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2002年，中央党史出版社）；百度百科·王泉媛词条；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红色故事·浴血奋战的妇女抗日先锋团》；《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6期《西路军：那段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1989年第67号文批复；甘肃省妇联1984年调查统计报告；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队伍和女红军的感人故事》（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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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甘肃某地，一间破旧的小屋里，一个老人已经好几天没能下床了。
他的子女轮流守在床边，给他擦脸、喂水。外面的天还没黑透，窗纸被风吹得簌簌作响。
老人叫马进昌，曾经是马家军的工兵团团长。
解放以后，他改名换姓，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落脚，娶了妻，生了子，一晃过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翻出他的旧账。
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可那天，他突然叫来了几个子女，颤着手，张了张嘴，久久说不出话。
屋子里静得只剩下他吃力的喘气声。
过了好一会儿，老人才开了口。
他说出了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他压在心里，已经整整压了62年。
[一]【从童养媳到红军团长，她用双脚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王泉媛，1913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她原本姓欧阳，16岁被送给茶园村一王姓人家，改姓王。
打从进了那户人家的门，她就是一个干不完活、随时挨骂的童养媳。
在泰和县郊区那间老屋里，王泉媛老人后来回忆那段岁月，说得轻描淡写，脸上却刻着抹不去的痕迹。
这段经历，被后来的人用数字概括："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次暗算，九死一生。"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段别人难以想象的岁月。
说起她怎么走上革命路，得从她17岁那年讲起。
16岁时，家乡敖城骤然刮起了一场革命风暴，一夜之间，城里来了一群带枪的人。
经过战乱之苦的人们一阵惶恐之后，惊奇地发现这群带枪的人专打土豪劣绅，开仓放粮，杀富济贫。
这支队伍，跟她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
王泉媛似懂非懂，可她却真切地看到了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被打倒，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当家作了主人，她相信这支队伍，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报名参加红军。
那一年，她不过十六七岁，还是个没出过多远门的姑娘。
参加革命之后，她没有停下来。1934年1月至6月，王泉媛入中共中央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7至9月，任少共中央青妇干事、中央妇女部委员；10月，在中央卫生部妇女工作团工作，随红军长征。
长征路上，命运给她安排了一次相遇。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王泉媛与蔡畅、刘英、李坚真等同志被抽调至地方开展工作。
此时，王首道也被调来协助，两人朝夕相处，逐渐生出情愫。
王首道在红军里是有名的年轻干部，才华出众，为人稳重，是王泉媛打心底钦佩的那种人。
蔡畅、李坚真等几位大姐察觉了端倪，主动做媒。
仅仅七天后，在几位大姐的帮助下，两人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那时候没有什么婚礼排场，窑洞里摆几样简单的吃食，这就算成了亲。
离开遵义前夕，王首道送给妻子一把手枪和八颗子弹作为结婚礼物。
王泉媛深情说道："按家乡习俗，我该亲手做一双鞋送给你。你是我的丈夫，穿上我的鞋，无论走多远，都会回到我身边。可……"
话没说完，集合的号角已经响了。
部队要出发。两个人各自归队，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几十年。
1936年8月，王泉媛调任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
她带领的这支部队，在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和特派员曾广澜的带领下，西渡黄河，踏上艰险悲壮的西征征途。全团共有130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最小的仅十二岁。
这是整个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女性武装，1936年11月，西渡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妇女团作为红西路军总部直属的一支正规武装部队，开始踏上艰苦的西征历程。
[二]【河西走廊，一场几乎被湮没的血战】
西路军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今天的人很难真正想象。
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
在仅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
除400多人在陈云、滕代远接应下到达新疆外，7000多人阵亡，被俘遭虐杀活埋5600名，最后被营救陆续回到延安47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2000多人辗转回到家乡。
整整一支精锐之师，就这样折在了河西走廊。
妇女先锋团的遭遇，更是惨烈。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妇女抗日先锋团首战吴家山、大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
1937年1月20日，马家军向高台县城发动进攻，妇女团第3营与坚守高台的第5军的将士们并肩战斗，当敌人攻上城头时，男女战士都投入肉搏战，3营的女战士大部分在血战中牺牲。
在临泽一战中，妇女团损失近400人。在梨园口战斗中，她们又有40余名战士牺牲。
1937年3月，是整个西路军最后的挣扎时刻。
吴富莲和王泉媛主动向指挥部请战，要求据守梨园口，掩护主力部队余部撤退。
她们分别扼守3个山头，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以巾帼之躯，有效阻击了敌人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部队向石窝山撤退。
1937年3月14日，红西路军进入石窝山一带，国民党马步芳部的骑兵尾追而来，为掩护总部撤退，在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率领下，全体战士女扮男装和马匪展开拼杀，战事十分惨烈。
为了便于战斗，不让敌人发现她们是女兵，所有的女兵都剪短了头发。
子弹打光了。粮食没有了。连保暖的衣物都没了。
在祁连山打游击时，与敌相遇，女战士们经过生死拼杀，只突围出来200余人，被饥饿和寒冷逼迫着女战士在牛毛山附近燃火取暖时，被敌人发现，不幸全部被捕。
在历次战斗中，妇女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等相继被俘。
这支转战川陕甘、屡立奇功的巾帼之旅，从此消逝了。
政委吴富莲被俘后，敌人对其进行威胁利诱和百般折磨，她以绝食斗争进行反抗，最后吞针而死，年仅25岁。
政治部主任华全双，梨园口战斗失利后，马匪把她们5名女战士围在一个山头上，华全双被炮弹掀下悬崖挂在树枝上昏迷过去。
后来，她被战友们用绑腿带从悬崖上救下来。
而王泉媛，落入了一个更漫长的炼狱。
[三]【两年囚禁，她用牙关撑住了一口气】
马步青把王泉媛强配给马进昌，不是随意为之。
马步青此举为的就是借马进昌的混账脾性来折磨王泉媛，正如他所说的，"我的马团长会让你舒舒服服过好日子的"。
马进昌这个人，在马家军里是出了名的残暴，靠的就是那股蛮横劲。
王泉媛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事已不可挽回，当天晚上，被关押的女战士们在监狱里开了个小会，研究对策，王泉媛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我们是红军。要有气节，死也不屈服！我的意见，可以考虑先去，然后见机行事，趁机逃跑。不过，大家一定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呀！"
进了马进昌的院子，王泉媛一天都没有屈服过。
她想过死。她想过自杀。上吊，绳子断了；摸电门，被人拉开了。
马进昌知道后，当即宣称，她要是死了，那些被关着的姐妹全部陪葬。
为了那些还活着的战友，她把死的念头也咬碎了吞了下去。
王泉媛在马进昌家里整整熬了将近两年。
这两年，她没有停止打算。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王泉媛先后争取到马家佣人阿喜和马进昌得力部下中一位姓穆的主任的同情。
她要求把女红军王秀英要来给自己当勤务，马进昌就把王秀英送来了。
两个女红军，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合计着出路。
后来，趁马进昌的部队换防之际，王泉媛求助马家的阿姨，搞到了四样东西：墨镜、礼帽、马褂、文明棍，女扮男装从马家逃出。
1939年3月中旬，趁马进昌带兵外出修路之机，王泉媛在百姓的帮助下，携贴身女兵王秀英，女扮男装，翻窗逃出马家。
她们一口气走了90多里路，只为了快点来到兰州，找到八路军办事处。
可那扇等着她的门，并没有打开。
像浪迹天涯的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王泉媛带着一颗疲惫的心敲开了"八办"的大门，向他们讲述了妇女先锋团的不幸遭遇，讲述了自己历经磨难痴心寻找组织的经历，她的故事讲完了，给她的却是一个冷得让人发抖的出人意料的答复：离开队伍一年的收，两年的审查，三年的不收。
此时的她，脱离队伍已过三年，自然被拒之门外。
王泉媛说："八路军办事处给了我五块大洋。这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就是说，西路军失利我没有掉泪，可这回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让我掉了泪。"
拿着那五块大洋，王泉媛离开了兰州。
王泉媛和几个流落在兰州无法归队的西路军女战士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后来，迫于无奈的她嫁给了一个叫万铃的汽车司机，随其去过云南、贵州。
再后来，与家乡取得了联系，母亲叫她回家，她便历尽艰难，于1942年7月回到了江西吉安敖城老家。
得知丈夫万铃又和别人结了婚后，王泉媛只好于1948年嫁给了曾当过红军的刘高华。
刘高华是江西泰和县早禾市刘瓦村人，王泉媛从此生活在了泰和县的农村。
她的名字，从"红军女团长"变成了村里人口中无人知晓来历的"外乡媳妇"。
那些年，凡是有人追问她的来历，她都岔开话去，守口如瓶。
对于自己的历史，王泉媛闭口不谈。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人都不知道王泉媛就是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妇女先锋团团长。
[四]【那个人，怎么就这样消失在历史里了】
1949年以后，马家军的大人物们各奔东西。
马步芳与马鸿逵追随中华民国政府转进台湾地区，而后分别辗转至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终老他乡。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去路。至于那些中间层的军官，比如马进昌这样的团长，他们没有资格跟着出走，也没有被集中处置，就那么散落在西北各地，凭着改头换面，消失在了人海里。
马进昌，就是这样活了下来的一个人。
他换了个名字，在甘肃某地安顿下来，娶妻生子，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外人只知道他是个经历过战乱的普通老头，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也没有人追究过他。
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
而在江西泰和县，那个曾经被他关在院子里、被他用棍子打到昏死过去的女团长，正在土地上一锄一锄地刨着口粮。
她和他，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他靠着隐匿，躲过了所有的清算；她靠着沉默，撑过了所有的岁月。
1962年，一件事打破了王泉媛多年的沉寂。
1962年春节后不久，朱德、康克清重上井冈山，千方百计寻找王泉媛的下落，阔别27年的战友重逢了。
康克清同志对吉安地委负责同志讲："王泉媛同志我了解，这么好的同志该让她出来工作。"
从那一年起，王泉媛的生活开始有了一点点转机。
这年冬至1971年，担任禾市敬老院院长，她全心全意为福利院老人谋福利，并先后收养过7名孤儿把他们培养成人。
但党籍，还是没有恢复。
她是谁，她在哪里打过仗，她被俘之后经历了什么，这些事情，在档案里是空白的。没有证明，没有证人，空白就是空白。
多年心中一直有个执念："我是党的人。"她多次申请恢复党籍，但因当年无证人，党籍问题迟迟未决。
1982年，她终于动了身，坐火车到了北京。
康克清大姐关照下，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得知王泉媛来京，激动地提出要见她。
四十七年后，这对在长征路上失散的夫妻，终得重逢。
两个人见面，王首道摇着头，回答说："不是我不理你，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一直杳无音讯，确认你牺牲后，我才重找伴侣的。我不信那些说你这样那样的流言蜚语。"
随后，王首道找到全国妇联的领导，说："王泉媛同志是党的好女儿，是久经考验的女红军战士，你们应该为她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她等了整整半个世纪。
可另一边，那个在甘肃某地过着普通日子的马进昌，还活着。
他从来没有被追究过。他的邻居不知道他是谁，他的儿孙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他只是个沉默的老头，每天坐在门口晒太阳。
时间越走越远，那段历史被压在岁月的底层，越来越少的人记得那个冬天的河西走廊，记得那些剪短头发、换上男装、用血肉之躯扛住马家军骑兵的女战士。
马进昌，就这样带着他的秘密，走过了整整62年。
直到1999年，那间小屋，那张病床，那几个守在床边的子女——他再也撑不下去了。
那一刻，那扇被62年岁月死死锁住的门，终于，缓缓地开了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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