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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重。临终前他交代后事,说的不是军国大计——是吩咐各房妻妾分香卖履,闲着没事就学着编鞋、做绢花卖钱,别荒废了手艺。又嘱咐薄葬,墓里不放金银,就埋几件旧衣裳。铜雀台上的歌舞伎人们,每天还是按时对着他的灵帐唱歌跳舞,他还专门安排了哪天唱什么曲子。一辈子杀伐决断的人,死到临头惦记的全是这些琐碎事。遗令末尾有一句:「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你们有空上去看看我的坟头就行。

曹操二十岁举孝廉,进洛阳做官。当时的洛阳权贵横行,京城治安一塌糊涂。曹操当上洛阳北部尉,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衙门口立了五色大棒,贴出告示: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不久,大宦官蹇硕的叔父半夜违禁出行,曹操直接让人把他打死在街上。这件事在洛阳炸了锅。权贵们恨得牙痒,但明面上没法说他理亏,于是联手把他明升暗贬,调去了顿丘做县令。曹操那年才二十出头,初入官场就给自己的前程挖了个大坑——他不在乎。

光和末年黄巾军起,天下大乱。曹操被征召为骑都尉,跟着皇甫嵩去打颍川的黄巾,这是他第一次带兵打仗。战后被任命为济南相。到了济南他又干了件得罪人的事:八个县六百多座乱七八糟的祠堂,他一家伙全禁了。那些祠堂供的都是地方豪强编造出来的神,老百姓被逼着上供,苦不堪言。曹操说拆就拆。当地豪强恨他,朝廷嫌他多事,他干了一年多干脆辞官回家。在谯县老家盖了个小房子,春夏读书,秋冬射猎,过了几年清净日子。这段时光他在后来的诗里常提起,是真喜欢。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进京,废少帝、立献帝,毒死何太后,把洛阳烧成一片焦土。曹操当时在陈留,散尽家财招兵买马,打出讨伐董卓的旗号。各路诸侯会盟,推袁绍为盟主,声势浩大。但这些人心怀鬼胎,天天开宴喝酒,谁也不肯真打。曹操急了,带着自己那几千人孤军西进,在荥阳汴水遭遇董卓部将徐荣,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中了箭,要不是曹洪把马让给他,骑着马在汴水里把他驮出来,那天就交代了。逃回来看到盟军帐子里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心里那是什么滋味。后来他在《蒿里行》里写:「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说穿了,这些人哪里是来讨贼的,是来抢地盘的。

此后几年曹操在兖州站稳了脚跟。收编了三十万青州黄巾,得了荀彧、程昱、郭嘉这批谋士。建安元年(196年),他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把困在洛阳废墟里的汉献帝迎到许昌。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皇帝是个空壳子,谁也不会听他的。但曹操看到了这个空壳子的政治分量。从此朝廷名义上在许昌,他出师征伐都打着天子旗号,这个牌打了几十年。献帝到了许昌之后,曹操把自己仅存的两个女儿都送进宫做了贵人,后来一个立为皇后。他一生没有篡位,但把皇帝攥得死死的——杀伏皇后、逼死董贵人,手段狠辣。这种矛盾贯穿了他一辈子:汉室的忠臣还是汉室的掘墓人,连他自己大概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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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后曹操基本统一了北方。他不仅会打仗,也懂治理。推行屯田制——让流民和无地士兵在荒地上种田,收成跟官府分成。这条政策养活了不计其数的人。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发了一道《求贤令》,说得很直白:「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不管你道德上有没有污点,有本事就行。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两汉四百年,做官第一条就是「孝廉」,品行不能被人指摘。曹操把这条规矩打破了。后来又连发两道求贤令,措辞一次比一次大胆,甚至说「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也要。有人说这是实用主义败坏了风气,但曹操手下确实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人——很多出身并不好,在别处连门槛都摸不到。

曹操的诗跟他的人一样,不是那种精致漂亮的东西。他最好的诗都是四言的,调子苍凉、直接,像北方冬天的风。出征路上写的《蒿里行》里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不是喊口号,是真看见了。在宴席上唱《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突然转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然后直接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是哀叹,也不是炫耀,是一个正在做大事的人心里偶尔涌上来的苍茫感。建安十二年他北征乌桓,路过碣石山,写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最后四个字收在「歌以咏志」——写首诗,心里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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