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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朝代还没结束，时人何以就能断定自己身处“中叶”衰世？北京大学孙明副教授提出“政治时间”这一概念，指出古人自有其独特的时间坐标。龚自珍、魏源等经世名臣，是通过比照历代王朝的“中叶”景象，才读懂了“承平日久”背后的“积弊成敝”。这篇文章将带我们回到19世纪的中国，看那些清醒的灵魂如何在“持盈忧盛”中，感知一个庞大帝国微妙的呼吸与脉搏。
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
孙明 著
理解“政治时间”
孙明 文
首发于《中华读书报》（2026年07月15日13版）
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不只是自然的、科学的，还是社会制造的。时间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人们对周遭变化发展的认识。而人对诸种“时间”的感知和实践，又不断丰富着时间的社会意蕴。
在社会时间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种，是“政治时间”。对中国的王朝国家的历史书写中，常见初叶、中叶、末叶的时间刻度，就是政治时间的表现。
《火烧圆明园》剧照
政治时间视野中的“中叶”
“政治时间”并无既定的严格概念界定，它是人们对于政治发展时刻、阶段、时长的认知。大致说来，可以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政治时刻，即发生了对政治有长期的重大影响的事件，或事后看来有深远意义的时刻；二是政治阶段，或政治时期、时代，指具有自身政治特质的一段时间；三是政治周期，即政治现象按照一定的时间规律、周期性地重复出现。政治时间既是政治体生命节点的时间刻度和生命长度，也是由此而来的盛衰周期。围绕政治时间，形成了特定的思想和观念，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与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叶”见诸中国政治史的经典记述，始于《诗·商颂·长发》：“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对于这一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毛《传》云：“叶，世也。业，危也。”郑玄《笺》则说：“中世，谓相土也。震犹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为子孙讨恶之业，汤遵而兴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谓生贤佐也。” 后世以至清代的经学、史学中，毛传之义压倒了郑笺，倾向于强调商之“中叶”是其自身陷入中衰的政治状态。“中叶”与王道息息相关，德薄乃有中微，积德则可拨乱反正，但“中兴”往往短暂，走向“季世”是难以避免的。王朝“中叶”兼有政治时间的多种内涵，既是政治阶段、政治周期，其到来也意味着关键的政治时刻。“中叶”的刻度和长度都有很大的弹性，但不论早晚、长短，都是“一世之间”，介于“初定、盛大”与“衰乱”之间的、一个有着自身独立政治意蕴的政治时段。“中叶”概念浮出水面，付诸政治研判，是传统中国政治认知智慧积累的结果。随着政治史的发展，几个王朝政治周期经验的总结，才有此政治时间之自觉。在“中微”现形时判断，在季世或亡国后追溯起因，又推进了更加成熟地预判“中叶”时刻的到来。
宋以降，“中叶”成为对王朝国家生命周期及其中“中衰”阶段的规律性认知。特别是清初，士林与庙堂对亡明的政治教训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反思，“中叶”是其中的关键词。在总结胜朝历史教训的语境中，“中叶”更加彻底地完全负面化了，单向地成为末世的通道。顾炎武咏山海关，对比国初与中叶政治气象之别：“缅思开创初，设险制东索。中叶狃康娱，小有干王略。”以经学与历史教训为基，“中叶”在清代成为一个常用的政治时间观念，对应着时局判断和纾解方略。
顾炎武 画像
“清中叶”，也就是清中期，一般指嘉庆、道光两朝，而又不严格限于两个皇帝的任期，与乾隆朝中后期、咸丰朝交织。“清中叶”在乾、嘉、道、咸四朝边际模糊地存在着，毋宁说这是清朝国势与社会情状的一个阶段：盛世之后，形势衰微。（孙明：《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这是具有政治与社会的意义边界的一个历史阶段，是王朝的“总体性状态”。龚自珍认为，“书契以降”，世分“三等”，“治世”与“乱世”之外，别为“衰世”。这就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写照。中叶困境既是压倒性的认识，也终于成为未能逃避扭转的现实厄运，由中叶而中兴仍是转圜希望，中叶又始终存在于中兴之侧，这是从嘉道到同光的基本政治背景和政治发展逻辑。
《嘉庆传奇》剧照
“同时间感”与即时判断
按常理，只有当一个朝代结束后，才能判断何为“中叶”，如果本朝还没结束，清朝士人据何而言身处“中叶”？可能的解释是，“中叶”不是绝对的时长之中，而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时间概念，通过将“当今之世”与历代王朝之中叶比照而确定。而据以比照，能够与“中叶”的标签对应的，也就是自身时代的总体性状态。对这种总体性状态对应于王朝政治周期的位置的判断，就是人的历史周期感知，也是他的时代体认。魏源“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就是希望从历史参照系中找出自己所处的“清中叶”的时代问题所在。
时人的感知未必是“客观”的，可能很不“科学”。在不同眼光下，结论完全相反。比如清中期士人的当代感知是衰颓不振的，从现代“后视镜”来看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却孕育了“现代化”的创新。要全面呈现这个时代的特点，当然应该从现代史学及社会科学的视角去做新范式的透视。
但是，对于时代状态，时人的感知却也是真切的。他们的论说可能很“主观”，却是时代状态在个人思想上的真切展开。“主观”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和动力之一。感知与状态，是相互成全的。状态能被时人感知，而时人所感知到的，也往往是状态。若要求证于古人，则他们的视角更应得到重视。时人感知时代之总体状态的心思和指标，固然与现代学术不尽相同。彼时的感知具有意义，还不仅是作为“历史意见”，补偏纠正现代认知之“时代意见”，更因为它牵连着甚至决定了时人的时代判断，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性状态的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剧照
所以，历史研究者应该关心“历史当局者”如何感知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如何调用自己拥有的思想和知识资源，来判断身处何时、去往何处。可能恰是他们对时代位置与时代问题的感知，支持了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世势分析、应变之道、改革方案，又影响了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走向，进而参与了历史的进程。“感知”与“状态”都是真实的，具有自己的历史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当局者迷”，历史研究也应去理解其“迷”的实然与所以然。
历史中人据以判断的，是历史的“同时代感”。从“中叶”“中微”这个政治时刻来论本朝政治，是基于“同时代感”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时代共喻、世所同喻，而不是泛泛的、随意的“喻”例。具有历史上的事实经验支持与感觉响应的“同时代感”，提示和论证了君臣共喻的对于“中叶”的“时代感知”，发挥警示作用。这种“同时代感”是非常深入人心、相互印证的，道光时的张宝璇看到顾炎武《日知录》“自古国家中叶，多有妖人阑入宫禁之事，固气运之疵，亦是法纪废弛所致”这一处，马上想到“吾观嘉庆十八年九月，林清逆党潜入东华门，滋扰宫禁之案，则亭林之言犹信”，强调顾亭林“可谓君子之言，信而有征”，认为都是“法纪废弛之咎”，感慨：“然何以无代无之？亦异矣！”
经过经学阐发与历史总结，“中叶”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经典”化、义理化，不仅形成了“同时代感”，还超越王朝而构建出人世间一切“体”的同理的“同时间感”。中叶是一个有自己的周期规律的“宇宙”，从“家”到“氏族”、到国家、到天下，都有这个阶段，王朝在此宇宙之中。《大学》治道是“身—家—国—天下”，从小到大同理发展的共同体；而“中叶”也是“身—家—国—天下”同时间、同道理。人到中年，黄庭坚“中年畏病不举酒”，陆游“中年畏病杯行浅”“中年狂已歇”，清人张文虎“中年以往体就衰，那得飞扬比强盛”。从“人到中年”到“家道中落”、到王朝“中微”、到天下“中世”，“德”也就是天赋人为的生命力的下降，“中叶”的衰微感是一样的。大小是同理发展的，是可以为“喻”的。古人认为这些生命体有共同的生命周期规律，世运大周期与王朝小周期同理套叠，大周期支配小周期，大小周期同趋向。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大中世”中，才有王朝的“小中世”，表现都是“法繁、政慢、德衰”。所以，对“中叶”的感知，是多种“同时间感”的套叠与相互呼应。大小不同，“德”亦即生命力之盛衰却时刻相同、规律相同。这是时人可以同喻的“时间感知”，指引着历史中人以彼时的逻辑范式考量“时弊”与“法弊”的轻重、严正对待“变法”等后人视为神圣与必然的政治举动。这是古代中国关于政治发展时间周期的一个重要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也可以思考，因为都是组织、人群。
《火烧圆明园》剧照
政治思想史“内史”的方法维度
发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史论”传统，在以实证方法推进史实重建的同时，以“感”入史，通过对“感”“感知”的研究，通过“主观”的时代感知来获知总体性状态。从当时人的时代感知入手，通过“历史当局者”的观察、分析、评论、对策来研究，它们是当时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总体状态的感知，但不是空发议论，其中很多是从行政实务、实事中来的，进而得出对时代的概括、总结、感触。传统中国强调“人心”的力量，世势、风俗、国运、兴亡都系于人心，人的时代感知、周期判断就是“人心”之一种。人心不只是在观察、体会，其本身就是时代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主观”直接支配行动，从“中衰”的认知、经世的改革，到“中兴”的振作，都有关于“中叶”的思想资源支撑，中国人总是通过思想推动实践、解决政治问题。
由此引出的方法论思考是，让“政治”回到“思想史”的“内史”之中，深入思考中国思想中内在的“政治”内涵。回到历史的当时，看当时人对政治与世势的关心和讨论，努力去体会时人如何认知他们的时代，如何认识和解决他们认知到的时代问题——他不是为了应对一个奸臣、一个处境、一场论战，就选择性地生成了不同的思想表达，而是由衷地那么认为。这些可能很具体，但都能挖掘出面对的问题，背后的知识、观念、思想的背景、资源，他们运用这些思想资源生成了自己的时代思想，影响他们的政治实践，这些应再度成为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内容。
《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实拍图
这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努力将政治中的看法、想法和做法，政治的制度、思想、文化，统合起来。《皇朝经世文编》的收文和编纂就是很合适的资料依据。它与“现实”“实践”紧密相关，大量在行政中生成的奏章和讨论，反映了时人认识和应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不过于宏大与理想。比如对“积弊”的认识和应对，就有非常强的实践属性。由此可以了解到，经世派有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自己对于政治与行政的思维范式，这是政治与治理问题的思想分析，是指导治理实践的思想工具，而不只是道德倡导，不只是宇宙观、历史观等现代哲学视域的问题。我们也能从中反思，很多今天被认为已经远离事实的哲学逻辑，当年是多么实实在在地指导着政治实践。
从时代感知入手，重视实践性，这样的研究要尽可能多地调动、利用多方面、多元的学术脉络、史料，因为人的这样的感知是通过各种思想资源、学术资源来支撑的，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来表达的，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包括戏曲等通俗文学）、时论、史论、公文、方策、语录等等，其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时代感知”。不同载体、不同场景的材料提供了不同层次的信息，比如同样源于历史，但对清人来说，经学中的“三代史”已经不太是历史了，而是经典化了，是思想、观念层面的指导性认识，是“理想模型”，但基于宋史、明史的史论则更具有历史经验与教训总结的意味，但所有这些都可以指向当代问题。同样关注“三大政”的积弊，奏折里更多是实际行政分析和操作性的建议，私家著述里则更多义理思考，而两者又交集于奏折中的一两句看似平平无奇的格套话语、经典引用，实际上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具有高度共识的指导性观念或者默会知识，如“语曰：法立弊生”。魏源的《诗古微》《老子本义》，与代陶澍起草的公文，思想上就是有一致性的。
这不是力图告别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风行的“历史语境”理路，而是对“历史语境”的理解的深化。对于立身严正的历史当局者而言，对身处时代的家国世势的忧虑，对文化传统的时代持守与转型的担当，也许是更为深刻的、内在的“历史语境”。
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
孙明 著
♥ “积弊”是怎样形成的？直刺“康乾盛世”之后清帝与士大夫的内在焦虑
♥ 立足“中叶困境”的时代感知，施政手段的调试何以于事无补？
♥ 严谨的反思之作，极具宿命感之书，论证严谨，资料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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