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宦海浮沉：十年辗转里的信仰追寻（1927—1942）
第五章 抗战爆发：重新披挂上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了华北的夜空。
消息传到天津时，谢庆云正坐在院子里看书。收音机里断断续续播报着战事进展，他手里的书页，半天没有翻动一页。
七年闲居，七年等待。他等的，从来不是东山再起的富贵，而是上阵杀敌的机会。如今，全面抗战的号角终于吹响，他胸中压抑多年的热血，瞬间沸腾了起来。
这一年，他三十七岁。从二十一岁投笔从戎，到三十七岁重披战袍，十六年光阴流转，世事几经沉浮，可那颗救国之心，从未冷却。
1. 宋哲元军部参议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局势骤然紧张。
驻守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是西北军旧将，也是谢庆云的老长官。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打出了威名，大刀队的故事传遍全国，是当时最有战斗力的杂牌部队之一。
经西北军旧部引荐，谢庆云投奔二十九军，出任军部参议。随后，他又先后兼任天津造币厂厂长、热察绥冀四省统税局石家庄分局局长，负责部队的部分后勤与经费筹措。
走马上任的谢庆云，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他奔波于天津、石家庄、保定之间，四处筹措粮饷、调拨物资，想尽办法为前线提供保障。看着一车车军用物资运往前线，看着一队队士兵背着大刀开赴战场，他心里既激动又沉重。
激动的是，终于能真刀真枪地和日本人干了；沉重的是，敌我力量悬殊，二十九军虽然士气高昂，可装备、补给都远不如日军，这一仗，注定打得艰难。
他亲眼见证了平津的陷落。
日军增兵华北，飞机大炮轮番轰炸，二十九军官兵拼死抵抗，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消息传来，全军恸哭。
谢庆云跟着部队一路南撤，从天津到保定，从保定到石家庄，身后是不断沦陷的国土，耳边是不绝于耳的枪炮声。
他想起了佟麟阁，想起了赵登禹，都是当年西北军的老兄弟，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么倒在了抗日战场上。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这句话，他们用生命践行了。
部队撤到河南后，进行了整编。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番号几经变更，实力不断削弱。蒋介石对杂牌部队素来心存芥蒂，既要用他们打仗，又处处提防、借机削弱。
谢庆云看在眼里，寒在心里。
国家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有些人心里想的，却还是派系倾轧、排除异己。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能撑到最后吗？
他越来越觉得，真正能扛起抗日救国旗帜的，不是南京的蒋介石，而是北方的共产党，是那些深入敌后、坚持游击的八路军。
1938年，鹿钟麟出任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
这位同样出身西北军的老将，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搜罗旧部、扩充队伍。孙良诚被他请出山，委任为冀察游击总指挥，到冀鲁豫一带收编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游击。
孙良诚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谢庆云，派人送信，请他出任总参议，共赴敌后。
接到信的谢庆云，没有丝毫犹豫。
他知道，敌后凶险，九死一生。可他更知道，那里才是抗日的最前线，那里才最需要人。
收拾好简单的行装，告别家人，他踏上了前往冀南的路。
前路漫漫，烽火连天。他不知道这一去能不能活着回来，但他知道，这一步，必须走。
2. 冀察战区与敌后游击的困局
冀鲁豫边区，是华北敌后的最前线。
日军占据着县城和交通线，反复“扫荡”“清乡”；国民党正规军大部南撤，只留下少量部队和地方武装；八路军则深入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三方势力犬牙交错，局势错综复杂。
孙良诚到任后，凭着西北军的旧招牌和自己的人脉，四处收编民团、土匪和散兵游勇，很快拉起了一支数万人的队伍。谢庆云作为总参议，帮他整训部队、筹措粮饷、协调各方关系，成了孙良诚最倚重的幕僚。
可敌后的日子，比想象中难得多。
最缺的是粮饷。部队几万人要吃饭、要穿衣、要弹药，国民党中央给的补给少得可怜，还常常克扣拖延。孙良诚的队伍本就是杂牌中的杂牌，更是后娘养的，汤恩伯的中央军系统处处刁难，粮弹不济、装备落后。
最险的是扫荡。日军隔三差五就下乡清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部队要不停地转移，昼伏夜出，常常在一个地方待不上三天就要挪窝。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生病没有药品，伤员得不到救治。
最难的是生存。地方上民团林立，各占山头；土匪出没，打家劫舍；老百姓被反复征粮，苦不堪言。部队要活下去，就得和各方势力周旋，有时候甚至要和日伪据点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
谢庆云常年在部队里跑，深知其中的艰难。
他见过士兵们饿着肚子打仗，见过伤员因为没有药伤口溃烂，见过村子被日军烧光后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
他也见过八路军的队伍。
同样是在敌后，八路军装备更差、人数更少，可他们能发动群众，能建立根据地，能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他们走到哪里，都有百姓送粮、带路、掩护。
谢庆云常常想，同样是抗日，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后来他明白了：八路军是为老百姓打仗，老百姓就把他们当自己人；而国民党的队伍，很多时候还是旧军阀那一套，眼里只有地盘和实力，百姓自然和他们隔了一层。
更让谢庆云忧心的，是孙良诚的变化。
随着队伍越拉越大，孙良诚的心思也越来越活泛。他嘴上喊着抗日，心里想的却还是保存实力、扩张地盘。和日军打仗，他总是避重就轻，不肯拼老本；和八路军搞摩擦，他倒是很积极，经常和地方武装起冲突。
谢庆云劝过他好几次：“总指挥，现在国难当头，咱们应该一致对外，和八路军搞好关系，共同抗日才是正途。”
孙良诚却不以为然：“庆云，你太书生气了。乱世当中，有枪才是硬道理。日本人要防，八路军也要防。等我们站稳了脚跟，再说别的。”
谢庆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想起吉鸿昌，想起宣侠父，想起那些为了抗日不惜牺牲生命的人。在他们心里，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可在孙良诚心里，实力和地盘，永远排在第一位。
他隐隐有种预感：照这样下去，孙良诚迟早会走上歪路。
而他自己，必须做好准备。
他开始有意识地和部队里的进步军官来往，赵云祥、王清瀚这些有爱国心的将领，都和他交情匪浅。他也悄悄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关注延安的消息。
敌后的岁月虽然艰苦，却让他离自己追寻的方向，越来越近了。
3. 孙良诚投敌的暗流：生存还是气节
1941年，敌后的形势急剧恶化。
日军集中兵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推行“囚笼政策”，步步紧逼。冀察战区的国民党部队，首当其冲。
汤恩伯的中央军一退再退，把杂牌部队扔在前面当炮灰。孙良诚的队伍被压缩在定陶、曹县一带狭小区域里，四面受敌，补给断绝，陷入了绝境。
粮食吃完了，弹药打光了，士兵们衣衫褴褛，士气低落。再这么下去，不用日军打，自己就先垮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日伪的诱降来了。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派人暗中联络孙良诚，许给他高官厚禄，承诺保留他的部队编制，补给粮饷弹药，让他继续驻防原地。
条件很诱人，也很耻辱。
接受了，就是汉奸，就是民族罪人；不接受，部队可能很快就会被日军消灭，十几年攒下的家底，一朝散尽。
孙良诚陷入了激烈的挣扎。
他把自己关在指挥部里，几天几夜睡不好觉。一会儿拍桌子骂日本人，骂汉奸；一会儿又长吁短叹，抱怨蒋介石不公，抱怨中央军见死不救。
他身边的人，也分成了两派。
一派主张投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保住实力，等将来局势变了再说，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另一派坚决反对，说做人要有气节，宁可战死，也不能当汉奸，落下千古骂名。
谢庆云是坚定的反对者。
他多次找到孙良诚，言辞恳切地劝：
“总指挥，咱们西北军的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仗都打过，可从来没丢过骨气。当年冯玉祥将军教导我们，爱国是军人的本分。如今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就是死，也不能投降当汉奸啊！真要是降了，日后九泉之下，怎么见焕章先生？怎么见吉鸿昌兄弟？”
孙良诚烦躁地摆摆手：“我也不想当汉奸！可现在这个局面，你说怎么办？几万人的队伍，张嘴要吃饭，伸手要子弹，中央不管，友军不救，难道眼睁睁看着兄弟们饿死、战死？”
“我们可以往南撤，和大部队汇合；也可以和八路军合作，一起打游击。办法总比困难多，可投降这条路，绝对不能走！”谢庆云语气坚决。
孙良诚沉默了。
他心里清楚，谢庆云说的是正理。可他舍不得自己的实力，放不下自己的野心。撤往大后方，部队肯定会被中央军吞并；和八路军合作，那更是自投罗网。
在他看来，什么气节、什么大义，都不如手里的枪杆子实在。
当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倒过段祺瑞，倒过蒋介石，不也一样过来了？如今不过是暂时投靠日本人，等将来局势变了，再反正就是。有实力在手，到哪都有饭吃。
这种念头一旦生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他开始瞒着谢庆云等人，暗中派人和日伪接触，讨价还价。
风声渐渐传了出来。
谢庆云又急又气，联合赵云祥、王清瀚几位师长，一起去找孙良诚摊牌。
“总指挥，外面传言你要和日本人合作，我们不信。今天特意来问一句，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孙良诚看着眼前几位心腹大将，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知道瞒不住了，索性破罐子破摔：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们。日本人开出了条件，保留我们的编制，给我们发粮发饷。你们说，除了这条路，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赵云祥猛地站起来：“总指挥，你要是敢投降，我赵云祥第一个不答应！大不了带着我的师上山打游击，战死也不当汉奸！”
王清瀚也说：“总参议说得对，气节二字，重于泰山。真降了日本人，我们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
那天的会谈，不欢而散。
孙良诚表面上安抚众人，说再考虑考虑，暗地里却加快了投敌的步伐。
谢庆云知道，凭自己几个人，已经拦不住孙良诚了。
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走，还是留？
走，可以保全名节，可以去投奔八路军，堂堂正正抗日；
留，就要跟着孙良诚跳进汉奸的泥潭，背负骂名，身败名裂。
可他又想起了宣侠父。
想起宣侠父说过的话：革命不在一时一地，在哪里都能做事。
如果自己走了，孙良诚这支部队，就彻底滑向深渊了；如果自己留下，或许还能团结一批爱国军官，或许将来还有机会把队伍拉回来。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挥之不去。
他决定，给西安的宣侠父发一封密信，问问他的意见。
4. 谢庆云的反对与挣扎
1942年的春天，来得格外压抑。
定陶城外的麦田，本该是青黄相接的时节，却因为战乱荒芜了大半。风吹过空荡荡的田野，带着一股悲凉的气息。
谢庆云住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常常彻夜难眠。
他知道，孙良诚投敌的决心已定，只是时间问题。他也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面临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选择。
这些天，来找他的人很多。
有的是来劝他一起走的：“总参议，你德高望重，何必跟着孙良诚趟这浑水？我们拉一支队伍，去投八路军，照样抗日。”
有的是来劝他留下的：“总参议，你要是走了，兄弟们就更没主心骨了。你就忍心看着几万弟兄往火坑里跳？”
谢庆云都没有正面回答。
他在等，等西安的消息。
密信发出去一个多月，终于有了回音。
联络员深夜悄悄摸进村子，带来了宣侠父的亲笔回信。
信很短，只有两句话，却重若千钧：
暂留孙部，等待时机。
团结进步官兵，扩大力量。
谢庆云捧着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短短十六个字，像一盏灯，照亮了他眼前的迷雾。
宣侠父明白他的处境，也明白他的价值。让他留下，不是让他去当汉奸，而是让他深入虎穴，在敌人内部埋下火种，等待将来的燎原之势。
这条路，比离开更难，更险，也更有意义。
他做出了决定：留下。
留下来，跟着孙良诚进入汪伪阵营。
留下来，背负“汉奸”的骂名，承受世人的白眼。
留下来，在黑暗中坚守，在泥潭里潜行，完成宣侠父交给他的使命。
做出决定的那个夜晚，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月亮很圆，照得大地一片银白。
他想起了远在山东巨野的老家，想起了大谢集的父老乡亲；想起了当年和郭楚材一起投笔从戎时的少年意气；想起了潼关初见宣侠父时的震撼；想起了吉鸿昌临刑前那句“恨不抗日死”的绝唱。
他知道，从明天起，他就要戴上“汉奸”的面具，活在阴影里。没有人会理解他，没有人会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将在误解和唾骂中，独自坚守。
可他不后悔。
真正的忠诚，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写在脸上的。
只要心是红的，哪怕身在曹营，也终究是汉臣。
第二天，他找到孙良诚，平静地说：
“总指挥，我想通了。我跟着你。”
孙良诚大喜过望，拍着他的肩膀说：“庆云，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
他看着孙良诚欣喜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他没有告诉孙良诚自己真正的想法，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从这一刻起，他的路，只能一个人走。
1942年4月22日，孙良诚在定陶、曹县一带正式通电投汪。
为了遮羞，他还演了一出戏：让日伪军假意包围，然后“被迫”投降。
可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消息传开，全国哗然。昔日的北伐名将、山东省主席，竟然成了汉奸。西北军旧部无不扼腕，全国舆论一片声讨。
谢庆云的名字，也跟着孙良诚一起，出现在了汉奸的名单上。
有人骂他软骨头，有人骂他忘恩负义，有人叹息他晚节不保。
所有的骂名，他都默默承受了下来。
他站在投诚的队伍里，穿着伪军的军装，脸上没有表情。
没有人知道，在那张平静的面孔下，跳动着一颗怎样炽热的心。
没有人知道，他踏入的不是深渊，而是另一个更加凶险、也更加光荣的战场。
虎穴龙潭，由此而入。
而宣侠父的十六字嘱托，已经被他牢牢刻在了心里。
无论前路多黑，他都要走下去。
无论代价多大，他都要完成使命。
第六章 最后的指示：宣侠父的嘱托
在谢庆云漫长的信仰之路上，宣侠父是永远的引路人。
从潼关初见的思想启蒙，到梁冠英部的深交共事，再到察哈尔抗日的并肩作战，宣侠父像一盏灯，始终照亮着他前行的方向。
而抗战初期那封来自西安的密信，成了宣侠父留给谢庆云的最后指示。
短短十六个字，重如泰山，指引着谢庆云走过了此后最黑暗的潜伏岁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 西安传来的秘密联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谢庆云就一直在打听宣侠父的消息。
他从各种渠道听说，宣侠父在西安，担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是周恩来、叶剑英的得力助手，专门负责统战工作，在国民党上层将领中活动，动员大家一致抗日。
听到这些，谢庆云既高兴又敬佩。
高兴的是，故人安好，正在为抗日大业奔走；敬佩的是，宣侠父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做着最危险也最有意义的工作。
1938年，谢庆云在石家庄统税局任职时，终于通过一条秘密交通线，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
他写了一封长信，托可靠的联络员辗转送到西安。
信里，他详细汇报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中原大战后的闲居，察哈尔抗日的短暂时光，吉鸿昌牺牲后的悲愤，如今在宋哲元部任职的情况。
他也坦诚地写下了自己的困惑：国民党的腐败、杂牌军的困境、抗战的前途。
最后，他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去延安，或者到八路军前线工作，真真正正为抗日出一份力。
信发出去后，谢庆云每天都在等。
他不知道信能不能顺利送到，也不知道宣侠父会不会给他回信。毕竟，战乱年代，邮路不通，秘密联络更是凶险重重。
足足等了两个多月，联络员才带着回信悄悄回来。
信是宣侠父亲笔写的，字迹刚劲有力，一如他的为人。
宣侠父在信里说，收到他的信很高兴，知道他爱国之志未改，甚感欣慰。
他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说全面抗战刚刚开始，前路艰难，但胜利终将属于中国。
对于谢庆云想去延安的想法，他没有立刻同意，而是提出了另一个建议：
留在旧军队里，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人脉，做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官走向抗日，走向进步。
他说：“你在西北军旧部中人脉深、威望高，比到延安来作用更大。革命不一定要在根据地，不一定要穿八路军的军装。在敌人内部，在友军内部，同样可以为革命做贡献。”
谢庆云捧着信，读了一遍又一遍。
他本来以为，只有到延安、到八路军队伍里，才是真正的革命。可宣侠父的话，点醒了他。
是啊，革命的战场有很多种。
正面战场是战斗，敌后游击是战斗，隐蔽战线、统战工作，同样是战斗，而且是更复杂、更艰险的战斗。
宣侠父信任他，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他不能辜负。
他当即回了信，表示愿意听从安排，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从那以后，他们之间就保持着断断续续的秘密联系。
谢庆云会定期把孙良诚部的动向、冀察战区的情况、国民党军队的内部矛盾，通过秘密渠道汇报给西安；宣侠父也会及时给他传达党的抗日主张，给他指导和鼓励。
每一次接到宣侠父的信，谢庆云都像吃了定心丸。
他不再迷茫，不再孤单。
他知道，在遥远的西安，有一位导师、一位战友，和他并肩作战。
2. “暂留孙部，等待时机”的八字指示
1941年底，孙良诚投敌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谢庆云心急如焚，一边联合赵云祥、王清瀚等人极力劝阻，一边紧急给西安发报，请示对策。
他在信里说，孙良诚很可能在近期投降日伪，自己再三劝阻无效。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脱离孙部，率部分愿意抗日的官兵投奔八路军；二是随孙部一起投伪，潜伏下来继续工作。
他倾向于第一种，但又觉得第二种或许作用更大，一时难以决断，恳请宣侠父指示。
这一次，回信来得很快。
还是宣侠父那熟悉的字迹，短短两句话，十六个字：
暂留孙部，等待时机。
团结进步官兵，扩大力量。
没有多余的解释，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斩钉截铁的命令，和不言而喻的信任。
谢庆云盯着这十六个字，看了很久。
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暂留孙部，意味着要跟着孙良诚当“汉奸”，要背负千古骂名，要承受亲友的误解，要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活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可他也明白，这是党组织对他的信任，是革命的需要。
如果他能在伪第二方面军里站稳脚跟，团结一批进步军官，将来策反整支部队起义，那比拉一个营、一个团去投奔八路军，价值大得多。
他想起了当年宣侠父在潼关对他说的话：
“真正的革命者，要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要能为常人所不能为。一时的荣辱算得了什么？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才是最终的目标。”
是啊，比起国家的命运，比起革命的大业，个人的名节、一时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当年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传为千古佳话；如今他谢庆云，就要身在伪营心在党，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
他把信烧了，灰烬撒进风里。
可那十六个字，却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暂留孙部，等待时机。
他决定了，留下来。
不是妥协，不是投降，而是带着使命潜伏。
他要在日伪阵营里，埋下一颗红色的种子。
他要团结赵云祥、团结王清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军官。
他要等，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拉起这支队伍，倒向光明。
后来的岁月里，每当遇到危险、感到迷茫的时候，他都会在心里默念这八个字。
暂留孙部，等待时机。
这八个字，支撑着他走过了汪伪官场的尔虞我诈，支撑着他熬过了外界的唾骂和误解，支撑着他在无数个深夜里秘密工作、不知疲倦。
他知道，宣侠父在看着他，党组织在看着他。
他不能输，也不能退。
3. 1938年：宣侠父西安牺牲的噩耗
然而，谢庆云并不知道，就在他收到那封指示信后不久，宣侠父就永远地离开了。
1938年7月31日深夜，宣侠父在西安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年仅三十九岁。
蒋介石亲自下的密裁令，特务们毁尸灭迹，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八路军办事处多方查找，却始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噩耗传到冀南敌后，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
那是一个阴冷的冬日，联络员冒着风险赶来，悄悄告诉谢庆云：“宣先生，牺牲了。”
谢庆云猛地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谁牺牲了？”
“宣侠父先生。在西安，被军统特务秘密杀害了。”联络员的声音很低，带着哽咽。
谢庆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天旋地转。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手里的茶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不可能。
怎么可能？
几个月前，他还收到宣侠父的信，字迹还那么有力，声音仿佛还在耳边。
那么坚定、那么睿智、那么有力量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他才三十九岁啊。
他还有那么多事要做，还有那么多理想没有实现。
谢庆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没有出门。
他没有哭出声，可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他想起了潼关初见，宣侠父一袭军装，英姿飒爽，和他畅谈救国理想；
他想起了汽车管理局的小屋，油灯下，宣侠父给他讲马克思主义，讲真正的革命；
他想起了察哈尔的张家口，两人并肩走在抗日的队伍里，意气风发；
他想起了二十五路军的日子，宣侠父鼓励他、引导他，一步步把他引向革命的道路。
宣侠父是他的导师，是他的领路人，是他革命道路上的第一束光。
从1927年初见到1938年牺牲，十一年时间。
这十一年里，宣侠父像一颗火种，点燃了他心里的革命火焰；像一座灯塔，指引着他在乱世中前行的方向。
如今，灯塔灭了。
他心里的那盏灯，却不能灭。
他想起宣侠父常说的那句话：
“精钢宁折不为钩。”
宣侠父自己做到了。他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信仰。
作为他的学生、他的追随者，谢庆云更要做到。
宣侠父虽然走了，可他留下的精神还在，留下的嘱托还在，留下的火种还在。
谢庆云擦干眼泪，站起身来。
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悲伤，也没有资格消沉。
他要带着宣侠父的遗志走下去。
他要完成宣侠父交给他的任务。
他要让宣侠父播下的火种，在自己身上，在更多人身上，一直燃烧下去。
那一天，他在心里默默发誓：
不把孙良诚的队伍拉到抗日的正道上来，不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绝不罢休。
宣侠父没有走完的路，他来走。
宣侠父没有完成的事业，他来完成。
4. 把嘱托刻进心里
宣侠父牺牲后，谢庆云和党组织的联系，一度中断了。
西安的那条线断了，他像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孤独地在黑暗中摸索。
可他没有慌乱，也没有动摇。
因为宣侠父的嘱托，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他的心里，成了他行动的准则。
暂留孙部，等待时机。
团结进步官兵，扩大力量。
这十六个字，就是他的纲领，就是他的方向。
在孙良诚投敌前后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是这十六个字支撑着他。
面对外界的唾骂，他默默忍受，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面对日伪的猜忌，他从容周旋，因为他心里有坚定的目标；
面对身边人的不解，他笑而不语，因为有些秘密，注定只能一个人守。
他利用自己总参议、第四军副军长的身份，在部队里广结善缘。
对赵云祥，他推心置腹，和他畅谈民族大义，坚定他的爱国之心；
对王清瀚，他深入交流，分析时局利弊，引导他向进步力量靠拢；
对中下层军官，他体恤下属，扶危济困，在部队里树立威望。
他像一块磁石，把越来越多有良知、有骨气的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
他也在默默地寻找党组织。
通过郭楚材，通过各种旧关系，他不断地试探、联络，希望能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他知道，一个人战斗是有限的，只有回到组织的怀抱，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条路走了很久，走得很艰难。
从1938年到1944年，整整六年。
六年里，他潜伏在敌营深处，独自坚守，默默工作。
六年里，他把宣侠父的嘱托，践行了一遍又一遍。
1944年，他终于在郭楚材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受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六工委领导。
宣誓的那一刻，没有党旗，没有仪式，只有一句郑重的承诺。
谢庆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十七年。
从1927年初识宣侠父，埋下革命的种子，到1944年正式入党，整整十七年。
十七年的追寻，十七年的坚守，十七年的等待，终于梦圆。
他想起了宣侠父。
如果宣先生还在，一定会为他高兴吧。
他没有辜负宣先生的期望，终于走到了这条光明的道路上。
虽然此刻，他还站在最深的黑暗里。
入党之后，谢庆云的工作更加有方向了。
他依然记得宣侠父的嘱托，只是此刻，这份嘱托已经和党的事业、人民的解放，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暂留孙部，等待时机。
他等到了。
不是个人的时机，而是革命的时机。
他将在隐蔽战线上，继续战斗，直到迎来最后的胜利。
第三卷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从1927年到1942年，十五年宦海浮沉，十五年信仰追寻。
谢庆云从一个迷茫的旧军官，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从潼关初见的一粒火种，到虎穴潜伏的一把尖刀。
宣侠父虽然牺牲了，可他的精神，已经融入了谢庆云的骨血。
接下来的岁月，将是更加惊心动魄的潜伏，更加波澜壮阔的斗争。
黄浦江的回声，已经在不远处，静静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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