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甘冒大险,不惜拿731挑衅中方,也要试探底线,她到底有着怎样的盘算?对于她的行径,日本国内又是什么看法?

近期有关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一事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件事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在日本国会通过了相关法案,标志着日本正式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级情报机构。需要说明的是,高市早苗的举措并非一个孤立的动作,而是一系列、多层次的战略举措,是其“再军事化”阴谋的一部分,最终目的是为日本成为“军事大国”铺路。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此前日本情报职能分散于外务省、防卫省等多个机构,而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拥有跨部门的情报综合协调权,能够强制要求各政府部门提供情报。这实质上实现了情报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机构之上,还设有由高市早苗亲自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使其成为“直属”首相的情报工具。

而在这以前,高市政府已经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等一系列“再军事化”措施。大家由此不难发现,这次高市设立该机构,与以上动作密切呼应。所以,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它绝非一次简单的机构改革,而是一场意图通过集权情报力量来撬动整个国家体制向“新型军国主义”转型的关键一环。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说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也会产生一定疑惑:很多国家都有国家级情报机构,为什么独独日本成立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大家千万不要被日本的浑水摸鱼给骗了,日方的行径之所以引起广泛的愤慨,原因有二:一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日本作为战败国,在国防建设上本就受到一定限制;二是日本这个新机构和别国的情报机构,根本不一样!

在其他体制健全的国家,情报机构虽然拥有很大权力,但普遍受到法律和独立机构的严格约束,核心是防止权力滥用。尤其处境和日本最为类似的德国对情报机构更是高度警惕,建立议会严格监管的制度。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反观日本是个什么情况呢?新机构直属于首相,在制度设计上没有设置任何监督与制衡机构,既没有国会的有效制衡,也没有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和司法介入。并且这个新机构的情报活动定义宽泛,且缺乏保护公民隐私和政治中立的条款,存在权力被滥用的巨大风险,俨然就是历史上的“特高课”重演。

“特高课”是军国主义日本的政治思想警察和秘密特务机构,其不仅大量参与军国主义日本的对外侵略暴行,对内还依据《治安维持法》等法律,残酷镇压进步运动及反战言论,钳制民众思想。也正是因此,高市这次成立国家级情报机构,对日本民众而言,本身就等于揭开了一段不幸且肮脏的记忆,日本国内不乏批评的声音。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人们担心该机构没有国会制衡、没有司法介入、也没有第三方监督,权力存在被滥用的巨大风险,可能沦为执政党打压异己的“政治打手”。并且高市可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将普通人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甚至反战活动都纳入监控范围,严重侵犯思想、信仰和隐私等基本人权。此外,日本抗议者还有一点不满,就是以高市为代表的右翼政府在推动与战争相关的情报局时雷厉风行,但对关乎民众生活的“防灾厅”等议题却拖延推诿。不得不说,这种对比很难不令人心寒。

日本国内尚且如此,国际社会的批评声就更严重了,因为这明显就是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和平体制束缚、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特别是对中方而言,日方特地选在7月31号这样一个敏感的日子挂牌成立该机构,明显带有揭中国人伤疤的意图,中方怎能不愤怒?为此我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发动侵略战争铺路,此次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防部则指出这个新机构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中方是最早察觉到日本右翼野心的国家之一,以高市早苗为代表,日本右翼政客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大搞“修宪”、掩盖美化侵华战争等行径早已受到中方的明确反对,近年,日本右翼明显更有意再次引导国内的历史叙事变化,过去,日本右翼修改历史叙事的主要手法,是将对外侵略重新包装成“自卫战争”,并将禽兽不如的战犯美化,以此逃避战争责任。

而近年来,随着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野心,它不再仅仅满足于“免罪”,而是开始从军国主义理论中提炼新术语,为当下的野心服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高市早苗提出的“存亡危机事态”这一说法,和日本发动侵华时的话语高度相似。

讽刺的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国会参议员、汉奸石平竟然还跳出来狡辩更反咬一口,说什么一个主权国家拥有自己的情报机关,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更强调中方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却批评日本,为此他污蔑中方是“只许中国放火,不许外国点灯”。基于我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日本这一“国家情报局”猫腻,大家就能发现,石平的辩解完全就是混淆现实,不仅恰恰暴露了日本这个国家的狼子野心,更直接表明石平其人数典忘祖、为昔年曾迫害自己先辈的日本军国主义张目的卑劣本质,注定为全体中国人所唾弃。

总体来讲,这起事件的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借着成立新机构的机会,刻意选择“731”这个承载着亚洲受害国人民历史伤痕的日期,为挣脱战后和平体制束缚、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一次试探底线之举。

我们不能仅仅从情绪出发,对此感到愤慨,更要意识到高市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为自己的野心铺路,当下还只是一个开始。她当下的所作所为,就对内强化控制,对外服务扩张,事实上构成了对日本二战后安全框架的重大突破,再结合日本右翼的野心,她也给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格局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挑战。各国,尤其是身处约束日本野心第一道防线的中俄,对此无疑已经开始保持警惕,其他国家也需尽快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