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夏天，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闷热。连续一个多月没有下透雨，村外那几百亩高粱地被太阳烤得有些发蔫，宽大的叶片边缘卷曲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干燥的泥土味和高粱拔节时特有的青涩气。

那年我十九岁，刚刚经历了高考落榜的打击，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成天闷在家里或者在地里瞎转悠。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我长大，看着我这副颓废的样子，她只是默默地叹气，什么也没说，只是每天变着法地给我做些好吃的。

我们家隔壁住着大强和他的媳妇秋雅。在农村，结了婚的女人，年轻一辈都要跟着喊一声嫂子。秋雅嫂子那年大概二十二三岁，是大强从很远的山区“娶”回来的。说是娶，村里人都心知肚明，大强是用三千块钱彩礼把她从她那个重男轻女、欠了一屁股债的娘家换回来的。

大强比秋雅大了整整八岁，是个出了名的混不吝。他平日里游手好闲，喜欢跟镇上的一帮狐朋狗友喝酒、推牌九，赢了钱就下馆子，输了钱就回家拿老婆出气。

我对秋雅嫂子的印象，最初仅仅停留在她是个极其沉默寡言的女人。她长得很清秀，但总是低着头，眼神怯生生的。无论天气多热，哪怕是三伏天，她也总是穿着长袖的的确良衬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永远扣得严严实实。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她干活像头不知疲倦的牛，天不亮就起来扫院子、喂猪、下地，到了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泡下纳鞋底。隔着一道低矮的土坯墙，我经常能听到大强醉酒后的谩骂声，以及摔砸东西的闷响，但奇怪的是，我几乎从未听到过秋雅嫂子的哭喊。她静默得像是一道没有生命的影子，默默承受着生活砸下来的一切。

那天傍晚，母亲让我去地里割些新鲜的高粱叶子回来喂家里的两头老母猪。当时的高粱已经长得比人还高，密密匝匝地连成一片青纱帐。人一钻进去，就像掉进了绿色的海，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挥舞着镰刀，机械地割着叶子，心里还在为未来的出路感到烦躁。突然，我听到一阵极其细微的响动。那不是风吹过高粱叶的沙沙声，也不是野兔子窜过的动静，而是一阵压抑到了极点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那声音听起来让人心里发毛，又带着一种让人揪心的绝望。我握紧了手里的镰刀，放轻脚步，顺着声音的方向慢慢拨开高粱秆。向里走了十几步，眼前出现了一小片被人为踩平的空地。

当我借着透过叶片缝隙洒下来的残阳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大脑里“嗡”的一声，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秋雅嫂子背对着我坐在一捆干草上，她那件永远扣得严严实实的浅蓝色长袖衬衫，此刻被脱下了一半，无力地搭在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