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年的夏天，热得邪乎。村口的旱柳叶子都被烤得打了卷儿，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拼命叫唤，连村里的狗都吐着舌头趴在树荫底下一动不动。那年我刚满二十，家里穷得叮当响，住着三间漏雨的土坯房，唯一的家当就是后院猪圈里养着的三头大白猪。我每天天不亮就得背着竹筐去河沿上打猪草，生怕这头大白猪掉了一两膘。
村里有个姑娘叫秀儿，是公认的村花。秀儿长得水灵，两条乌黑亮丽的麻花辫总搭在胸前，眼睛水汪汪的，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村里没成家的后生，十个有八个晚上做梦都能梦见她。可我不敢，我连正眼看她都不敢。因为我家里太穷了，穿着打补丁的衣裳，脚上的黄胶鞋还露着大脚趾，站在秀儿面前，我总觉得矮了半截。
八月中的一天晌午，太阳毒得能把人皮晒爆。我背着满满一筐猪草往家走，浑身被汗水浸得透透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难受得要命。路过村后的清水河时，我寻思着大中午的没人，想去河湾的芦苇荡后面洗把脸，凉快凉快。
我拨开半人高的芦苇，刚往前探了半个身子，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钉在了原地。
河水里有个白花花的身影，秀儿正背对着我，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擦洗身子。水珠顺着她光洁的肩膀滑落，阳光打在上面，晃得我睁不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我完全懵了，连退出去都忘了，就那么傻愣愣地看着。
偏偏这个时候，我脚下一滑，踩断了一截枯树枝。“咔嚓”一声脆响，在寂静的晌午显得特别刺耳。
秀儿猛地转过身，双手下意识地护在胸前。看清是我后，她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紧接着便是一声尖锐的怒骂：“梁子！你个臭流氓！不要脸！”
那声音里带着羞愤和惊恐，吓得我浑身一个激灵。我慌乱地摆着手，结结巴巴地喊着：“我没……我不是……我不知道你在……”话没说完，我连滚带爬地钻出芦苇荡，背起猪草筐疯了一样往家里跑，连鞋跑掉了一只都没敢回头捡。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秀儿那通红的脸和那句“臭流氓”。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孩子的清白比命都重要。虽然我什么都没看清，但撞见大姑娘洗澡，要是传出去，秀儿以后在村里还怎么做人？我也得被村民戳断脊梁骨。我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恐惧，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躲秀儿远远的。
从那以后，我成了村里最像贼的人。只要远远看见秀儿的身影，我就立刻拐进小胡同；要是实在避不开，我就低着头，死死盯着自己的脚尖，快步走过去。有几次擦肩而过，我能感觉到秀儿凌厉的目光狠狠地剐在我的脸上，那是一种带着恨意和鄙夷的眼神，像针一样扎得我生疼。
我以为我们俩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她当她的村花，我做我的穷小子。可老天爷偏偏不让人安生，一场变故，把我们俩死死地绑在了一起。
那是秋收过后没多久，天气已经转凉。村里突然炸开了锅，秀儿的爹在给房顶修漏雨的瓦片时，脚下一滑摔了下来，直接摔断了腰椎。村长开着拖拉机把人拉到县医院，医生说要是不动手术，这辈子就只能瘫在炕上了。
手术费加上住院费，得要三千块钱块钱。三千块钱，在九五年的农村，那可不是一笔小数字。秀儿家本来就不富裕，她娘走得早，全靠她爹种地拉扯她长大。那三千块钱，就像一座大山，直挺挺地压在了秀儿柔弱的肩膀上。
那几天，我隔着院墙，总能听到秀儿家传出压抑的哭声。我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可是我摸了摸自己比脸还干净的口袋，什么忙也帮不上。
没过几天，村里最爱管闲事的王媒婆上了秀儿家的门。王媒婆给秀儿介绍的是邻村的一个杀猪匠，姓孙，四十多岁了，老婆早年病死了，留下一儿一女，更要命的是，孙屠户喝了酒爱打人。可他手里有钱，王媒婆说，只要秀儿点头，孙屠户愿意出三千块的彩礼，连带秀儿爹的手术费全包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火坑，可秀儿没有别的路可走。听说秀儿在屋里哭了一整宿，第二天早上红着眼睛对王媒婆说：“我嫁。”
这个消息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后院喂猪。手里的猪食瓢“啪”地一声掉在地上，半盆泔水全洒了。我脑子里全都是秀儿在河里洗澡时那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样子，还有她骂我“流氓”时那股子泼辣劲儿。那么好的一个姑娘，不能就这么毁了。
我猛地转头，看向了猪圈里那三头已经长到两百多斤的大白猪。
那三头猪是我和我爹起早贪黑伺候了大半年的。我爹有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咳得喘不上气，我们本打算年底把猪卖了，给我爹抓几副好药，再把家里漏风的后墙补一补。那三头猪，就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底。
我走进屋，在我爹的炕前直挺挺地跪了下来。我爹正抽着旱烟，被我这阵势吓了一跳：“梁子，你这是干啥？是不是闯祸了？”
我咬着牙，眼眶憋得通红：“爹，我想把院里那三头猪弄走。”
我爹愣住了，拿着烟袋锅的手停在半空，颤抖着声音问：“弄走？弄去哪儿？那可是咱爷俩的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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