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学友：从《八仙》“做对的事”看司法良知——谨以此文献给依法办案、秉承正义与良知、“如我在诉”的法官们|八仙|公平正义|吕洞宾|对的事|法官|法治|盛学友|裁判者

文/盛学友

最近，笔者观看影片《八仙》，颇多感慨，几不能寐。

吕洞宾一句“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拯救苍生，一点儿也不蠢”，掷地有声。这句台词看似简单，却道出一个深刻命题：当规则与良知、个人信念与外在评判激烈冲突时，一个人究竟应以何为据？影片给出了鲜明的价值取向——不问得失，只认对错。

何仙姑对韩湘子所言“没有人见过无心昌，只要做对的事，人人都是无心昌”，则将“对的事”从个人的道德自觉，升华为人人可为的精神传承：“无心昌”并非某一个具体的“谁”，而是一种践行良知的姿态，一种人人皆可抵达的境界。

笔者从事法治记者30余年，见证过太多人间悲欢。再结合当下媒体报道的诸多案例，以及近期笔者密切关注的民事审判实践，看完《八仙》之后，确有几句心里话，不吐不快。

在当下的司法审判领域，存在一些亟待重视的问题。有的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机械司法，就案办案，一判了之，导致程序空转、案结事未了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更增添了当事人的诉累，甚至可能衍生新的社会矛盾。

究其根源，笔者认为，恰是部分法官缺失了《八仙》中吕洞宾“做对的事”的那份定力与担当，缺失了“如我在诉”的同理心与悲悯情怀。

做对的事，既是由良心驱动的一种表现，更是对良知的一种笃定践行。

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借冉·阿让的命运抉择，深刻诠释了“最高的法律是良心”——道德良知永远高于僵化的条文。由此生发开去，法律与良心的辩证关系便清晰可见：法律划定行为的底线，良知则指引裁判者追求的高度。法律是最低的良知，良知是最大的法律；善良的心，是最美的法律。

在笔者看来，司法审判中的“对”，从来不应是法官个人主观臆断的“我认为”，而应当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秉承正义与良知，坚持“如我在诉”。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做对的事”，才能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与司法温度。

《八仙》中吕洞宾的选择，恰为司法者提供了一面澄澈的镜子。他深知“拯救苍生”四字的分量，当“我认为对的事”与某些规则、成见发生冲突时，他选择听从内心的良知。法官在裁判时，手中握的不仅是法槌，更是一杆良知的秤。法槌起落之间，关乎的是一个人的自由、一家企业的存亡、一个家庭的悲欢。

“如我在诉”理念的提出，正是对司法良知的时代呼唤。它要求法官在办案时能够换位思考，把自己代入当事人的处境，感受其疾苦与期盼，体察其焦虑与无助。这与“只要做对的事，人人都是无心昌”的精神内核何其相似！“无心昌”并非遥不可及的神祇，当法官以“如我在诉”之心履职办案，便已然成为司法领域的“无心昌”。

反之，如果法官只把办案当作流水线上的工序，只求结案率而忽视“案结事了人和”的终极目标，那么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可能制造新的社会矛盾，背离司法为民的初心。

吕洞宾那句“拯救苍生，一点儿也不蠢”，在司法语境下，可以转化为“守护正义，一点儿也不虚”——这份“不虚”，体现在对每一个案件的审慎对待中，体现在对当事人诉求的认真倾听里，体现在裁判文书充分的释法说理上。

影片最后，八仙淡然离去，“不问来路，只问去处；不问得失，只认对错”。法官亦当有此境界：不为名利所惑，不为压力所屈，不为人情所困，始终秉持一颗善良的心——因为，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也是最美的法律。英国学者麦克莱的这句法律格言，应当成为每一位法官的座右铭。

当《八仙》中的凡人吕洞宾都能为心中大义挺身而出，手握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官，更当以良知为灯，照亮裁判之路，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事实、法律和良心的三重检验。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实现——这正是“只做我认为对的事”在司法领域最动人的回响。

法律的最高境界是良知。如果每一位法官都能像吕洞宾一样，在法槌起落之间守住“做对的事”的初心，那么，“如我在诉”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司法案件中触手可及的公平正义。毕竟，“无心昌”不是某个人，而是每个人——只要心怀大义，做对的事，你便是别人心中的那束光。

法官依法办案，秉承正义与良知，坚持“如我在诉”——带来的不仅是“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温暖，更是照亮他人的一束光。

这份光和热，是当事人绝境中的希望。让当事人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遇到一个愿意把他们的难处当作自己难处的裁判者，这份被看见、被尊重的尊严，往往比胜诉本身更能疗愈人心。

这份光和热，是法治信仰的播种机。每一个温暖而公正的裁判，都在向公众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法律是有温度的，正义是可感的。这远比任何说教，都更能筑牢社会的信任基石。

这份光和热，是对职业良知的守护。它能让法官在日复一日的案牍劳形中，免于职业倦怠，始终记得自己最初为何穿上这身制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从这个角度看，《八仙》的两句台词，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证弧线：从“个人信念的确立”到“群体精神的传承”。吕洞宾的台词回答了“当规则与良知冲突时，我该以何为据”——以良知为据；何仙姑的台词则回答了“这种良知选择能走多远”——它不必止步于个体，而可以成为一种人人可及、人人可践行的职业姿态。这正是“良心是最好的法律”这一命题的深层逻辑：法律提供规则的骨架，而良知赋予其血肉与温度；规则划定底线，良知则决定底线之上能走多远。

《八仙》中，钟离权曾因善意被辜负而心灰意冷，是吕洞宾的坚持让他重拾信念。现实中，法官同样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当事人不理解甚至信访投诉的困境。但正如“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这一隐喻所启示的：一份善意终将穿越时间，回到最初给予善意的人身边。司法裁判的温度，终将被当事人感知，被社会铭记。 一份善意，就这样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穿越时间，最终回到最初给予善意的人身边。

如同《八仙》主题曲《全世界的雨》所吟唱的那样，“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不分你我，融为一体，汇聚成漫天磅礴大雨，拥有冲破一切阻碍的力量。在司法领域，这股力量正是裁判者“做对的事”——依法办案、秉承正义与良知，坚持“如我在诉”——“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只要同心同行，便无需畏惧，彼此相融的力量，跨越所有难关，终将汇聚成为一股无可抵挡的法治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