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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
现状分析与优化路径探析
王 成 龚婉婷
摘 要：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地方志事业现代化转型的双重驱动下，新方志知识库正逐渐成为激活方志资源价值、强化“存史、资政、育人”功能的重要载体。从分析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政策支持现状与主要实践模式出发，围绕当前新方志知识库建设在标准规范、技术应用、运营机制与协同生态等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以标准规范为抓手、数据智能为核心、长效运营为关键、开放协作为原则的系统性优化路径，旨在为构建互联互通、智慧赋能、可持续演进的新一代方志知识基础设施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新方志知识库 地方志 数字化转型 知识服务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地方志作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化浪潮深刻重塑社会各行各业的今天，地方志工作的内涵与模式也亟待革新。新方志知识库作为方志资源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正推动地方志事业从传统的文献保管与编纂，向数据驱动、智能服务的现代化模式转型。建设新方志知识库不仅是实体方志馆在虚拟空间的延伸，更是地方志工作主动融入数字中国和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关键举措。通过建设新方志知识库，可以将沉睡在书本中的海量地情信息激活，转化为结构化的、可分析、可关联的“数据要素”和“知识资产”，进而为政府决策、经济发展、社会研究和文化教育提供智慧支持。基于此，笔者认为，深入分析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现状，探索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四维优化路径，是未来地方志事业持续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
何为新方志知识库
作为推动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从数据化向知识化跃迁的核心载体，新方志知识库依托新一代数字技术实现了方志资源的语义化重构与智能服务升级，其概念演进与政策导向、技术发展深度契合。厘清新方志知识库的概念内涵与研究脉络，是推进其规范化建设与智能化发展的逻辑前提。
（一）概念内涵与范式特征
从概念内涵来看，准确理解“新方志知识库”，需首先厘清“数据库”与“知识库”的本质区别。数据库以结构化数据的存储、查询与管理为核心，支持高效的事务处理与精确检索，其数据类型限于数字、文本等遵循既定格式的记录。而知识库则关注信息的语义理解、关联与推理，存储概念、事实、规则及其相互关系，能够支持基于语义的搜索、知识发现与逻辑推理，其数据形式更为丰富，可包含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内容。
“新方志知识库”并非传统“数字方志库”的简单升级，而是方志资源与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代表着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从数据化向知识化的范式跃升。具体而言，新方志知识库是以1949年以后编纂出版的新方志为主要资源对象，运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抽取、语义关联等技术手段，将原先非结构化的志书全文，分解并重构为以人物、地名、事件、职官、物产等知识单元为核心的结构化知识网络。其核心价值不在于数字化存储，而在于知识关联与智能服务，通过构建可计算、可推理、可视化的知识体系，使沉睡于典籍中的地情信息转化为支撑决策咨询、学术研究、文化传播的动态知识资产。
这一概念内涵的演进，深刻折射出政策语境的变化。早期《地方志工作条例》提出“建设资料库、网站”，着重于聚焦解决资源的数字化存储与网络化访问等基础性问题。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功能提出的更高要求，地方志工作的重心已从早期的“数字化存储”向“智能化应用”和“体系化建设”转变。譬如，陕西省“探索开展数字化修志应用研究”与成都市“开发智能编修辅助系统、地情知识库问答系统”、建设“智慧方志生态体系”的政策导向，已清晰地指向知识挖掘与智能服务的新阶段。同时，广东省“数字能力提升年”方案也在强调“数字产品向数字精品转变”和“生产方式变革”。“新方志知识库”正是对这一系列政策转型的精准响应，它关注的是数据之间的关联、知识的发现以及辅助决策的能力，而“数据库”通常只是这个过程中的基础环节。
（二）研究演进与实践转化
从既有研究来看，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提出，数字方志的核心在于依据统一的标准对方志内容进行深度挖掘与整合，强调重组后的信息资源的有序化和关联性，并着手建设专题资源库，以实现“知识提供”的目标。2007年有学者提出，推动新方志的大众化服务，必须尽快形成资源建设的规模效应，挖掘其中的知识单元，建设专题知识库。这一论述已蕴含从“数据库”向“知识库”演进的理论自觉。此后，基于本体的知识组织研究又进一步将“新方志知识库”从构想推向专题实践。2020年，方志知识库研究实现了从方法探索到专题实践的跨越。相关研究以方志物产史料为对象，基于关联数据技术开展语义化知识组织实践，明确提出“构建基于关联数据的方志物产知识库，为相关领域用户和社会公众提供各类知识服务”。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共同揭示方志知识库的学术关切，即从文献载体转向知识服务，从资源存储转向语义组织。而“新方志知识库”的实践转化，则是万方数据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合作推出的《中国新方志知识服务系统》，其明确以“知识挖掘和知识发现”为设计宗旨，标志着方志信息化建设从资源数字化正式迈向知识智慧化。该系统作为国内涵盖范围最广、时间跨度最大、资料最全的新方志资源库，实现了从“文献检索”向“知识服务”的跨越，为方志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树立了新的标杆。
充分认识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重要作用
首先，新方志知识库是传承与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阶段再次强调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文化根基。以数字化、系统化方式汇聚两轮修志成果及大量地情文献的新方志资源，构成了记录国情、地情最为全面、权威的“数字基因库”。相较于传统的地方志网站，知识库通过系统性的知识组织与深度标引，能够超越文本的简单陈列，实现对方志中蕴含的人物、事件、制度、风物等文化要素的语义化提取与关联性重构。这使得尘封于典籍中的静态记载，得以转化为可查询、可关联、可计算、可演绎的动态知识体系，为精准挖掘地域文化特质、可视化呈现历史文脉、创新性转化文化IP提供前所未有的数据基础与技术可能，从而在更深层次、更广维度上服务于坚定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的时代使命。
其次，新方志知识库是实现方志资源深度数字化与价值跃升的关键枢纽。当前，我国已进入数据驱动发展的新阶段，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新方志知识库的建设，标志着地方志信息化工作从以数字化存储、网络化访问为核心的第一阶段，迈入以知识化治理、智能化服务为核心的第二阶段。其核心任务不再是简单的载体转换，而是通过引入元数据标准、知识本体、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等技术，对海量、异构的方志文本进行结构化解构、语义化标注与网络化关联，将其从非结构化的数据集合升维为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是释放方志资源潜在价值、使其深度融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必由之路，是确保方志事业在数字时代保持生命力与竞争力的战略抉择。
最后，新方志知识库是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科研究创新的智慧支撑。新方志知识库凭借其内在的关联分析、时空映射与趋势推演潜力，能够为区域发展规划、重大决策论证、文化遗产保护等提供基于历史纵深与地情全景的数据洞察和案例借鉴，成为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数字智库”。同时，其标准化的开放数据接口与丰富的结构化数据集，能够直接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为历史地理学、社会史学、数字人文等领域的量化分析、模式发现与理论构建提供高质量、可复用的“数据燃料”，有力推动研究范式的创新。
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现状分析
自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以来，新方志知识库建设已从单一的资源数字化迈入智慧化转型的关键期。在政策引领下，各地围绕资源整合、技术赋能与服务创新展开了多样化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然而，审视当前建设现状可知，标准规范供给不足、技术应用深度欠缺、持续运营机制缺位、共建共享意识薄弱等问题相互交织，知识库建设在数据融通、知识服务、长效发展等方面仍面临多重困境。
（一）国家战略引领下的政策演进脉络
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政策演进与国家信息化战略、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推进深度契合。本文关于新方志知识库建设三个阶段的划分，核心依据在于对国家层面发布的、具有关键导向作用的政策文件及其发布时间节点的系统性梳理。划分逻辑遵循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关键政策为分析“节点”，观照不同时期政策目标、工具与重心的演变，从而勾勒出新方志资源从“数字化”走向“智慧化”的跃迁路径。
第一是数字化基础建设阶段（2006—2015年）。核心政策以2006年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为标志，明确提出地方志工作机构可以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确立方志数字化的法定地位。此阶段政策工具以命令型为主，重点聚焦存量方志的数字化转换，缺乏对知识库建设的系统性规划。截至2015年9月，全国已建成国家方志馆1个、省级馆15个、市级馆60多个、县级馆近200个，省级网站26个、市级网站近200个、县级网站470多个，但数据格式和标准不统一、资源共享不足等问题也初步显现。
第二是资源整合与平台建设阶段（2016—2021年）。2016年《全国地方志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出台标志着政策重心从“数字化”向“一体化”转变，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国家、省、市、县四级地方志信息网络系统一体化建设”，“加快实现全国地方志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和资源共享”，此阶段政策工具呈现“命令型+激励型”并重特征，强调标准规范建设与区域协同。201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全国信息方志与数字方志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建设任务，明确提出建设“三网一馆两平台”，构建全国地方志数据资源共享体系。省级层面，江苏、浙江等省率先出台地方配套政策，如2018年公布的《江苏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建立地方志全文数据库和地方志资源共享平台”，为知识库建设奠定政策基础。
第三是智慧化转型与知识库建设阶段（2022年至今）。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人工智能+”行动的推进，推动政策向智慧化、知识化、生态化转型。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要求“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为分散的方志数据转化为体系化的知识资源提供了顶层设计。同年发布的“数据二十条”（《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历史性地将数据确立为新型生产要素，并系统构建了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体系。省级层面，广东出台《广东省地方志数字能力提升年（2024—2025）实施方案》，提出“大模型+地方志”的建设路径；浙江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意见》，构建“浙里有志”智慧应用体系。此阶段政策工具更加多元，突出技术赋能、机制创新、生态共建，形成国家、省、市三级政策支撑体系。
一系列政策的接续发力，为激活新方志海量数据的内在价值，使其从静态的“文献资源”转变为可流通、可增值的“数据要素”与“知识资产”，指明了前进方向，共同构成了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宏观政策语境与根本驱动力。
（二）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主要实践模式
随着政策推进与技术发展，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各具特色的新方志知识库建设模式，为全国层面的推广提供多元参考。
一是体系化建设模式。该模式以顶层设计为引领，注重资源整合与全域统筹，通过构建统一架构与标准，实现方志资源的规模化、规范化数字化转型。江苏省智慧方志馆的建设为此模式的典型代表，其强调整体架构、顶层设计与资源整合的体系化路径，核心特征在于“全省一盘棋”的统筹规划，采用“试点先行、分批推广”的建设策略。该平台旨在构建全省地方志数据资源中心、数据交换中心和全文智能检索服务中心，通过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技术标准，截至2025年7月实现省、市、县（市、区）110家智慧方志馆全覆盖，形成“四大中心”（数据资源中心、数据交换中心、全文智能检索服务中心、版本资源管理中心）的功能架构，构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地方志资源数据库之一。从技术路径来看，依托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构建统一的数据底座，整合志书、年鉴、地情资料、旧志等各类资源4200余册、47亿多字、63万多张图片，开发全文智能检索、跨区域资源共享等核心功能，支持关键词检索、分类浏览、高级检索等多种使用方式，切实把纵贯古今、横陈百科、包罗万象的厚重历史，化作轻盈灵动的数字资料，实现地方志馆藏从有限场地到无限空间、从有限藏书到无限数据、从有限载体到无限方式的突破，为政务决策、学术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数据能力驱动模式。该模式以技术创新为支撑，聚焦方志数据的内在价值挖掘，在强化数据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方志向智慧化升级，并实现智能化应用。广东省的实践为此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以《广东省地方志数字能力提升年（2024—2025）实施方案》为蓝图，探索一条以“大模型+地方志”为核心、聚焦数据内在能力提升的路径，推动数字方志向智慧化升级。从技术路径来看，通过整合地情信息资源管理、方志全文数据库、在线编纂等功能模块，严格执行“出版即数字化”标准，实现新增方志图书同步完成标准数字化并入库。2024年度，广东省情数据库平台累计发布超3750册地方志图书，文字量40亿字以上，对公众开放浏览2700多册。同时，积极探索通用人工智能在地方志行业的应用落地，运用AI等新技术，建设方志知识库，打造数字方志应用新场景，提升了方志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正式发布上线明代黄佐纂修的《广东通志》为例，该项目运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前沿技术，通过高清影像扫描、OCR全文识别、智能标引等手段，构建了包含原文影像、识别文本、知识点解析及关联图谱的立体化数据库。
三是平台化服务模式。该模式以服务需求为导向，通过构建一体化数字平台整合多元功能，深度融入区域数字化发展大局，实现方志服务的精准化与多元化。浙江省数字方志一体化平台的实践为此模式的典型代表，其以“浙里有志”应用为核心，形成“1+4+N”的业务架构（1个全省方志数据仓，管志、修志、读志、用志4大核心应用，N个特色子场景）。从技术路径来看，通过应用集成OCR、自然语言处理（NLP）、知识图谱、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构建“四横四纵”的体系架构，汇集省、市、县、乡（镇）、村五级地方志书及各类地情书和综合年鉴，并开发志鉴智慧编纂、数字方志查询利用、数据挖掘服务等核心系统。同时，该模式深度融入全省数字化改革大局，依托“浙政钉”与“浙里办”两个APP实现政务端与公众端的双向服务贯通。其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响应社会需求，通过“一地创新、全省共享”机制，孵化出如“浙里修家谱”“浙里读志（鉴）”等一系列贴近用户的应用场景，有效提升了方志文化的传播力与服务效能。
（三）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问题检视
尽管新方志知识库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从“有”到“优”、从“可用”到“智慧”的多重困境，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制约了知识库从数据集合向知识生态的转型。
1.标准规范供给不足，数据融通面临梗阻。统一、权威的标准规范体系是数据实现跨库互联、语义级知识关联、深度价值挖掘的基础。但是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开展以来，无论是省、市、县都存在各自为政、信息资源“自成体系”的情况。目前新方志知识库建设在实践标准层面存在明显不足，造成数据采集、描述、组织和服务等各个环节异构性较高。
其一，核心元数据、知识本体和数据接口标准不统一或缺失，导致语义层面的互操作性难以实现。各地在资源描述的时候，对核心元数据的定义、著录项的选择、同一概念的指称等都会存在差别。以行政区划为例，各数据库对核心概念使用的标签有建置沿革、政区、隶属等等，虽然含义高度重合，但是在机器理解、关联的时候却形成障碍，而该现象在同一个省级行政区里也普遍存在。其二，数字化加工标准不一致，造成数据批量处理、深入挖掘受限。地方志的数字化成果形式有图像型、双层PDF（具有底层文本层）、纯文本和图文对照等多种模式。由于加工模式存在的异构性，使得文本数据难以被计算。其三，国家标准规范的普遍缺位，造成区域内的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现象。各省、市乃至区县独立建设的方志知识库，由于底层数据结构、分类体系、应用接口上缺少协同，形成许多无法顺畅对话的蜂窝状格局。以用户在省情网中常用的专题检索、志书分类等为研究对象，在市地情网中没有这样的功能或者产生不同的结果。由于缺少这样的标准规范，导致知识在区域层面上无法进行有机融合和高效利用，使方志知识库从分散的“资源库”向互联的“知识体”演进的过程面临深层次的障碍。
2.技术应用深度不够，知识服务能力薄弱。技术创新是方志知识库实现“知识活化”的核心引擎，但其应用深度不足、技术与史料融合不充分的问题，直接导致知识服务停留在资源陈列层面，难以满足学术研究与公众利用的深层次需求。当前新方志知识库的技术应用普遍存在“重存储轻挖掘、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关键技术未实现与方志史料的深度耦合，使得海量原始方志资源的知识价值未能有效释放，知识服务呈现出检索低效、关联缺失、场景单一的突出短板。
首先，知识抽取与结构化处理技术缺位，原始史料的知识维度未能有效拆解。方志史料包含人物、职官、地名、事件等多元核心要素，需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结构化标引才能支撑深度利用，但多数知识库仅完成文本数字化转换，未开展系统性知识抽取。目前，大部分省份地情网站数字资源仍以志书全文浏览为主，没有对志书中的核心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用户查阅有关记载时需要逐页翻阅电子全文，不能直接定位关键知识点，而且平台不支持核心要素的精确检索和数据提取，导致史料利用效率低下。其次，智能检索与关联挖掘技术应用不够，缺少知识的关联性以及穿透性。现有方志知识库的检索功能大多停留在关键词匹配的初级阶段，没有语义理解以及跨资源关联的能力，不能实现方志史料的多维串联。最后，场景化服务技术支撑缺失，使知识服务和用户需求相脱离。优质的知识服务需要依靠技术来创建多元化的应用场景，但是大多数方志知识库都没有形成专门的技术适配，服务模式固定为被动查询、资源输出的单一形态。这种技术应用和服务需求错位，使方志知识库的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和学术支撑价值不能充分发挥出来，阻碍了其由资源库向服务平台的转变。
3.持续运营机制缺位，长远发展动能乏力。可持续的运营机制是新方志知识库维持动态生命力、实现长效服务的核心保障。目前，许多新方志知识库在初步完成数字化和上线之后，普遍存在着重建设、轻运营的困境，造成知识库内容更新停滞、技术平台老化、服务功能僵化，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用户对于动态、精准、交互式知识服务的需求，其长远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一是缺少持久的经费保障和专项投入机制，导致知识库内容更新和数据维护不能持续进行。很多知识库项目依靠一次性建设资金，缺少后续运营预算，使内容长期处于冻结的状态。用户在查阅近几年地情资料的时候，往往发现数据缺失或者链接失效，从而影响到知识库的时效性、权威性。二是跨部门协同以及内容供给机制不畅，导致知识库内容无法动态扩充、优化。方志知识的来源广泛，涉及档案、民政、统计、文化等多个部门，但目前仍缺乏制度化的数据共享和供稿机制，导致知识库中的历史数据和现行行业数据形成断档，不能形成纵贯古今的知识序列。三是专业化运营团队和维护人员缺乏，导致知识库系统更新速度慢、用户体验差。知识库的深度开发、知识图谱的构建、交互功能的优化等都需要稳定的复合型人才团队来支撑，但当前方志机构在此方面力量普遍不足。如目前大多数网站尽管在资源整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知识服务功能仍然以目录、图表检索、全文浏览为主，缺少了根据用户行为数据的个性化推荐、可视化分析等智能服务功能的持续升级。这种运营机制的缺位，使大量新方志知识库建成之后很快就陷入静态化、孤岛化的境地，不但造成前期投资效益递减，而且不能形成知识积累、增值、服务创新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制约了方志知识库在数字人文时代长期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4.共建共享意识待强化，协同效应尚未显现。共建共享是新方志知识库打破资源壁垒、释放聚合价值的核心路径。然而，当前建设实践普遍存在主体单一、闭环运作的局限，开放协同的文化与机制尚未形成。各建设主体往往满足于内部资源的数字化与上线，未能主动与学术界、技术社区、文化创意产业及社会公众建立深度合作渠道，致使知识库的社会参与度低、应用场景狭窄，知识再生产与价值扩散的协同效应远未显现。
其一，机构主导的封闭建设模式，割裂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的双向互动。当前知识库建设多由地方志办公室或档案馆独立承担，其流程呈现“采编－数字化－发布”的单向线性特征，未向外部研究者或公众开放贡献、校勘、补充信息的入口。这种封闭模式不仅让知识库资源供给局限于官方编纂成果，难以覆盖民间藏珍、口述史料等多元载体，更因切断了用户参与知识完善的渠道，使得史料中的疏漏、偏差无法通过社群力量及时修正，最终导致知识库既难以全面呈现地方历史文化的完整面貌，也因信息准确性不足削弱了学术支撑价值，从而进一步固化了知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单向割裂关系。其二，缺乏与数字人文研究社群的深度对接，导致知识库工具性与学术研究需求脱节。数字人文领域对文本挖掘、时空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等有着成熟的技术方法与工具栈，但方志知识库极少以可计算的开放数据接口（API）或标准数据集形式，向该社群提供高质量原料，共享程度和服务水平皆存在不足，阻碍了以方志为基础的数字人文研究的规模化开展。其三，未能构建与文化产业的应用接口，限制了方志知识的创造性转化。地方志中蕴藏着丰富的风物、民俗、人物故事等素材，是文化创意开发的宝贵资源库。然而，绝大多数方志知识库仅以保管者自居，缺乏推广者、合作者的思维，未设计便于文化产品开发团队，如纪录片编剧、游戏策划、旅游产品设计师调用的素材库或专题数据包，使得方志知识难以高效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新方志知识库建设的优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与科技相生相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针对当前新方志知识库建设面临的现状与挑战，应以标准规范为抓手、数据智能为核心、长效运营为关键、开放协作为原则，推动新方志知识库建设。
（一）以标准规范为抓手，夯实互联互通底座
针对新方志知识库标准规范供给不足、数据异构性突出、跨域融通梗阻等核心问题，需构建系统化、协同化、可落地的标准规范体系，从根源上破解“数据孤岛”与语义互操作难题，为知识生态构建筑牢技术底座。
一是构建国标引领、行标支撑、地方协同的三级标准体系。联合国家方志工作机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高校科研团队，以《地方志工作条例》、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等为依据，制定新方志知识库建设核心国家标准，明确数据采集、描述、组织、服务的基础性要求；并聚焦方志资源特殊性，出台地方志数字化加工、元数据著录、知识本体构建等行业专项标准，细化志书、年鉴、地情资料等不同类型资源的标准化处理规则。同时，建立省、市、县三级协同机制，在国标与行标框架下，统一区域内核心概念术语、数据结构与应用接口规范，逐步消除同一行政层级内的“数据方言”，实现机器可读的概念关联与互认。
二是统一数字化加工全流程标准与质量管控规范。针对数字化成果形态异构、可计算性不足的问题，制定覆盖资源筛选、扫描采集、OCR识别、文本结构化、图文关联等环节的全流程加工标准：明确图像型资源的分辨率、色彩模式、存储格式标准，要求双层PDF的文本层准确率不低于99.9%，纯文本资源需采用XML/TEI标准格式进行结构化标记，实现篇目、正文、图表、注释等要素的语义拆分；建立数字化加工质量审核机制，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数据完整性、文本准确性、结构化程度等进行量化评估，确保加工成果具备统一的互操作基础与可计算能力，为后续知识抽取与深度挖掘提供高质量数据源。
三是建立跨层级标准协同与数据互联机制。以省级方志知识库为枢纽，搭建跨市、县的标准协同平台，统一底层数据结构、分类体系与应用接口规范。采用REST API、SPARQL端点等标准化接口技术，实现省、市、县三级知识库的数据互通与功能联动，确保用户在不同平台的检索策略、分类逻辑具有一致性；制定数据共享与互认协议，明确跨库数据调用、知识关联的权限与流程，推广RDF（资源描述框架）、OWL（网络本体语言）等语义网技术，建立跨域知识关联的标准化范式，实现从数据集合到语义互联的知识体的转型，支撑跨区域、跨层级的历史文化课题研究与无缝数据整合分析。
（二）以数据智能为核心，驱动知识服务升级
针对当前知识服务能力薄弱的困境，需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方志资源处理与服务的全链条，推动知识库从可读的文献仓库向可算、可联、可感的智慧知识体演进。
其一，推进知识工程化，夯实结构化数据基石。要加快对海量数字化文本实施系统性的知识工程化改造，通过综合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命名实体识别（NER）、关系抽取（RE）等关键技术，实现对志书内容进行细粒度、语义化的标注与重构。同时，建立面向方志领域特点的实体类型体系与关系定义体系，通过自动化或人机协同方式识别并标引出人物、职官、地名、事件、机构、典章、物产等核心知识实体，并抽取其间的时空、隶属、因果、参与等关联关系，形成结构化的知识三元组。这一过程将非结构化的文本流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网络，为后续一切智能服务提供了可计算、可聚合、可推理的高质量数据原料。
其二，构建领域知识图谱，实现语义关联与智能发现。在知识工程化的基础上，亟需构建覆盖全域、融通古今的方志领域知识图谱。该图谱应以历史地理时空框架为基底，有机整合从各级各类志书中抽取的结构化知识，并关联外部权威数据库（如历史年表、历代官制、地理信息系统），形成一个数据驱动、语义互联的超大规模动态知识服务网络。基于此图谱，知识库的检索系统可升级为具备语义理解能力的知识发现引擎。用户查询“四川抗战”，系统不仅能返回字面匹配的文档，更能基于图谱自动关联并呈现相关的关键人物（如刘湘、王铭章）、重要事件（如川军出川、成都大轰炸）、支撑机构（如抗战后方基地）、文化举措（如救亡戏剧运动）等，并按时间线、地理空间或主题维度进行可视化组织。
其三，研发场景化智能应用，提供精准化、交互式知识服务。立足学术研究场景，应开发集成于知识库的数字人文分析工具集，提供诸如人物社会网络分析、历史事件共现分析、地理变迁模拟、特定词汇历时性统计分析等功能。立足文化传播与公众教育场景，运用自然语言生成（NLG）、增强现实（AR）、数据故事化等技术，开发志书内容的自动摘要、通俗化解读、历史地景虚拟复原、时空叙事地图等应用，将深奥的史料转化为大众可轻松理解、沉浸体验的文化产品。这种以数据智能驱动的场景化服务，真正实现了知识库从资源平台向赋能平台的转型，使其公共文化价值与学术支撑价值得以充分释放。
（三）以长效运营为关键，保障事业行稳致远
破解新方志知识库“重建设、轻运营”的困局，必须从项目思维转向事业思维，将长效运营置于与初期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以确保知识库能够动态生长、持续迭代，从而保障方志数字化事业从阶段性成果迈向可持续发展。
一是建立多元化、制度化的资源保障体系，夯实运营根基。持续运营的首要前提是稳定的资源投入，要突破对一次性项目经费的依赖，推动各级财政将知识库的常规运维、内容更新、系统升级等费用纳入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年度预算，形成稳定的基本盘。同时，应积极探索多元化资金渠道，如设立地方文化数字化专项基金；探索与高校、研究机构共建共研，获取科研项目经费支持；在公益性原则下，设计面向特定深度服务或数据产品的合理收费机制，形成以库养库的良性补充。
二是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与数据活化机制，驱动内容持续生长。在横向上，地方志机构应依托地方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主动与发改、自然资源、文旅、统计、民政等职能部门定期交换地情数据，将各部门产生的权威公报、统计年鉴、地理信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结构化数据，经规范整合后，作为新方志知识的延伸和补充，自动或半自动地汇入知识库关联平台。在纵向上，需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方志知识库的联动更新与反馈通道。上级平台应为下级平台提供数据汇交的规范接口与质量检测工具，下级平台的特色内容与更新日志可自动向上聚合，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分布式知识网络，彻底改变各级知识库静态孤立的状态。
三是培育专业化、复合型的运营团队，并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迭代机制。方志机构需打破传统单一的文字编纂人才结构，着力引进和培养兼具方志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字人文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可通过与高校联合设立实习基地、定向培养、在职培训、项目聘用等方式，打造一支能够承担知识图谱建模、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运维、产品设计等职责的专职运营团队。在此基础上，需建立一套以用户反馈和数据洞察为驱动的服务迭代机制，从用户对资源的需求出发，借助层次分析法、TF-IDF算法构建用户画像模型：针对公众查询高频词，开发专题知识导览；针对学者提出的数据下载需求，开放符合规范的API接口；针对检索命中率低的问题，优化分词词典和关联规则。通过持续的、基于证据的迭代，使知识库的服务能力与用户需求保持同步进化。
（四）以开放协作为原则，构建共建共享生态
推动新方志知识库从“机构资产”向“公共基础设施”转型，需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资源双向流动、价值共创共享的知识生态系统。通过制度设计、平台赋能与模式创新，激发学术界、产业界及社会公众的协同力量，最终实现方志知识生产、治理、应用与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首先，创新参与式知识治理机制，推动建设模式从单向发布转向众筹共建。一方面，在权威审核框架下，搭建“公众贡献平台”或“专家协作系统”，允许注册用户以标准化格式提交个人收藏的文献线索、口述史料、历史照片，或对已发布志书内容进行注解、校勘与补充。另一方面，可试点“众包编纂”微型项目，就特定主题公开征集线索与初稿，形成官方与民间共同书写的地方记忆。这种参与式治理不仅丰富了资源层，更在互动中提升了知识库的准确性、鲜活性与公众认同感，使知识库真正成为社会共同维护的知识共同体。
其次，打造面向数字人文的开放数据服务平台，促进学术研究范式的深度变革。在保护知识产权与隐私的前提下，对经过清洗和基础标引的志书数据，以“开放数据”形式发布。包括提供按卷、章、节分割的结构化文本文件（如TXT、XML格式）；发布关键实体（人物、地名、机构）的权威列表与识别符；开放遵循通用标准（如IIIF、Linked Data）的应用程序接口，供研究者以编程方式调取与分析数据。
最后，搭建知识成果转化与创意开发接口，赋能文化创意产业和地方发展。一方面，可以基于知识图谱和技术，开发出以创意人才为中心的素材赋能工具，如风物典故一键检索、历史时空地图生成器、人物关系图谱可视化等，降低创意挖掘的数据处理成本。另一方面，应建立与文旅、影视、游戏、教育等产业常态对接的机制，举办创意工作坊，设立方志IP授权绿色通道等，把沉淀的知识模块化、产品化。可与文旅部门合作，把志书中有关名胜古迹、民俗节庆的记载变成AR导览应用的脚本和数字展陈的底层知识包，也可同教育机构合作，开发出基于地方志内容的研学课程和线上互动模块。通过搭建此类应用接口，方志知识可以融入当代文化生活与消费场景，在创造性转化中实现其时代价值。
结 语
当下，数字技术革新已成为驱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作为方志资源与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新方志知识库不仅承载着海量地情信息的数字化存藏功能，更承担着将沉睡于典籍中的静态知识转化为可计算、可关联、可应用的动态资产的时代使命。一方面，新方志知识库建设要求地方志工作打破重编纂轻利用、重存储轻活化的传统思维，以数据为核心纽带，实现从文献保管者向知识服务者的角色转型；另一方面，它通过语义化重构与智能化服务，让方志资源真正融入学术研究、文化传播与区域治理的多元场景，在知识再生产与价值扩散中释放其潜在的资政育人功能。本文探讨的四维优化路径，正是对这一变革要求的系统回应，旨在推动新方志知识库从“可用”走向“好用”、从资源集合迈向知识生态。
展望未来，新方志知识库建设仍需在实践中持续探索完善。随着大语言模型、知识工程、语义网等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十五五”时期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其建设理念与实践模式将迎来新的迭代机遇。对于地方志工作者而言，需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拥抱技术变革，在标准协同、数据治理、生态构建等层面持续发力，让方志文化在数字时代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知识赋能之力赓续中华文脉、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来源：地方志研究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3期)
作者：王 成 龚婉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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