“笃”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轻轻磕了一下。
我拉开窗，外头没人。
窗台上放着那块我认得的荷叶，叶子上搁着一小把炒熟的黑豆，还温着。
叶子底下压着半张纸，上头写着：我想跟你学认字，行不行？
我盯着那七个字看了很久。
纸上无端皱了几道褶子，像是写过之后又团起来，最后还是展平了叠好送过来的。
我捏着那块荷叶，站了足有一刻钟，不知道该不该应。
说来也怪，明明我已经偷偷给了她报纸，给了她铅笔，也给过糖和纸条，可她把“学认字”三个字摆到明面上的时候，我还是慌了。
我知道这事传出去是什么后果。
想了想，我坐下来，在纸背面写了两个字：明天晚上，灶房。
第二天，下了工，我摸黑在墙角那块草垫子底下翻出半截蜡烛头，揣进怀里。
等到院子里都静了，堂屋的灯也灭了，我划火柴点了蜡烛头，推开了灶房的门。
她蹲在灶膛边，已经燃了一堆细柴火，火光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她见我来，没说话，只往旁边挪了挪，让出一截烧火凳。
我挨着灶台坐下来，那张旧报纸摊在膝盖上，她借着灶膛的火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嘴唇无声地翕动。
我指着第一个字说：“这个念‘水’。”她点了点头，手指轻轻在纸上描了一遍。
那晚，我教了她十个字。
她学得很快，快得让我有点吃惊。
我念一遍，她跟着念一遍，然后拿木炭头在土疙瘩上写，写完了在裤子上蹭掉，再写。
她写的字比我的工整，横平竖直的，一点不含糊。
她低着头认字的时候，火光映着她的侧脸，睫毛的影子随着火苗一颤一颤的。
我瞥了一眼，赶紧把目光收回到报纸上。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响了一声，她抬起头，在火光里冲我笑了一下。
那是我到青石村以后，头一回看见她笑。
从那天起，我们就这样定了：只要队里没夜活，隔一天，我就去灶房，教她半张报纸的字。
她学得极快，半个月下来，一张报纸她能磕磕绊绊念出大半。
有时候念错了，我不纠正，她停下来，自己盯着那个字琢磨半天，琢磨明白了，就咬咬嘴唇，捡起炭头重写一遍。
她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教她。
我也没说过。
那会儿当知青的，谁心里没点儿说不出来的东西。
说了没意思，不说吧，又憋得慌。
有天晚上，我教她认了个“远”字。
她写完了，忽然问我：“周同志，北京离这儿远不远？”我说远，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她又问：“火车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连环画上画的那种一样，呼呼地冒着白烟？”我点点头，说差不多吧。
她低下头，又用炭头在地上写了一笔。
我凑过去看，她写的是“远”字。
一笔一划，很重，像是在土上刻下来的。
后来天气越来越冷，灶房里的柴火换成了硬柴，烧起来噼噼啪啪地响，烟气也大。
她学字的时候得眯着眼睛，有时候被呛得直咳，还是舍不得停下来。
我让她歇一歇，她摇摇头，说没事，又说，自己以前半夜烤火，能烤一宿，就为了多看会儿书。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自然，像在说别人的事。
有天夜里，她说：“我爹以前教过我几个字，但不敢多教，怕被人看见。”顿了顿，她低声说：“他说，姑娘家认字没用，可我不信。”我没说话。
灶膛里的火苗跳了一下，她的影子在后面晃了晃。
我第二天下工后，把自己那本《铁道游击队》用牛皮纸包了书皮，又撕了半叠草稿纸订成个本子，夹进去一截新削的铅笔头，趁天黑放到了灶台边。
第二天早上，我从堂屋里路过，看见灶台边那摞东西不见了。
吴桂云正在灶前烧火，背对着门，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
我低头走出去，没有回头。
林高昂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有天晚上，我从灶房出来，在院子里撞上了他。
他靠在柴堆旁，手里捏着一根干树枝，慢慢地说：“周知青，晚上冷，你早点睡。”他的语气不重，但那双眼睛看着我，里头有说不清的东西。
我嗯了一声，从他身边走过去。
背后传来他低低的声音：“我爹嘱咐我，有些事，看见了也只当没看见。”我脚步没停，走进屋，关上了门。
那阵子，我开始琢磨着，该给她寻些正经的读物。
可青石村这个巴掌大的地方，除了《毛主席语录》和几份报纸，就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书了。
我翻遍了包袱，最后从一件旧棉袄的夹层里，摸出一本巴掌大的《唐诗三百首》。
那是出发前我妈偷偷塞给我的，辞行那晚上，她一边往包袱里塞东西，一边抹眼泪，说穷家富路，带本书路上解闷。
我把那本小书揣在怀里，压在枕头底下好几天，才终于在一个夜里，把它带进了灶房。
她接过那本薄薄的书，手在封面上摸了好几下，没舍得翻开。
从那天起，除了认字，我偶尔也给她讲一些书里的故事。
讲李白，讲杜甫，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她听得入神，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眼睛，亮亮的。
有一回，我讲到一半，她忽然说：“我以后要是能去北京看看就好了。”我顿了一下，说：“能。”她没说话，又低下头，在土疙瘩上写了一行字。
我凑过去看，她又写了个“远”字。
写完，她用鞋底轻轻蹭掉了，又写了一个，又蹭掉。
我伸手按住了她的手腕，说：“字写得好好的，蹭它做什么。”她的手腕细细的，腕骨微微硌着我的手心。
她没有抽回去，只是头垂得更低了，灶火的光映着她耳根，泛着一点红。
我赶紧松开手，把脸转向灶膛。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低声说：“我爹说了，给地主家闺女念书，是要犯错误的。”
我蹲在烧火凳上，盯着灶膛里的火苗，半天没吭声。
最后我说：“犯错误也是我犯的，跟你没关系。”她愣了一下，没接话。
那晚上，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灶膛里的火，烧了很久才熄。
04
腊月里，河面冻实了，队里的活基本停了。
我也消停下来，隔天去一趟灶房，教她认几页字。
她学得快，已经能读半张报纸了，有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也不吭声，自己咂摸半天，实在认不出来才问我。
林国栋还是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但我在桌上吃饭的时候，碗里偶尔会多出一块红薯，或者一小撮炒香的芝麻盐。
我假装没发觉，闷头吃掉了。
林梦璇还是不怎么跟我说话，也不怎么抬头看我。
冬天衣服穿得厚，她整个人裹在旧棉袄里，显得更瘦小了。
她帮家里把晾干的玉米棒子搓成粒，坐在堂屋门槛上，双手冻得通红，还是仔仔细细地搓，一粒一粒地往筐里扔。
有一回我路过，往她手边放了一双劳保手套，没停步，径直走了过去。
第二天，那双手套出现在东厢房窗台上，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
过了腊月二十三，队里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
丁长海叫了几个壮劳力去镇上拉年货，我也跟着去了。
回来的时候，我兜里揣着两包从供销社买的硬水果糖，纸包都让我攥出汗了。
傍晚，我趁没人注意，从窗户缝里塞进了她住的西屋。
那天夜里没下雪，天晴得干干净净，月亮又亮又圆。
我躺在东厢房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后来我爬起来，摸黑在书桌上展开一张草纸。
磨蹭了半天，落笔写了一个“林”字，又描了描，在旁边写了一个“梦”字，一个“璇”字。
写完了，我盯着那三个字，大半夜没动弹。
大年三十晚上，队里分了几斤白面，林家婆娘包了一顿饺子。
林国栋难得地喝了点酒，喝到半醺的时候，他举着碗冲我晃了晃，说：“小周，住这儿受苦了。”我说没有，挺好的。
他又喝了一口，没再说话，眼眶有点红。
林高昂在边上低头吃饺子，没吱声。
林梦璇坐在灶台边的小杌子上，端着一碗饺子，吃得慢，一小口一小口的。
她好像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微微抬了一下眼皮，又飞快地低下去。
过完年，天还是冷，但我明显感觉到，村子里那点松松垮垮的平静在收紧。
先是公社下来通知，说要在开春前搞一次“四类分子”清查活动，各大队要把地富反坏右重新排查一遍，名单上报。
丁长海在开大会时念了这个通知，底下人交头接耳，坐在人群后排的林国栋脸绷得紧紧的，一点血色都没有。
散会以后，我从场院往家走，路上碰见黄秀芳。
她蹲在自家院门口，正在择一把蔫了的菜叶子，见我走过来了，她头也没抬，说了句：“小周知青，你跟林家走得近，当心点。”
我站住了，问她这话什么意思。
黄秀芳抬起头，眼神很复杂，嘴张了张，又合上了。
最后她摆摆手，说：“没什么意思，你要是聪明，就赶紧搬出来。”说完，她端着菜盆进了屋，“咣当”一声把门带上了。
我站在她家门口愣了一会儿。
第二天中午，我故意从黄秀芳家门前走了一趟。
她正在院子里晾衣裳，我走过去，也没绕弯子，直接说：“黄婶子，您有话就直说了吧。”她停下手里的活，回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拧了拧衣裳。
过了好半天，她才压低嗓子说：“前一阵子，公社那边来了个人，住了两天，专门问你们知青点的情况。”我心里一沉。
她接着说：“我寻思着，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住哪儿不好，非得住在那户人家。他家可是‘四类分子’。”她顿了顿，又说：“我一个寡妇，嘴碎是碎，可不至于害人。你听我一句劝，找个由头搬出来吧。”
那晚我回了屋，把门闩上，靠在门板上，脚底像踩在冰窟窿里一样凉。
林梦璇大概也觉察到了什么。
隔天晚上，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灶房里等我。
我去的时候，灶房空荡荡的，灶膛里没生火，冷得像冰窖。
我站在灶台前，愣了一会儿，正要转身走，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周同志。”我回过头。
她站在灶房门口，裹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双手攥着衣角，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爹说……让我别学字了。”她说完这句话，咬着嘴唇，站了很久，又说：“可是我想学。”火光没有，月光照着她的脸，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眼里的东西在打转，却没掉下来。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说：“那你说，你想不想学？”她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看着我，手攥得更紧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站起来，从怀里掏出那本《唐诗三百首》，翻开第一页，把书递过去：“拿着，落款处我写了字。”她的指尖颤了一下，终究还是接了过去，转身就跑了。
我看着她消失在月光里，站在空空的院子中央，风刮过来，冷得我打了个激灵。
第二天一早，院门口出现了丁长海的身影。
他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站在门槛外头，叫我出去说句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放下碗筷走出去。
丁长海眯着眼睛看了看我，半天才开口：“小周啊，你是个好同志，可有些事，你要分得清轻重。”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他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队里决定，过了正月十五，把你调到水利队去，在邻村。你收拾收拾吧。”他说完，没等我答话，转身走了。
我站在院门口，日头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可我心里凉透了。
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走进灶房。
她已经在那了，坐在烧火凳上，借着灶膛里一星半点的余光，正在看那本《唐诗三百首》。
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没有问他，只轻声问了一句：“你要走了，是吗？”我说是。
她又低下头，指尖在书页上慢慢滑过去，滑到某一页停住了，轻声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她念完，抬头看我，问我：“这写的是什么意思？”我看着她被灶火映得忽明忽暗的脸，说：“就是……两个人明明想见面，却很难见到的意思。”
她没再说话。
她把那本书合起来，抱在怀里，又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
火苗腾地升起来，映红了她的脸。
我一直记得那个晚上，记得她坐在灶膛边，怀里抱着一本书，身后是噼啪作响的柴火和暖融融的火光，像一幅画一样，永远烙在了我脑子里。
05
正月十六，我起了个大早。
行李还是来时的那个铺盖卷，多了一个布包，还有一袋系着口的干粮。
林国栋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攥着那把削竹篾的小刀，看着我，半天说了句：“路上小心。”我点点头。
吴桂云在灶房里没出来，但灶台上放着一瓦罐热水，还冒着白气。
我灌了一壶，系在腰上，拉开院门，身后传来极轻的脚步。
林梦璇站在西屋门口，怀里抱着那本《唐诗三百首》，包了新的蓝布书皮，连边角都缝好了线。
她看着我，没说话，也没往前走一步。
我站在门槛外头，回过头看了她一眼。
晨光薄薄的，她站在阴影里，脸上看不真切，只有那双眼睛亮着，像盛了一汪水。
我说：“我走了。”她点点头，还是没说话。
我转身往外走了好几步，背后传来她的声音：“你教我的那些字，我会一直记得。”那声音很轻，轻得像会被早晨的风吹散，可一字一字地落在我的耳朵里，砸得我胸口发疼。
我没敢回头，咬着牙往前走，脚步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起来。
队部院子里，丁长海正在牛车旁抽烟。
见我来，他把烟掐了，从怀里摸出两个窝窝头，塞进我包袱里，说了句：“到了那边，好好干活。”他没看我，声音闷闷的。
我上了牛车，车把式“驾”了一声，牛车慢慢挪动了。
我坐在车上，看着青石村的房子在视野里慢慢变小。
村口的老槐树底下，风呼啦啦吹着光秃秃的枝条。
我眯着眼睛望过去，树底下蹲着一个灰扑扑的身影，瘦瘦小小，像是抱着一本书。
牛车走远了，那个身影也没动。
我别过头去，看着土路往前延伸，坑坑洼洼的，一直通到天边去。
到了邻村水利队，我分在测量组，跟着两个技术员在河滩上跑，挖沟、立标尺、记数据。
活不算太重，就是白天野外待着，风刮得人脸上皴皮。
我白天干活还行，一闲下来就忍不住想，夜里那盏灶膛的火，想她低头认字的样子，想她最后站在西屋门口看我的样子。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压在枕头底下。
写了撕，撕了写，最后留下的只有几句话：“我到了，挺好的。你那边的字还练不练？那本书别让旁人看见。有事的话，给我来信，寄到水利队就行。”
3月，我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上没写寄件人，但字迹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写得很慢，很认真，每个字都端端正正的，像在纸上刻一样。
她在信里说，家里都好，爹的腰疼又犯了，但还能走动。
哥哥在生产队干活，黄秀芳没再来找过麻烦。
她说她每天夜里都偷着看书，怕被人发现，就把书塞在枕头芯里。
她说：“那首《无题》，我背下来了。你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一直在想这个‘泪’字。”
我盯着那封信看了大半夜，最后把它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第二天收工，我又铺开纸，写了一封回信。
写了划，划了写，最后只剩一句：“‘泪’字你会写了，别整天想着那种句子。多学点欢快的。”那封回信寄出去之后，我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没有回音。
我又写了一封，还是石沉大海。
第三封信我写了很长，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只剩下几句话：“我今年可能调不回去。你要是能收到信，给我回一封。哪怕就一个字也行。”
夏收之后，我请了两天假，专门回了青石村。
村口的老槐树绿了，叶子密密的，树荫底下空荡荡的，没有那个灰扑扑的身影。
我走到林家院门口，院门锁了，锁头上锈迹斑斑。
隔壁一个老太太听见动静，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又缩了回去。
我追上她问，林家的人呢？
老太太摇摇头，说不知道，开春就搬走了，好像是投奔亲戚去了。
我问去哪儿了，她说不知道，嘴里念叨着“上头来查”，就关上了门。
我站在林家门口，太阳晒着，晒得人后背发烫，可心里像沉了一块冰，一直沉到脚底。
回到水利队后，第三封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四个大字。我把那封信和退回的信封一起收了，放进枕头套里，压在最底下。
日子还在过。
水利队干了一年多，我又回到青石村参加了一段秋收，但终究没有更多消息。
后来知青陆续返城，我排了两年队，等到1979年底，终于拿到了一张返城报到证。
走的那天，我又去了趟村口。
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叶子黄了，被风吹得沙沙响。
我在树下站了很长时间，没有等到想见的人。
我转身走了。
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06
回到北京以后，我进了机械厂，先当学徒，后来转正当了钳工，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吃饭、上班、睡觉，像所有普通工人那样，没什么可说的。
可有些东西，不是时间过去就能抹掉的。
我每年元旦，都会写一封信。
信的内容简单，落款永远是“青石村第三生产队，林家旧宅”。
有时候是一句“新年好”，有时候是“今天还在北京，还是在厂里”，有时候什么都不写，就画一个圈。
然后那封信就会被退回来，信封上印着“查无此人”四个字，像一句已经念了三十年的咒语。
我把那些退信收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压在床底。
从来没扔过，从来没翻开过，从来没数的必要。
每年添一封，盒子满了就压一压，把盖子扣上，然后我就接着过日子。
我相过两次亲。
头一回是车间刘师傅介绍的，纺织厂的会计，人老实，话不多。
我试着跟她处了几个月，周末去看电影，散步。
有一次她问我：“你总是不爱说话，心里是不是有事？”我愣了一下，说没有。
后来我们也就没再见面了。
第二回是邻居介绍的，见了一面，吃了一顿饭，彼此都客客气气的，也就没有下文了。
我妈后来不张罗了，有一次她坐在院子里，看着天，说：“你这孩子，怎么就跟长不大似的。”我没接话。
第二年冬天，她就走了。
我妈走的那年，我在她屋里收拾遗物，从衣柜底翻出一件我下乡前穿的旧军装，洗得发白，领子都磨破了。
衣兜里鼓鼓囊囊的，伸手一掏，是一团揉皱的草纸。
展开来，上面是我当年练笔写的一行字，已经模糊了，还能认出来：“林梦璇，三个字。”我妈一定见过这张纸。
她从来没问过我一回。
我攥着那张草纸，坐在她的床边，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黑下来，坐了整整一宿。
2003年，我退休了。
厂里给我开了个欢送会，车间主任说了些挽留的话，我都敷衍过去了。
回到家，我把工装洗了，叠好，放进柜子最底下。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人来来往往，心里空落落的。
我又想起那个在灶火边写字的姑娘。
那年她十七岁，我二十岁。
一转眼，我这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2007年秋天，一个老知青打来电话，说青石村要搞一个知青返乡活动，问我参不参加。
我握着电话，沉默了很久。
最后我说，我去。
挂掉电话，我蹲在床边，把那个铁皮盒子从床底拖出来，打开。
三十封退信，整整齐齐码在盒子里。
我拿起最上面那一封，摸着信封上那个“查无此人”的邮戳，恍惚之间，像是摸到了什么东西，滚烫滚烫的。
我把盒子盖上，放回床底，起身去车站买票。
出发那天，我穿了一件干净的外套，把当年那半截铅笔放进内衣口袋。
那个铅笔头一直收着，笔杆已经磨得发亮，笔尖早就秃了，我也没削过。
它跟了我三十年，像一根扎在心里的木刺，拔不出来，也不舍得拔。
大巴车走了一夜，我靠着窗，看着路边的风景一点一点从城市变成田野，又从田野变成更偏远的山和黄土。
我闭着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三十年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以及那个站在老槐树下的瘦小身影。
第二天下午，大巴拐过一段山路，青石村远远露出了轮廓。
我坐直了身子，隔着车窗，看到了那棵老槐树，它比三十年前更粗了，树冠也更密了。
树底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车，在土墙和苞米地之间，漆光滑得直晃眼。
同车的老知青趴在我肩头看了一眼，说：“哟，这村子现在还有富人回来呢？”我没搭腔。
车子慢慢减速，停稳了。
我拎着行李下了车，脚踩在青石村的土地上，低头看了看，土路居然已经铺了水泥。
我抬起头，车旁站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穿一件深色风衣，头发盘得整整齐齐，皮肤保养得不错，但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她站在车后，看着我，整个人一动不动。
风吹起她的风衣一角，她也不收，就那么站着。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跳得厉害，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在胸口炸开。
她说：“你眉梢那道疤，怎么弄的？”
我站在原地，像是被定住了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往前走了两步，走到距我一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微微仰起脸。
我又看见了她那双眼睛。
那么多年了，它们还是老样子，亮亮的，像灶膛里的火苗，跳跃着，映着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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