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川的夏天，是空调外机永远吹不到的地方。

我是在七月中旬最热的那几天出发的。

武汉的柏油马路踩上去发软，鞋底能粘起一层黑色的油光。朋友在微信上发来定位，说你来吧，这里日均22度，晚上睡觉要盖被子。我当时不信，觉得是夸张。中国哪还有夏天要盖被子的地方，除非你住进冰箱。

但我还是买了票。动车从武汉出发，两个半小时到利川。下车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没骗我。

站台上的风吹过来，带着山里的凉意和水汽，像是刚从冰箱冷藏室取出来的一样。我穿着在武汉汗湿的短袖，胳膊上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旁边的人都在翻行李找外套，一个穿吊带裙的姑娘缩着肩膀跑向出站口，高跟鞋踩得哒哒响。

我深吸一口气，肺里灌进一股清冽。

那一刻我想，这地方确实是来避暑的。

我叫赵远，今年三十二岁，在武汉做建筑设计。说白了就是画图，天天对着电脑，颈椎和腰椎都废了一半。请了十天年假，朋友李浩在利川有套民宿，说你来吧，不收你钱，就当给我暖暖房。我知道他是客气，但客气我也来。

李浩比我大三岁，以前在武汉做房地产销售，嘴皮子溜得能说死一只蚊子。后来不知道抽什么风，跑到利川开了家民宿。他说这里凉快，夏天不用开空调，省电。我说你为了省电费跑这么远，你脑子被门夹了。他笑，说你不懂。

我确实不懂。

民宿在城郊一个叫腾龙洞大道的地方，说是大道，其实就是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两边种着银杏和桂花树。房子是三层的小楼，外墙刷成奶白色，门口挂着木牌子，写着“浩哥的家”。字体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他自己写的。

李浩在门口等我，胖了一圈，皮肤黑了些，笑起来还是那副欠揍的样子。他老婆陈姐站在他身后，系着围裙，冲我点了点头。我见过陈姐几次，在武汉的时候她就话不多，永远是一副很平静的表情，像是没什么事情能让她着急。

“来了啊。”李浩接过我的箱子，“路上热不热？”

“热疯了。”我说，“武汉四十度。”

“这里二十二。”他指了指门口的电子温度计，上面显示21.8℃。

我站在门口，感觉像是从火炉跨进了冰窖。

李浩带我上三楼，房间不大，但干净。床单是白色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窗户对着远处的山。山是绿的，一层一层的，像抹茶蛋糕的切面。我推开窗，风立刻灌进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晚上冷，柜子里有厚被子。”李浩靠在门框上，“你饿不饿？陈美做了饭。”

我说不饿，想先洗个澡。

他走了之后，我站在窗户前发了会儿呆。远处山上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掉下来。空气里有种说不清的安静，不是没有声音，有鸟叫，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但就是安静。那种安静和武汉不一样，武汉的安静是嘈杂中间的空隙，这里的安静是铺天盖地的。

我洗了澡，换了件长袖，下楼吃饭。

陈美做了四个菜，一个汤。腊肉炒蒜薹，酸辣土豆丝，清炒空心菜，一盘凉拌木耳，汤是番茄鸡蛋汤。简单，但闻着香。我坐下来，李浩已经开了瓶啤酒，给我倒了一杯。

“来，接风。”他举杯。

我碰了一下，喝了一口。啤酒是冰的，但空气是凉的，喝下去反而觉得有点冷。

陈美端着饭碗，吃得慢。她夹菜的时候，筷子在盘子里挑半天，最后夹起一根土豆丝，放到碗里，又去挑别的。李浩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你们在这边待了多久了？”我问。

“快两年了。”李浩嚼着腊肉，“前年来的，你忘了？”

我想起来，他确实跟我说过。那时候他在武汉的房子卖了，卖了多少钱我没问，只知道他带着钱和陈美来了利川。他说要开民宿，我说你疯了，他说疯了就疯了。

“生意怎么样？”

“还行。”李浩放下筷子，“夏天好一些，冬天没什么人。但无所谓，够吃就行。”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轻松，不像以前在武汉跟我抱怨业绩压力大的样子。那时候他经常半夜打电话给我，说睡不着，说这个月的指标完不成了，说领导又给他穿小鞋。现在他坐在我对面，脸上的表情是放松的，像一张被熨平了的纸。

“你呢？”他问我，“还在加班？”

“加。”我夹了一块腊肉，“不加不行，公司今年裁了三分之一的人，剩下的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那你还请假？”

“再不请假我就要死了。”我认真地说。

李浩笑了，陈美也笑了。她的笑很轻，嘴角弯了一下就收回去，像是不习惯在人前笑。

吃完饭，我帮忙收拾了碗筷。陈美说不用，我说我闲着也是闲着。洗碗的时候，她站在我旁边，用抹布擦灶台，动作很慢，很仔细。我注意到她手指上没戴戒指，指甲剪得很短，边缘不太整齐。

“你们这边晚上有什么好玩的吗？”我问。

“没什么。”她说，“天黑就睡觉了。”

“那白天呢？”

“买菜，做饭，看电视。”她顿了顿，“有时候去山上走走。”

她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我侧头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对着窗户，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山变成了黑色的剪影。

那天晚上，我躺在被子里，听着窗外的虫鸣声，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是被冻醒的。

我裹紧被子，看了眼手机，八点半。窗户开着，冷风灌进来，房间里温度大概不到二十度。我爬起来关了窗户，站在窗前看外面的山。山上有雾，一层一层的，像纱一样挂在树梢上。

李浩在楼下喊我吃早饭。

早饭是面条，加了鸡蛋和青菜，还有一碟腌萝卜。我吃了一大碗，觉得胃里暖暖的。李浩坐在我对面，用手机刷着短视频，声音开得很大，全是些搞笑段子。陈美在院子里浇花，水管里的水流出来，在阳光下闪着光。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李浩问我。

“没安排，就是来放空的。”

“那你去腾龙洞转转，离这儿不远。”他说，“开车二十分钟。”

“腾龙洞？”

“一个溶洞，挺大的，里面凉快。”他笑，“不过外面也凉快，所以无所谓。”

我说好。

但那天我没去腾龙洞。

因为我走到村口的时候，遇到了一群人。

准确地说，是一群老人。

他们坐在村口那棵大樟树下，围着一张石桌打牌。樟树很大，树冠像一把撑开的伞，遮住了整个石桌和周围的地面。树下的光线是碎的，从叶子缝隙里漏下来，在老人身上晃来晃去。

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

四个打牌的，三个围观的。打牌的两个老头两个老太太，年纪最大的看起来有八十多，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出牌的时候手不抖。他们打的是那种长条的纸牌，我不认识，上面画着红色和黑色的符号。

“碰！”一个老太太大声喊，啪地拍了一张牌在桌上。

对面老头急了：“你碰什么碰，我还没出牌呢。”

“你太慢了，等你半天。”

“我慢什么慢，你催什么催。”

两个人吵了几句，旁边的人笑，说你们两口子打牌都吵架，回家还不打起来。老太太瞪了一眼，说谁跟他两口子，他是我对家。

我站在旁边看，觉得有意思。

这种场景，在武汉是看不到的。武汉的老人也打牌，但大多在小区棋牌室里，关着门，开着空调，空气里一股烟味和汗味。这里的老人，坐在树下，风一吹，凉快得像秋天。

我靠着树干站了一会儿，一个围观的老头回头看了我一眼，问：“你是外地来的？”

“对，从武汉过来。”

“武汉热吧？”他笑起来，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

“热。”

“我们这里不热。”他说，“我们这里夏天不用开风扇。”

我说我昨晚盖被子了。

他笑得更开心了，说那是正常的，他们这里夏天晚上都要盖被子，有时候还觉得冷。

我问他，你们在这儿打牌，家里人呢？

他说家里人都出去打工了，他跟他老伴在家带孙子，孙子放暑假了，在上补习班。他指了指村子里面，说那边有个小学，暑假开了补习班，上午上课，下午不上课。

“那您闲着？”

“闲着就打牌嘛。”他指了指牌桌，“我们这儿就这样，早上起来买菜做饭，送孙子去学校，回来打牌，打到中午吃饭，下午睡一觉，晚上看电视。”

“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这样。”

“不无聊吗？”

他想了想，摇摇头：“不无聊，习惯了。”

他的语气很平静，和陈美有点像。不是那种刻意压抑的平静，而是一种，怎么说呢，被时间打磨过的平静。像石头被水流冲了很久，棱角都磨圆了。

我在村口站了大概半小时，看他们打牌，听他们聊天。他们聊的内容很琐碎，谁家的鸡跑出去了，谁家的菜园子该浇水了，镇上的肉又涨价了。没有人聊房价，没有人聊加班，没有人聊绩效。

我忽然觉得，他们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一个和武汉完全不同的世界。

中午回到民宿，李浩在院子里修水管。他蹲在地上，手拿扳手，额头上有点汗，但不多。陈美坐在旁边的秋千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但看起来没在看，眼睛盯着远处的山。

“回来了？”李浩抬头看我，“去哪儿了？”

“村口看老人打牌。”

“打牌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觉得有意思。”我在他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他们好像一点都不着急。”

“急什么？”李浩拧了一下水管，“他们又不用上班。”

“你也不用上班吗？”

“我上啊。”他笑，“我这不上着呢嘛，修水管也算上班。”

陈美在旁边轻轻笑了一声。

我注意到她手里的书，封面是白色的，上面的字很小，看不清。她翻了一页，动作很慢，像怕惊动什么似的。

“你们当初为什么来这儿？”我问李浩。

他停下扳手，想了想，说：“就是不想待了。”

“不想待了？”

“嗯。”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武汉那个地方，待久了累。每天睁眼闭眼都是房子、车子、孩子，我那时候还没孩子，但已经累了。”

“那现在呢？”

“现在？”他看了看周围，“现在挺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认真的。不是那种强颜欢笑的认真，是真的觉得自己选对了的那种认真。我忽然有点羡慕他。

下午我一个人去了镇上。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两三层楼的房子，一楼都是门面，卖衣服的、卖杂货的、卖水果的。街上人不多，几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一条黄狗趴在路中间打盹，有人骑车经过，它才懒洋洋地挪一下。

我路过一家理发店，门口挂着红白蓝三色的转灯，里面一个中年女人在给一个老头剃头。老头闭着眼睛，剃刀刮过头皮，发出沙沙的声音。女人动作很熟练，手腕一翻一翻的，像在削苹果皮。

我又往前走，看到一家小超市，门口摆着几箱矿泉水和饮料。我进去买了一瓶水，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操着一口本地话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武汉，他说哦，大城市来的，这里待得惯吗。我说挺好的。

他说他儿子也在武汉，在光谷那边上班，做程序员，一个月挣一万多。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点骄傲，又有点担心。我说那挺好的，他说好是好，就是太累了，每天加班到半夜。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出了超市，我继续往前走。镇子尽头是一条河，河水很清，能看到底下的石头。河边有个老太太在洗衣服，用棒槌捶打，声音清脆，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我站在河边看了很久。

那条河不宽，大概十来米，对岸是一片玉米地，再远一点是山。山上的树密密地挤在一起，深绿色的叶子在风里晃动。天空很蓝，云很白，太阳晒在背上有点热，但风是凉的。

我想，如果在这儿住一辈子，会是什么感觉？

但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回到民宿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李浩在院子里摆了一桌菜，说是晚上吃烧烤。烧烤架是他自己用砖头砌的，上面架着铁网，炭火烧得通红。旁边摆着几盘肉和菜，还有一箱啤酒。

“今天什么日子？”我问。

“没什么日子。”他递给我一瓶啤酒，“就是想喝了。”

院子里除了我和李浩，还有两个客人。一个叫老周，一个叫老王，都是四十来岁的男人，也是从武汉来的。老周胖胖的，秃顶，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像打雷。老王瘦瘦的，戴眼镜，话不多，但每句话都说到点上。

“你们也是来避暑的？”我问。

“避暑？”老周哈哈大笑，“我是来躲老婆的。”

李浩在旁边笑，说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来玩的。

老周喝了一口啤酒，说：“也算是吧，在武汉待久了，烦。”

“烦什么？”

“什么都烦。”他挥了挥手，“上班烦，下班也烦，回家看到老婆那张脸更烦。”

老王在旁边淡淡地说：“你老婆看到你那张脸也烦。”

老周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说对对对，互相烦。

几个人喝了几瓶酒，话就多了起来。老周说他以前在武汉开公司，做建材生意的，前几年生意好，一年能挣个五六十万。后来市场不好了，一年不如一年，去年把公司关了，现在在家闲着。

“闲着不好吗？”我问。

“不好。”他摇摇头，“闲着比忙着还累。忙着的时候，你脑子里装的是事，没空想别的。闲着的时候，你脑子里装的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想越烦。”

“那你来这儿干嘛？”

“就是换个地方发呆。”他指了指周围的 山，“在武汉发呆，你听到的是车喇叭和邻居吵架。在这儿发呆，你听到的是虫子和鸟叫。你说哪个好？”

我没说话。

老王在旁边说：“我是来休假的。”

“你做什么的？”我问。

“律师。”他说，“律所合伙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但我注意到他手指上有很深的笔茧，虎口的位置磨出了一层硬皮。

“律师应该挺赚钱的吧？”

“赚钱。”他点点头，“但赚钱不代表开心。”

“那你开心吗？”

他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这个回答让我愣了一下。我本来以为他会说不开心，或者开心，但他说的我不知道。好像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

李浩在旁边听着，一直没说话。他夹了一块肉放在陈美碗里，陈美摇了摇头，把肉夹回给了他。李浩没说什么，自己吃了。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聊了很多话。老周说他年轻时候的梦想是当个画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了生意。老王说他曾经想考博士，但家里条件不好，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李浩说他以前在武汉卖房子的时候，每天见几十个人，说几百遍同样的话，后来有一天突然不想说了。

“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李浩说，“就是突然有一天，你觉得自己说的话都是废话，跟任何人都没什么关系。”

我们都看着他。

“然后我就想，换个地方试试。”他端起酒杯，“换个地方，说不定说的话就不是废话了。”

“那现在呢？”我问。

“现在？”他笑了，“现在我说的话还是废话，但至少我说得开心。”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耳边是山里的虫鸣，一声接一声，像是有人在弹一把没调好的琴。我盯着天花板，想起李浩说的话，想起老周说的话，想起老王说的话。他们每个人好像都在找什么，但又说不清自己在找什么。

我忽然意识到，来利川的人，可能根本不是来避暑的。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说话声吵醒。

声音是从楼下院子里传来的。我爬起来，走到窗户边往下看。院子里多了一个女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头发扎成马尾，看起来很有精神。她正跟李浩说话，声音很大，我隔着窗户都能听清楚。

“我住七天，能不能便宜点？”她问。

“网上订的什么价就是什么价。”李浩说，“不讲价。”

“那你这儿有什么好玩的？”

“没什么好玩的，就是山。”

“有吃的吗？”

“有，我老婆做饭。”

“行吧。”她说，“那我就住这儿了。”

我下楼的时候，她正往院子里搬行李。一个巨大的行李箱，一个背包，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本书。书是那种封面花哨的畅销书，我瞄了一眼，有一本叫《重新认识你自己》，还有一本叫《遇见未知的自己》。

“你好。”她冲我笑了笑，“你也是来避暑的？”

“算是吧。”

“我叫王晓丽。”她说，“从重庆来的。”

“嗯，重庆。”她点头，“那边太热了，四十多度，没法待。”

她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眼睛很亮，像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充满热情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的热情有点刻意，像是用力过猛。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晓丽也坐在一起。她话很多，问李浩民宿怎么开的，问陈美做饭怎么学的，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一一回答，她听完就点头，然后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来利川？”她问我。

“就是避暑。”

“就为了避暑？”她歪了歪头，“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

“那多没意思。”她说，“我来这儿是为了找自己。”

我愣了一下。

“找自己？”

“对。”她认真地说，“我在重庆待了十五年，上班上了十五年，突然发现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我辞职了，出来走走，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

“那你找到了吗？”

“还没。”她笑了笑，“但我觉得快了。”

她笑的时候，嘴角弯得很高，但眼睛里有点别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总觉得她不是在笑给我看，而是在笑给自己看。

下午，我一个人去了腾龙洞。洞里确实很大，钟乳石从洞顶垂下来，像一根根倒挂的冰柱。洞里很冷，我穿着外套，还是觉得凉飕飕的。导游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声音甜美，用标准的普通话介绍洞里的景点。她说这块石头像孙悟空，那块石头像观音菩萨。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闪光灯在黑暗的洞里一下一下亮起来。

我走在队伍最后面，看着前面那些人的背影。有情侣，有带孩子的父母，有结伴的老人。他们拍照，聊天，笑，好像都很开心。

我一个人，忽然觉得有点孤单。

但又不是那种让人难过的孤单。是一种很淡的，像水一样的东西，轻轻地漫过来。

回到民宿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王晓丽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本书，但没在看。她盯着远处的山，眼神有点空洞。

“看什么呢？”我问。

“看山。”她说。

“山有什么好看的？”

“山一直在那儿。”她说，“但我在重庆的时候，从来没见过山。”

“重庆不是山城吗？”

“那是城里的山，不是山里的山。”她转过头来看我，“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没关系。”她笑了笑，“我也是来了这儿才懂的。”

那天晚上，又来了一个新客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刘，从北京来的。他开着一辆黑色的越野车，车上全是灰，看起来开了很远的路。他个子不高，但很壮，脸上的线条很硬，像那种常年在户外的人。

他办入住的时候，我在旁边听了几句。他说他从北京开过来的，开了两天，一千多公里。李浩问他来这儿干嘛，他说不干嘛，就是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

“北京不热吗？”李浩问。

“热，但比武汉好点。”他说，“不过北京的热是干热，这里是凉快。”

“那你跑这么远就为了凉快？”

“也不全是。”他顿了顿，“就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待几天。”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但我注意到他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像是很久没睡好觉。

晚上吃饭的时候，人多了起来。李浩、陈美、我、王晓丽、老刘，还有昨天来的老周和老王。七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七八个菜。李美做的菜很家常，但味道不错，油盐放得刚好。

“你们都是来避暑的吗？”王晓丽问大家。

老周笑了：“我是来躲老婆的。”

老王说：“我是来睡觉的。”

老刘说：“我是来找个没人的地方。”

王晓丽说：“我是来找自己的。”

轮到我的时候，我想了想，说：“我就是来放空的。”

李浩在旁边听着，端起酒杯说：“我是来开民宿的。”

陈美坐在他旁边，没说话。

“陈美姐，你呢？”王晓丽问她。

陈美抬起头，看了大家一眼，然后轻轻地说：“我是陪他来的。”

她的声音很轻，但所有人都听到了。

李浩看了她一眼，眼神里有点什么，但很快移开了。他举起酒杯，说：“来来来，喝酒。”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老周喝多了，开始讲他年轻时追他老婆的事，讲得很激动，唾沫横飞。老王在旁边安静地听着，偶尔插一句嘴。老刘一直没怎么说话，但喝了不少，脸喝得通红。王晓丽喝了两杯就说不喝了，说怕胖。

李浩喝得最多，脸红到了脖子。他搂着我的肩膀，说：“兄弟，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说，“但我觉得，在这儿活着，比在武汉活着舒服。”

“舒服在哪儿？”

“舒服在什么都不用想。”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这里，是空的。”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陈美。陈美坐在旁边，手里端着杯子，没喝酒，只是看着我们。她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点光。

那一点光，让我觉得，她可能比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什么。

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我慢慢摸清了这些人的日常节奏。

老周每天早上起得最晚，通常九点多才下楼，顶着一头乱发，打着哈欠坐到院子里，点一根烟，抽完了才开始吃早饭。他吃饭很慢，一碗粥能喝半个小时，喝的时候眼睛盯着远处，不知道在想什么。

老王起得最早，六点半准时出现在院子里，手里端着一杯茶，坐在秋千上看手机。他看手机不是刷短视频，是在看新闻，各种新闻，国内的国外的。我问他怎么这么关心新闻，他说习惯了，每天不看点新闻，总觉得少了什么。

老刘基本不出门。他每天早上起来，在院子里转几圈，然后就回房间了。有时候我路过他的房间，能看到他坐在窗户边，窗户开着，他对着山发呆。他的房间窗帘从来不合上，阳光照进去，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王晓丽每天都要出去，有时候去镇上，有时候去山里。她总是背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水壶和那几本书。我碰到过她一次，在镇上的小河边，她坐在一块石头上，光着脚踩在水里，手里捧着那本《遇见未知的自己》。我远远地看到了她，没过去打扰。

陈美每天的生活最规律。早上起来做早饭，然后打扫院子，洗衣服，买菜，做午饭，下午看电视或者看书，晚上做晚饭。她的生活像一条直线，没有起伏，没有波澜。但我觉得，她可能是这些人里最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人。

李浩呢，李浩每天都很忙。修水管、修灯泡、给客人换床单、联系维修师傅、跟供应商砍价。他忙得团团转，但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他说这种忙跟以前在武汉卖房子不一样，这种忙是看得见的，忙完了就能看到结果。

我每天没什么事，到处走走，看看。有时候去村口看老人打牌，有时候去河边坐一会儿，有时候就在院子里发呆。

日子过得很慢。

慢到我觉得时间好像停住了。

有一天晚上，王晓丽突然说她要走了。

她说她订了去云南的票，想去大理看看。我问她找到自己了吗，她想了想，说，没找到，但好像也不那么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找不找得到，可能没那么重要。”她说，“重要的是，我在找。”

她走的那天早上，我们在院子里送她。她背着那个布包，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冲我们挥手。她的笑容还是那么用力，但我觉得，那个笑容，比来的时候真了一点。

“祝你们都好。”她说。

“祝你好。”我说。

她走后，院子里安静了不少。

老刘坐在秋千上，看着她的背影，说了一句话：“找自己，找到最后，可能发现根本没有自己。”

我们都看着他。

“你们别这么看我。”他笑了笑，“我瞎说的。”

但我觉得他不是瞎说的。

又过了两天，老王也要走了。他的假期结束了，要回武汉上班。他走的时候很平静，跟每个人握了握手，说了声保重。他跟我说，他回去之后可能要辞职。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想明白了。”他说，“我干了二十年律师，从来没问过自己想不想干。现在我问了，答案是，不想。”

“那你打算干什么？”

“不知道。”他摇了摇头，“但至少，我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了。”

他的车开走的时候，扬起一阵灰尘。灰尘在阳光里飞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落下来。

老周站在我旁边，说：“又走了一个。”

“嗯。”

“我们这些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像候鸟一样。”

“候鸟？”

“嗯。”他说，“候鸟不是因为喜欢飞才飞的，是因为不飞就会死。”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那天晚上，老周也说要走了。

他说他老婆打电话来了，家里有点事，得回去。他走的时候很匆忙，连早饭都没吃，提着箱子就往车上扔。他跟我们说再见，说下次再来，然后发动车子，开走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李浩、陈美和老刘。

老刘说，他还要再住几天。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再住，他没说，我也没问。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站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周围全是人，但每个人的脸都是模糊的。有人在喊我，但我听不清他们喊的是什么。我想跑，但腿像灌了铅一样，动不了。

然后我就醒了。

窗外的虫鸣还在继续，山里的风还在吹。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忽然觉得很清醒。

明天，我也要走了。

十天，到了。

走的那天早上，李浩送我到门口。陈美站在他旁边，还是那副平静的表情。

“这十天，怎么样？”李浩问我。

“挺好的。”我说。

“找到了什么？”

我想了想，说：“什么都没找到。”

他笑了。

“那就对了。”他说，“什么都不找，才是真的找到了。”

我愣了一下。

然后我也笑了。

车子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李浩站在院子里冲我挥手，陈美站在他旁边，远处的山还是那么绿，云还是那么低。

我想起老周说的话，候鸟不是因为喜欢飞才飞，是因为不飞就会死。

我想，我们都一样。

我们来利川，不是为了避暑，是为了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停下来，喘口气，想一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继续飞。

车子开上高速，窗外的风景开始变化。山慢慢变矮，天变热了。我关上车窗，打开空调。

手机响了，是公司发来的消息，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我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收起手机，看着窗外。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村口那些打牌的老人。

他们坐在榕树下，风吹过，树叶沙沙响。

他们不着急，也不害怕。

他们只是活着。

而活着本身，就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