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猛犸新闻）

#入职先查孕检不能只靠事后罚款#【入职先查孕检？遏制女性就业歧视，不能只靠“事后罚款”丨中听】#育龄女性就业不该被婚育问题针对#育龄女性就业，不该被“针对”。近日，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多部门开展的2026年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查处的一起违法案件中，北京某信息技术公司要求11名入职女性提供3天内孕检报告，最终被北京市朝阳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罚款22000元，并被责令改正。这家涉事企业，挺会耍心眼。直接询问婚育状况，涉嫌违法，所以就玩起“迂回战术”，不再直白盘问，而是把孕检纳入入职硬性要求。表面上是增加了体检项目，实际上是不动声色地筛选掉备孕、怀孕人群。相比招聘面谈时的隐性盘问，这个手段似乎更露骨，把女性的身体状况直接当成了录用筛选条件。这种变相歧视，更具欺骗性，也更可恶。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就业促进法》里，明确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工作能力和专业素养，才是招录员工的唯一评判标准。而是否怀孕、有无生育计划，纯属个人隐私，和能否胜任岗位毫无关联。企业打着控制用工成本的旗号设置门槛，本质上是把生育的社会成本，全部转嫁到女性劳动者身上。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生育延续人口发展，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不该育龄女性独自承受求职碰壁的代价，更不该成为企业拒人的理由。涉事企业因对11名员工进行妊娠测试被罚，处罚本身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仅靠惩罚一家这样的企业，并不能改变育龄妇女在职场所受到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审视企业不愿招聘女性的行为，仅仅是拿歧视与否来衡量，可能只会将问题简单化。以涉事企业为例，把企业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确实有非常现实的顾虑。毕竟，多招收一名育龄女性，对企业来说，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在女性员工孕期、产假和哺乳期间，承担工资、社保及岗位空缺的替代成本。前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有政协委员表示，因实施三孩生育及延长产假政策，企业在其女职工生育一至三个孩子时，平均需要承担3.2万元至9.9万元的生育成本（其中社保性、工资性生育成本各占约3成，津贴性生育成本约占4.5成）。相比于22000元的罚款而言，承担女职工生育成本显然更大。从企业的现实顾虑来说，可能罚点款也比承担更多生育成本更划算。所以，单独惩罚一家企业，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企业为了规避女职工生育成本，今天可以强制孕检，明天可能就冒出别的隐形门槛。从企业的角度而言，其趋利性可以理解。这也可以看出，属于末端治理的事后处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所以，解决女性职场歧视问题，还需要治理重心前移。这种前移，既包括监管的前置，也包括维权通道的畅通，但最关键的，还在于要正视企业的现实顾虑，不让企业独自承担生育成本。实行责任共担，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等方式，降低企业直接负担，从而从源头上消除歧视动机。在提倡生育的政策环境下，女性就业公平，是一道不容回避的命题。这道命题，不仅需要企业好好面对，更需要全社会都来出一把力气，持续压缩就业歧视的生存空间。（@大象新闻 相关视频：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