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箱从迪拜远渡重洋落在我手里,寄件人一栏写着“哈桑·阿里”。

我抱着纸箱愣了很久,没有急着拆。

九年了,从被赶出那扇大门起,我逼自己忘了这个名字。

我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滚落出一只金镯子,还有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翻开第一页,是我三个孩子的名字。

翻到最后一页,我整个人从头凉到脚。

门外响起小女儿喊妈妈的声音,我慌乱地把报告塞回箱子里,压进衣柜最底层。

有些事你不去找它,它自己会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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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年我二十五岁,在市第二医院做护士。

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白班夜班轮着来。

我妈走得早,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退休前是个中学教师,骨子里带着些书生气。

我没什么大志向,每个月工资攒下一点,能给家里添置东西就满足了。

直到那天急诊送来一个外籍男人。

他被人搀进来的时候面色煞白,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冷汗。

同事测了一下血糖,低到仪器报警。

我给他挂上葡萄糖,守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悠悠转醒。

他看了看四周,用生硬的中文说了声“谢谢”。

就是这个“谢谢”,让我多看了他两眼。

他长得高大,皮肤偏白,深褐色的眼睛微微内凹,穿着考究,袖扣是银色的,衬衫是手工料子。

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是来这座城市谈一笔建材生意,行程太满,一整天没吃东西。

下班前,他在前台留了个信封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美金,还有一张手写卡片,字迹歪歪扭扭: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我把钱塞回信封追到医院门口,他已经上了车。车窗摇下来,他对我笑了笑:“我叫凯文·阿里。我还会再来的。”

我当时只当那是一句客套话。

没想到,第三天他真的来了,身后跟着两个助手,提着大包小包站在护士站门口。

水果、花篮、保健品,塞了整整一排柜子。

同事们都围过来起哄,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在追我。

他也不否认,只是看着我笑。

我从小到大都是个普通姑娘,父亲管得严,没怎么正经谈过恋爱。凯文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人,也是第一个把姿态放得那么低来讨好我的男人。

他带我去江边散步,给我讲迪拜的帆船酒店、棕榈岛、满大街的黄金。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王子,他笑了笑,说家里确实算王室旁支,但他自己更愿意做生意。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的认真让我没办法怀疑。

那时候的我是真心相信他的。我爸知道以后,筷子往桌上一拍:“胡婉如,你清醒一点。一个外国人,认识几天就要把你带走,你了解他什么?”

他就是挺好的。

“好什么?他那双眼睛一看就不是善茬。”

那晚我爸气得没吃饭,我一个人坐在房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你了解他什么?

我不了解。

可他那双眼睛那么真诚,站在我面前说愿意用一辈子对我好。我怎么忍心怀疑?

凯文在这座城市待了半个月,白天忙他的生意,晚上就来医院门口接我。我上夜班他就打包好饭菜在值班室等着,有时候等到凌晨一两点也不抱怨。

医院里的同事都在羡慕我,说我这是飞上枝头当凤凰了。我听多了,也渐渐觉得自己真的是撞了大运。

只有我爸一个人冷静得像块冰。他翻出地图,在亚洲地图上找了半天,指着一小块地方问我:“你告诉我,这个地方到底在哪?”

我说:“在阿联酋,很富,到处都是石油。”

我舅舅在旁边叹气,我爸却冷笑一声:“富?富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再富,那也是人家的钱。你要是嫁过去受了委屈,谁管你?”

我不服气,梗着脖子回了一句:“他不会让我受委屈的。”

我爸看了我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嫁,就别再叫我爸。”

我以为是气话。没过多久,凯文正式向我求婚了。

02

凯文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顶层餐厅求婚的。

烛光、玫瑰花、小提琴,他单膝跪下来,掏出一个红色丝绒盒子。里面那颗钻戒的个头,我当时看了只觉得心都跳出来了。

他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婉如,嫁给我。”

周围的服务生都在鼓掌,还有几个顾客掏出手机拍照。我被那阵势搞得头晕目眩,稀里糊涂就把手伸出去了。

戒指戴上来的那一刻,我脑子里全是轰轰烈烈的声音,像烟花一样炸开。凯文抱住我,在我耳边说:“我要带你去看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他说的最好的地方,就是迪拜。

我们几乎是订完婚就飞了过去。

第一次坐头等舱,第一次住那么大的酒店套房,第一次看到沙漠边缘矗立着那么多玻璃幕墙的高楼。

我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处处觉得新鲜。

凯文带我去了他家的老宅。

那是一栋白色的大别墅,铁门比我家门口的巷子还宽,院子里种着棕榈树,还有一条长长的喷泉。

管家模样的人站在门口弯腰说“欢迎回家”。

我从没见过那样的阵仗,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哈桑奶奶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她穿着传统的黑色长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到我时脸上带着慈祥的笑,用英语说了句:“欢迎你,中国来的姑娘。”

凯文给我当翻译,说奶奶很喜欢我。我赶紧鞠了个躬,哈桑奶奶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背。那双眼睛很温和,让我想到了我早走的外婆。

我心里想,这个家还不错,奶奶看起来是个好相处的人。

可婚礼办完以后,一切都慢慢变了。

婚后头几天,凯文还带着我在迪拜各处转悠,把我当宝贝似的捧着。但很快他生意上的电话就多了起来,经常一个电话出去,一整天见不到人影。

我一个人待在偌大的别墅里,语言不通,连吃饭都不知道怎么跟管家说。

厨房的阿姨是个巴基斯坦女人,只会说英文和乌尔都语。

我比划了半天,她端上来一盘牛肉米饭,我就顿顿吃肉抓饭。

凯文的两个姐姐住在隔壁别墅,隔三差五过来看热闹。

她们穿金戴银,用阿拉伯语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偶尔把目光投过来,带着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

有一次她们走后,我悄悄问管家:“她们说什么?”

管家犹豫了一下,用蹩脚的英文说:“她们说,凯文少爷眼光真奇怪。”

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座房子里的人并不都像哈桑奶奶那样对我友善。可我又想,只要凯文对我好,别人的眼光又算什么呢?

三个月后,我怀孕了。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凯文高兴得像个孩子,抱着我在客厅里转了三圈。

哈桑奶奶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说了句什么,凯文对我翻译:“奶奶说,希望是个儿子。”

我摸着平坦的小腹,心里也默默祈祷,一定要争气。

孕后期我的肚子大得夸张,去医院一查,三胞胎。凯文得知这个消息时愣了好半天,然后咧着嘴笑了:“我的真主,这也太厉害了。”

可我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

三胞胎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也意味着更多的变数。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摸着肚子里的动静,心里突然浮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打电话回家,想告诉我爸这个好消息。

电话接通,我爸沉默了很久,只说了句:“你过好就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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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孩子出生那天,是我这辈子最疼的一天。

剖宫产,手术台上灯光刺眼,我能感觉到肚皮被一层层切开、又被一层层缝合的牵扯感。

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最小的那个生下来只有四斤二两,在保温箱里住了整整一个礼拜。

凯文得了两个儿子,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在产房外抱着孩子左看右看,手指头小心翼翼地摸孩子的脸,说:“这个像我,这个也像我。”

我躺在病床上笑着看他,心里也觉得踏实了。

可哈桑奶奶来看孩子的时候,表情却有些微妙。

她把三个孩子挨个抱了一遍,仔仔细细地看了好久。

最后她把老大放回摇篮里,回头看了我一眼,又似乎在找什么。

那句话她是用阿拉伯语说的,我当时完全听不懂。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是:“这孩子的眼睛怎么是黑的?”

凯文没有向我翻译这句话,只说是奶奶夸孩子长得可爱。我也没多想,只当是老人看着孙子的寻常话。

可出院回家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凯文以前回家再晚,也会到房间里看看孩子。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以“孩子夜里哭闹吵得睡不着”为由,搬到客房去睡。

我问他是不是工作太累了,他敷衍地应一声“嗯”,眼睛却不看我。

他抱孩子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有时我抱着孩子到他面前,他看一眼,伸手拨了拨孩子的小脸,表情说不上嫌弃,也说不上疼爱,就是淡淡的。

我心里难受,可嘴上什么都不敢问。

那段时间,哈桑奶奶对我还算照顾,三天两头让人送补品过来,也常来看孩子。

但她每次来都会翻看孩子的头发、眉毛、手指,看得格外仔细,嘴里念念有词。

有一次她看着老二的脸看了很久,回头对管家说了句什么。管家低着头,用英文回答了一个词,我只听懂了“yes”。

我问凯文奶奶说了什么,凯文脸色不太好,勉强笑了笑:“奶奶说孩子长得快,像你。”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了很久的身。

凯文背对着我,呼吸平稳,像是已经睡了。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后背,他动了一下,没有回头。

我缩回手,看着天花板,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

日子一天天过着,三个孩子半岁大的时候,哈桑奶奶突然说要举办一场家宴。

她说,要请家族里的人正式见见这三个孩子。

凯文答应了,还难得地露出了笑容。我心里也松了口气,想着,或许是我想多了,奶奶一直记挂着孩子们呢。

那天早上,哈桑奶奶让管家送来了一套新衣服,说是给我特意准备的。

我穿上站在镜子前,料子确实好,款式也合适。

管家笑着说:“太太穿这个很漂亮。”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安稳了些。

我从柜子里翻出那条凯文送我的珍珠项链戴上,深呼吸一口气。

管家走在前面带路,我抱着小女儿跟在后面。

走到大厅门口时,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听到里面传来说笑的声音。

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心里想,不管这家里的水有多深,今天都得撑住。

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04

家宴设在主宅的宴会厅。

长条桌上铺着暗红色的桌布,银质餐具摆了满满一桌,头顶的水晶吊灯晃得人眼睛疼。

凯文的两个姐姐带着丈夫和孩子来了,还有几位我从未见过的远房亲戚,男男女女坐了一长排。

哈桑奶奶坐在主位上,脸上挂着得体的笑,指挥着仆人上菜。

我被安排在凯文身边坐下,三个孩子由保姆抱着坐在侧厅。

菜一道一道端上来,香味扑鼻而来。

我尝了几口,确实比平时的肉抓饭好吃太多了,想多吃点,又怕失了礼数。

凯文不停地给我夹菜,态度比婚后任何一天都要热情。他介绍我给他家的亲戚认识,那些人对我笑着点头,目光说不上友善,但至少没有敌意。

我渐渐放松下来,觉得这顿饭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

哈桑奶奶让人端来一种金色的酒,说是当地特产的果酒,度数不高,让我尝尝。

我本不想喝,可老人家亲自递过来了,不喝显得不礼貌。

我接过来小口地抿了两口,味道确实甜,像果汁。

第三口下肚的时候,头已经开始发晕了。

我以为是今晚太紧张,加上没怎么吃东西的缘故。

凯文扶住我的胳膊,说:“你是不是累了?我扶你去休息。”我点了点头,被他搀着离开了宴会厅。

他把我带进侧厅的休息室。

屋里有一张大床,窗帘半拉着,光线很暗。

我躺下后,脑袋昏昏沉沉的,眼皮重得像灌了铅。

凯文在我耳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迷迷糊糊应了一声,便沉沉睡了过去。

后半夜的事情,我记不太清楚。

恍惚之间,我感觉到有人靠近了床边。

有一只温热的手碰到了我的脸,在我额头上停了一下。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黑暗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以为是凯文忙完宴会回来看我。

我咕哝了一声:“你回来了。”

那人没有说话。

我能感觉到他坐在床头,看了我很久。

那晚我因为药物的作用意识断断续续的,身体的反应也迟钝了很多。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阳光透过窗帘缝打在枕头上,屋里已经空无一人。

我坐起来,头还有些微微的晕,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完整地穿在身上,没有异样。

我想了想昨晚的片段,模糊得几乎抓不住。我只当是做了一场梦,或者真的是自己醉糊涂了。

去洗漱的时候,我路过宴会厅门口。

发现佣人们正在收拾残局,哈桑奶奶端着一杯茶坐在椅子上。

看见我后,她缓缓抬起头,用一种很奇怪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那个目光让我心里发毛,像是在审视一件东西。

我低头打了个招呼:“奶奶早。”

她没有回应,只是继续喝她的茶。

我快步走回自己房间,心跳得厉害。进了门才发现,凯文昨晚睡在客厅沙发上,身上还盖着毯子。

我问他:“你怎么没回房间?”

他揉着眼睛说:“昨晚喝多了,倒头就着了。”

我没再说话,心里那点不安也就压了下去。

那夜的事到底是梦还是真的,我始终说不清楚。

可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个月后,去医院检查,我再次怀孕了。

我没把这件事告诉凯文。一来是觉得刚生完孩子没多久,怕他担心,二来是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乱。

直到医生说,又是三胞胎的几率极小时,我愣住了。

后来,我在产房痛得大汗淋漓,看着三个皱巴巴的婴儿被抱到我面前,心里既高兴又茫然。

凯文姐夫的家里人来看过一眼,说孩子长得漂亮,像妈妈。

我低头看着怀里的三个孩子,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可我只是笑了笑。三个孩子的眼睛都是黑色的,像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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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三个孩子满月那天,哈桑奶奶又丢了一样东西。

她说自己那只祖传的宝石手镯不见了。那只手镯我跟她见过几回,金黄色的镯面,镶着大颗的绿宝石,压箱底的宝贝。

哈桑奶奶着急得不行,把别墅里的所有佣人叫到大厅里盘问。

管家翻遍了她的房间也没有找到。

最后她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让我去衣橱里帮她找一个盒子。

我走回卧室,打开衣橱,手还没伸进去,就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我把那东西掏出来一看,整个人都懵了。

正是那只宝石手镯,安安静静地躺在我衣橱的衣服下面。

我拿着镯子愣了好几秒,反应过来后大声喊:“在这里!我找到了!”

可话还没说完,我看到哈桑奶奶站在房门口,正远远地看着我。她脸上没有惊讶,也没有惊喜,眼底像一口深井,平静得吓人。

我举着手镯说:“奶奶,可能是我收东西的时候……”

“你偷的。”

她开口了,语调平淡,像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急了,手心全是汗:“不是,我怎么可能偷这东西……”

哈桑奶奶不为所动。

她转身对着楼上喊了一声,凯文从他的书房里走了出来。

哈桑奶奶用阿拉伯语飞快地说了一长串话,我虽然听不懂,可我能感觉到她的愤怒和指责。

凯文下楼走到我面前,脸色铁青。

“你拿了奶奶的镯子?”

“我没有!”

“那它为什么在你衣橱里?”

我张了张嘴,答不上来。是啊,它为什么在我的衣橱里?我明明根本不知道这只镯子长什么样,连她平时放在哪里都不清楚。

凯文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半个小时后,一个身着白色长袍的男人带着文件上门。凯文指着那些文件说:“签字。”

“什么?”

离婚。

我瞪大了眼睛,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跪在地上,拉着他的衣摆:“凯文,我真的是冤枉的。我跟了你这么久,生了三个孩子,你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他的表情没有松动,像一块冻僵的冰。

哈桑奶奶站在一旁,不咸不淡地开了口,管家给我翻译:“奶奶说,你这个女人带走镯子不成,现在还赖在这里不让凯文少爷清净,让他好好想想,你配不配做他们家的人。”

我最后看了一眼凯文。

他没有抬头。

我站了起来,抱着孩子往门口走。心里有个声音在喊:求他,求他留下你和孩子。可又有另一个声音说:别再丢人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管家追了出来,递给我一张支票,说:“奶奶说,孩子留下,你走。”

我听得清清楚楚,浑身发冷。

孩子留下?

他们要把我的孩子留下?

我死死搂着怀里的三个孩子,声音嘶哑地回头吼了一句:“这三个孩子,谁也别想从我身边带走。”

管家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退了回去。

我把三个孩子绑在怀里,手里提着一个破烂的袋子,走在迪拜的街头。那条路很长很长,长到我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走不完。

我什么都没有了,只剩这三个孩子。

这就是我九年前离开迪拜的那天。

06

回国的方式,说出去都丢人。

我用兜里仅剩的一点钱买了最便宜的机票,在中转机场蹲了十几个小时,三个孩子饿得嗷嗷哭。

我用随身的保温杯一瓶一瓶灌热水,泡奶粉,一点一点喂给他们喝。

飞机落地那天,我抱着一个,背着两个,站在机场出口,远远地看到我爸站在那棵老樟树下。

他整个人老了一圈。

没有拥抱,没有责怪,他只是把手里的外套递给我:“先披上,风大。”

我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喊了一声“”。他没有应声,转身走在前面。我跟着他上了那辆旧出租车,一路没有说第二句话。

那晚我给孩子安顿好以后,坐在客厅里,低头半天不说话。

我爸端着两碗热汤面进来,放了一碗在我面前。他坐下吃自己的,也没看我。

“孩子谁的?”

“我的。”

“我问是谁的孩子。”

“他们的爸爸……”我说不下去,碗里的热气扑在脸上,烫得眼睛疼。

我爸没有再追问,默默地吃完了那碗面。他站起身时拍了拍我的肩膀:“想哭就哭,别憋着。”

那晚我哭了个昏天黑地,第二天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还是得爬起来管三个孩子。

钱是最大的问题。

我爸的退休工资不多,我又没法去上班,三个孩子要吃要喝。

好在以前同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夜市摊主,让我在旁边支了个服装摊。

白天把孩子送我爸那里,晚上摆摊到凌晨一两点,再赶回去接孩子。

那段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

一年后,家里收到一封从迪拜寄来的信。

信是哈桑奶奶的管家写的,用中文翻译过,说凯文与我已经正式离了婚,三个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此后男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我把信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箱。

我爸问都没问,只说了句:“离了也好,省得念着。”

可那天夜里我坐在窗口,看着那三个睡得香甜的孩子,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下定决心,这辈子再也不提迪拜,也再不会相信任何人。

日子一天一天过,孩子们一天一天长。

九岁那年,三个孩子已经比我半截腿还高了。

大儿子遗传了我的黑头发黑眼睛,读书成绩很好。

老二性格跳脱,整天在外面疯跑。

只有小女儿身体不好,从小隔三差五就发烧。

我摆摊攒了些钱,在夜市附近租了个小门面。虽然发不了财,但好歹不用再风吹雨打了。

唐青松是隔壁铺子的,退伍军人,做五金生意。

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他就帮我看摊,帮我搬货。

有一回我小女儿夜里发高烧,他二话没说开车帮我把孩子送去急诊,一直守在走廊里到天明。

他从来没多说过什么,连一句重话都没有。可我明白他的心思。

只是我自己心里有疙瘩。那个疙瘩太大,我迈不过去。

日子本可以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直到三个孩子体检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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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体检是学校安排的,在市妇幼保健院。

大儿子的体检结果先出来。医生说他的血常规有些指标异常,建议抽血复查。我以为是普通的贫血,没太在意。

第二天复查报告出来,医生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表情有些严肃:“你孩子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查一下。”

“怎么了?”

“他的血红蛋白偏低,红细胞形态也不正常。我们怀疑存在地中海贫血的可能,建议做基因筛查。”

我一下子没听懂,只听到“基因”两个字,心就悬了起来。我转头又想起小女儿这些年频繁发烧、脸色发白的样子,额头上的汗就出来了。

拿着医生开的转诊单,我带三个孩子都做了筛查。结果出来那天,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半天没缓过劲来。

三个孩子都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其中小女儿的病情最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血症状和发育迟缓,需要定期输血治疗。

医生对我说:“这个病是遗传性的,父母双方都可能是携带者。建议孩子的父亲也来做一下基因筛查,方便评估后续治疗方案。

我愣在了那里。

“孩子的父亲……”

“对,您方便的话带他来一趟,这个对确定治疗方案很重要。另外再做一些基础的血液检测,看看血型匹配情况,也方便后续输血安排。”

我出了门诊楼,手里捏着化验单,脑子里乱成一团。

拿着单子走到走廊尽头,我靠着墙慢慢蹲了下来。

三个孩子在不远处的小凳子上排排坐着,小女儿靠在大儿子肩膀上睡觉,老二手脚不停地玩着衣角。

我低头看了一眼化验单上的血型栏。

大儿子:A型。老二:AB型。小女儿:O型。

我也是O型,凯文也是O型。我记得清清楚楚,婚前我做过血型检测,婚检报告上也写着凯文是O型。

O型和O型只能生出O型的孩子。

老二明明是AB型。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了进来,疼得我浑身一激灵。

我反复回忆,确认自己没有记错凯文的血型。婚检报告上的那一栏,白纸黑字,O型。

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手里的化验单被捏得皱皱巴巴。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个问题:老二的血型,和凯文不匹配。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努力回想迪拜那一年发生的事。凯文的冷漠,哈桑奶奶那一闪而过的不悦。还有那晚家宴后,我情绪复杂的那个夜晚,模糊的记忆让我不敢深究。

可我又不敢往深处想。想得越深,就越害怕。

回家以后我翻出三个孩子以前的体检报告,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除了老二这个血型问题,其他指标都还可以。

大儿子看我对着报告发呆,站在旁边问:“妈,怎么了?”

我勉强笑了笑:“没事,检查报告有点看不懂。”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追问,转身回房写作业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午夜时分,我伸手打开床头柜的抽屉,从最里面翻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我当年从迪拜带回来的物件。

一枚我和凯文的婚戒。

我当时把它摘下来扔进了抽屉里,后来又翻出来留着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留它,就是觉得它应该带着。

我低头看着那枚闪着微光的戒指,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情绪。

我正想着,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妈。”大儿子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过来。

我赶紧把戒指塞回盒子里:“怎么了?”

“我睡不着。”

我打开门,他抱着枕头站在门口,看着我。那双眼睛像我,又不太像我。我让开身,他走进来,躺到我床的另一边,没说话。

我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见他轻声问:“妈,我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已经睡着了,才开口说了一句:“是妈妈不要你爸了。”

他没有再说话。那晚我盯着天花板看了一整夜,心里反复翻着那一张张化验单,直到天蒙蒙亮才迷糊着睡了过去。

三天后,快递员给我打来电话:“胡女士,有您一个国际包裹,是从迪拜寄来的,需要您本人签收。”

我握着电话,整个人僵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