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东校区，三号教学楼三楼走廊尽头那间常年敞着门的办公室，总飘着一股老录像带受潮又晒干的气味。下午两点半，周里京刚上完一节台词课，校服裤腿还沾着操场边梧桐树掉下的碎叶子。他没坐，就靠着窗台，把学生交来的即兴小品录像带一盘盘往旧式放像机里塞——这机器早该报废了，可他偏爱那种手动倒带时“咔哒、咔哒”的钝响，像踩在旧日的节奏上。
1994年7月6日，西安，他正为《死亡预谋》补拍一场夜戏。化装间灯泡接触不良，一闪一晃，他刚把假发套牢，兜里的BP机突然震起来。不是制片人，不是导演，是北京西城分局的座机号。他回拨过去，那边声音很平，说傅春英在家出了事。他下意识问“她是不是摔了”，对方停了三秒，“是凶杀”。
那会儿他还没被带走，但三天后，警局门口站着两个穿便衣的人，把他请进去做了七次笔录。有人问他“你当时真没回过北京？”他点头。又问“你平时跟装修工人接触多吗？”他摇头。最后一页笔录签完，值班民警递来一杯凉透的茶，“凶手说是看了《新星》，觉得你家肯定有钱……”周里京盯着杯沿一圈水渍，没接话。后来才知道，那人连傅春英演过《丝路花雨》都不晓得，只认得电视里那个穿中山装、推自行车的李向南。
其实他早就是北电老师了。1982年毕业留校，教台词、教观察生活，带的第一届学生里有后来演《大宅门》的雷恪生。但傅春英在世时，他总在拍戏——《高山下的花环》拍完，他赶着去拍《人生》，《人生》剪完又飞太原拍《新星》。1984年金鹰奖颁奖礼后台，他捧着奖杯发愣，导演回头喊他名字，他第一反应是：“春英今天排练几点结束？”
傅春英走后，他剃了三年胡子，长头发盖住耳朵，有次在食堂打饭，学生喊“周老师”，他抬头笑笑，碗里豆腐脑晃了一下，没应声。直到女儿周金金高三那年发高烧住院，他在病床边守了两天两夜，忽然听见孩子梦里喊“爸爸别走”，才把存折里最后一张片酬取出来，换成一摞小学语文课本——不是给女儿，是给表演系新生准备的“生活观察手册”。
现在他教学生演菜贩子，真带人去新街口早市挑扁担；教演矿工，非得先让男生在锅炉房闷两小时再开口说话。去年有个剧组开出八位数片酬请他复出，他把合同叠成纸鹤，放进女儿婚礼上剩的喜糖盒里。张巍——他现在的妻子，那位比他小十岁的女军人，去年悄悄把糖盒翻出来，发现底下压着张泛黄的《丝路花雨》演出票根，1979年，座位号12排7座，票价一块八。
上周他路过中影集团门口，看见几个年轻演员在等车，其中一个正嚼着口香糖背台词。周里京没停下，只把自行车铃按了两声——清脆，但不算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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