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边有鸟鸣,风穿过树叶沙沙作响。夜深人静时抬头看,满天星星像碎钻一样铺在深蓝的天鹅绒上。我常常就这样站着,什么也不想,却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松动。
我曾经以为,活着是一件需要拼命去抓、去夺、去扛的事。但现在,我开始隐约感觉到另一种可能——不是我凭借着意志力在“活下去”,而是我被某种更宏大的力量,轻柔地托举着、支撑着。
但这份觉察,来得很晚。在此之前,我经历过的人生,恰恰是它的反面。
1995年3月20日。那天,我穿着厚重的化学防护服,踏进了东京地铁站那片被沙林毒气污染的空间。我是陆上自卫队第101化学防护队的成员,任务是对站点进行洗消作业。你还记得那年春天的新闻吗?致命的神经毒剂扩散在封闭的地下空间,无形的死亡就悬在每个人头顶。而我就是那个必须迎着它走进去的人。
防护面罩里,安静得可怕。唯一能听见的,就是自己一呼一吸的声音。那种声响在平时你根本不会在意,但在那一刻,每一次呼吸都像倒数,清晰而沉重。恐惧死死攥着我的每一寸肌肉,脑海里反复炸开同一个念头:“我不想死在这种地方。”可是另一个声音又立刻把它压下去,那是更冷硬的、像铁一样的声音:“你是自卫队员,你不能逃。”
求生本能与任务使命感在体内剧烈地对撞,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我忘了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完成那些操作的,只记得走出车站、摘下防毒面罩时,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冷得发抖。
那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十六年后我会在另一片战场、同样在3月20日经历相似的极限处境,我一定会觉得,命运的脚本也太刻意了。
2011年3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我当时在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服役,负责指挥从地面向乏燃料池喷水降温的作业。那里的辐射量高到警报器几乎没停过尖叫,尖锐的“哔——哔——”声混在白色蒸汽里,像某种刺耳的丧钟。蒸汽冒起来的地方,辐射读数也在疯狂攀升。我们蜷在化学防护车里,屏住呼吸,盯着操作面板,和战友一起把任务一项项执行下去。
那一天,也是3月20日。发现这一点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怎会如此巧合?难道同样的剧本真的要重演一次吗?可是那时根本没时间多想,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感慨宿命。在那个无处可逃的境地里,支撑我的只有一股蛮横的决意:“我必须活下来。”“必须完成任务。”
回过头去看,能让我在当时那种极端环境中咬着牙撑下来的,无非就是两样东西。一样,是和战友们长年累月磨合出的信赖。那种你只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你只要还在,他就不会后退半步的默契。另一样,是一位前辈对我说过的话,像护身符一样被我放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念:“克服磨难。”
就这四个字。在警报狂响、在身体被恐惧冻住、在觉得下一秒就要被压垮的无数个时刻里,是这句话把我从放弃的边缘往回拽了一把。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我可能根本走不到任务的终点。
退役之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自然相处。不知从哪一天起,我开始反复回忆起那些在毒域、在辐射区里拼命的瞬间。然后一个念头慢慢浮现上来,它像潮水一样,一下一下地舔舐着心里的岸。
那个在极限危险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发疯一样想要“活下来”的我,是不是其实,早就被某种比我更大的力量,安静地“支撑着”了呢?
这个想法一旦出现,就再也按不回去了。我看世界的角度,也从此不一样了。
你想想看,那些毒气、那些辐射,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威胁。可是自然呢?自然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它甚至并不想教训你,也不想审判你。它只是该唱歌时让鸟儿唱歌,该流动时让风流动,夜晚到了就让星光洒下来。无论我当时觉得自己多么渺小无力,自然就这样,不说一句话地包裹我,让我还能呼吸,还能听见声音,还能活着。
“克服磨难。”那位前辈的话,直到此刻,我才品出另一层意思。也许“克服”不是硬碰硬地把什么东西打趴下,而是被某种温柔托住,然后不知不觉间,走过了那段一个人根本走不过去的路。
你还在拼命地“靠自己”吗?也许该抬头看看,支撑你的那阵风,其实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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