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新疆修路惊现国宝黄金权杖，遭哄抢至今未追回|国宝|墓主人|墓葬|手工业作坊|文物|金器|金银器|黄金权杖

挖掘机一铲下去，竟然挖出一张“金面孔”。

不是比喻，是真金的——一整张贴着人脸尺寸的黄金面具，连眉毛、胡须都镶着红宝石。那一刻，在昭苏县波马一带的工地上，所有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自己是在一条普通的场部公路边，挖开了一位千年前游牧贵族的“黄金王朝”。

故事就从这一下挖掘机的轰鸣声开始。

1997年10月中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74团准备在波马改扩建一条场部公路。工程很普通，就是修路，路基要垫三合土，于是挖掘机顺理成章上阵，在公路南侧的土坡上挖土。

司机按惯例放下铲斗，心里想的可能是今天能不能早点收工。谁知道铲斗刚下去，土还没来得及完全翻起来，就隐约看见东西在阳光下闪了一下。

驾驶室里的师傅愣了愣，旁边的工人也凑过来，等大家反应过来，那一铲子挖出来的，已经不仅是碎土，而是一堆金光灿灿的器物和柔软却带着岁月痕迹的丝织物——金杯、金罐、金剑鞘，还有布料一样的东西从土里“流”出来。

工地立刻像炸开了锅。

在今天，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别动，这是文物！”然后报警、拍照、拉警戒线。但在1997年的那片团场，情况完全不是这么理想。那时候，文物保护意识远没有现在这样根深蒂固，大家对“考古”“文物”的概念也模糊，眼前的反应很朴素：这是真金啊！

围观的职工和附近群众一拥而上，伸手就抢。刚挖出来的器物被瞬间瓜分，有人抓了金面具，有人揣了金杯，有人捡到丝织品碎片，还有人干脆往墓坑里翻，希望多碰点“好东西”。不到一会儿，刚露出来的墓葬就被翻得乱七八糟，原本可以完整呈现给考古人员的墓室结构、埋葬格局，全被这一阵“抢金狂欢”毁得干干净净。

等消息传到74团的团部，已经是抢掠基本结束之后的事了。

团领导听说修路挖出一大批金银器，还被群众抢走了，说不上是先震惊还是先头疼。很快他们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谁捡到是谁的”的事，而是可能涉及重大的文物发现。于是当机立断，一边安排当地派出所介入，调查并尽可能收缴流散在群众手里的器物，一边向伊犁州的文物主管部门紧急报告。

但在当时，新疆那一片地区的通讯和交通条件，可比不上现在动动手机就能秒回。电话也不是随便哪家都装得起，更别提移动网络。通知从团场到伊犁州文物管理所，耗掉了几天时间，信息一段段传递过去。等伊犁州文物管理所所长安英新接到消息，第一波现场已经被打扰得面目全非了。

安英新和同事拿到消息后，没多想，立刻收拾东西赶往昭苏波马。但从伊宁到农四师74团每天只有一趟班车，还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高速快车，而是要开一整天的大客。那天晚上3点，他们上了车，一路颠簸，第二天下午4点才在昭苏波马的团场下车。

这一趟车坐得很漫长，但也给了他们一点“预习”的机会。

车上的乘客基本都是团场的职工，他们刚好亲身经历了这场“黄金风暴”。团场出了这么大件事，几乎成为全车人的谈资。有人说自己亲眼看见那张金面具，像真人脸一样；有人描述那金杯的光泽，忍不住用手比划；还有人遗憾地说，听说有黄金权杖，但没看到就被人拿走了。

安英新坐在车上，一边听一边问细节。通过这些零散的讲述，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几件金器，而很可能是一整座重要墓葬被误挖、误抢了。对一个文物工作者来说，这既是兴奋，也是隐隐的痛：他们赶到了，但显然不够早。

到了74团之后，团长宋体选和政委舒文轩亲自出面接待。团领导把收到的初步情况向安英新做了详细介绍——什么时候挖到东西，群众抢的有多快，派出所后来怎么进行的收缴。随后安排派出所配合办理文物移交手续，让这些已经从民间回收来的金银器和丝织品重新集中到文物部门手里。

等考古专家真正下到现场，看到的是一个被严重打扰过的古墓区域。

他们先确认了地点。这片叫波马的地方，在更长远的时间轴上，并不只是一个团场，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波马古城旧址附近。这一带依山傍水，沿着山脉和河谷分布着不同年代的墓葬群，从秦汉一直延续到隋唐乃至宋元，至少有上千座墓葬散落在山坡和沟谷之间。

这里不是第一次被考古人员关注。早在上世纪70年代，新疆文物考古所就曾在波马一带进行过正式发掘，挖掘了二十多座墓葬，记录下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更让人唏嘘的是，这次被误挖的墓葬，距离当年发掘过的一座墓葬只有1.5米左右，几乎是贴着老发掘区的边缘。如果当年再多挖出一点范围，也许这座墓葬就不会以这种“被挖掘机掀开”的方式现身。

长期以来，当地居民就在这一带取土，用于垫圈舍、修房、修路，山坡因此被挖出一个大坑，深达2-3米，面积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这次发现金银器的地点，就在这个坑的西南角附近。

然而，此时的坑谷已经被翻得乱作一团，真正的墓室结构、葬具摆放、遗体位置、随葬品排列，全都被破坏殆尽。考古工作最看重的信息——“东西在哪里”“怎么摆”“跟什么放在一起”——几乎完全丢失了。

专家们只能从碎片中拼故事。

在当地公安和文物部门的努力下，最终从群众手中陆续收缴回来70多件金银器和丝织品。这个数字背后，既是效率，也是遗憾：显然还有不少东西没能再回到公家手里。

收缴回来的器物里，有镶嵌红宝石的金面具，这件后来成为伊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物件；有虎柄金杯，看得出带着典型的草原文化审美；有金盖罐、金剑鞘、金戒指、金箔，还有铠甲残片、铁制箭头、皮靴碎片、丝织品残片等等。

这些都是实打实存在、经过统计的实物。但在调查过程中，群众的口述里还反复提到两件东西：一个镶嵌宝石的黄金权杖，一个直径二十多厘米的白瓷盘。

很多人都坚称亲眼看见过这权杖。有说是像棍子一样的，有说上面有复杂纹饰，还有人说那权杖通体发亮、嵌满了宝石，看着就不一般。而那个白瓷盘，被描述为胎质细腻，釉色温润，跟当地常见的实用陶器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问题在于，等到文物部门正式接手这批出土品，这黄金权杖和白瓷盘已毫无踪迹。

没有人拿出来，没人承认自己留着，也没人能说明到底是跟谁走的。有可能是被人私自藏起来，也有可能在最初的混乱中就被带去了更远的地方。一句话，这两件文物从此消失在档案之外，只留在口耳相传的故事中。

对考古和历史研究来说，这不是简单的“少了两件好东西”，而是失去了一把非常关键的钥匙。特别是黄金权杖，如果真的存在，而且属于墓主人，那么它很可能是权力象征，是某种头领身份的标志物。权杖这种东西在中国古代出土本来就极罕见，如果能有实物出土、可以测定年代、分析工艺，可能会大大补充我们对当时草原民族权力结构、仪礼制度的认识。

现在，这把可能改变相关研究格局的“黄金权杖”，只能存在于“据说”“听说”“好像看见过”里。

不过，即便失去了这两件重要器物，波马墓葬的收获仍然震撼。专家们通过对现有文物的研究，还是勾勒出了墓主人的大致轮廓：时间大约在公元6-7世纪，也就是隋唐之际或稍前后；身份应该是某个游牧部落的贵族，甚至不排除是部落领袖级人物。

判断依据，很直白——因为这个人的遗体几乎被黄金覆盖。

从面到手，再到身上的部分铠甲和饰件，黄金像第二层皮肤一样把他包裹起来。我们能想象的不是一个普通战士，而是一个位高权重、富有到极致的人，在他那个时代，拥有这样的葬具，意味着一种极高等级的象征。

其中最让人忘不掉的，还是那张金面具。

这面具高约17厘米，宽约16.5厘米，重量达245.5克，尺寸几乎和真人脸吻合，显然不是随便捏一个形象，而是依照墓主人的真实面部特征打造的。换句话说，这是一张被金工匠“翻刻”过的脸，是墓主人在死后世界里顶着的“金色替身”。

通过面具可以大致看出墓主人的长相：面孔方圆，脸型较宽，眉毛浓，眼睛圆而稍大，八字胡明显，络腮胡飘垂，整个人的形象有一种威严和不怒自威的感觉。你几乎能想象，若是活着站在草原上，他可能是那种骑在马上发号施令的头领。

这张面具的制作工艺也很值得细细说说。

它不是一整块金子随便敲一敲，而是按照中线将面部分为左右两半，先用锤揲工艺把金片敲打出脸部的曲面和五官形态，再进行抛光，然后将两半对合焊接，最后用小铆钉铆合固定。嘴、鼻、眼睛、脸颊等部位都是通过锤揲成型，工匠要对人脸结构非常熟悉，才能做出如此贴合的造型。

更精彩的是装饰部分。眉毛不是简单画出来的，而是用金和红宝石镶嵌成型，眉弓的线条一边是金，一边是宝石的光泽。眼睛直接用两颗圆形大红宝石来做瞳仁，红色在金色的面具上格外抢眼，仿佛这位墓主人还在用亮晶晶的眼睛审视世界。

八字胡须部分，同样用金片配合多块宝石组合而成，只不过现在大部分宝石已经脱落，只能从镶嵌的痕迹推断当时的华丽程度。络腮胡更是大手笔：工匠用宽约1厘米的长条金饰条焊铆在面具两腮上，再在金饰条上焊接了39个心形边廓，每一个心形边廓里面原本都嵌有红宝石，边廓周围用细金珠点缀，一粒粒焊接上去，形成非常繁复的装饰带。

以鼻尖所在的中线为界，右边嵌宝石20颗，左边19颗，全部都让心形的尖端向下排列，形成一种有秩序的装饰节奏。你可以想象这张面具在刚刚出土时，如果宝石还相对完整，那种铺天盖地的光彩，会让人直觉觉得这是一个“黄金之人”的脸。

在制作工艺上，这件面具几乎把古代金银器的常见技术都用齐了——镶嵌、锤揲、焊接、抛光……每一步都不简单，而且要在面部这样曲面复杂的地方完成。能做出这种作品的工匠，在当时肯定不是普通匠人，更可能是专门服务贵族阶层的工艺大师。而能让他们这样“砸钱”和“砸工”，为自己打造一张黄金面孔的墓主人，地位自然不言而喻。

这件面具现在成了伊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几乎每一个到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人，只要走进那个展厅，都会被它牢牢地“抓住眼睛”。

当你站在展柜前，看着这张金面孔的细节，可能会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好看”“值钱”，而是一个跨越千年、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人的存在证据。他不再只是史书里某个模糊的“游牧贵族”，而是有脸、有眉、有胡、有眼睛光泽的具体形象。

除了面具，这批出土文物里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注意。

比如那虎柄金杯，杯身和柄上的虎形装饰，透露出草原民族对猛兽的崇拜和勇武精神的象征；金剑鞘和铠甲碎片暗示墓主人应是武职出身，可能在部落军事组织中位置不低；丝织品残片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这里不是简单粗犷的“草原生活”，而是已经与丝绸之路上的汉族、中亚地区产生了交往，布料和工艺很可能有外来因素。

所有这些线索加在一起，画出的，是公元6-7世纪那个时代的一个切面。波马所在的地区当时处在多种势力交错之地，不同草原部落、汉地王朝、周边政权通过战争、婚姻、外交、贸易不断交流，权力结构也在变化。一个被黄金包裹的游牧贵族安睡在山坡下，身上的金器与远方的工艺相连，他的存在从物质上提醒我们，那些历史远不是“某某政权更替”这么简单。

但是，回到这次事件本身，这一切认识是带着遗憾的。

因为墓葬是在修路时被误挖，加上抢夺混乱，考古发掘最依赖的“原始信息”大量流失。我们不知道墓室究竟是单室还是多室结构，不知道是否有陪葬墓，不知道墓主人和其他随葬骨骸的具体相对位置，也无法精确还原随葬品的摆放逻辑。这些信息，往往决定了考古报告能不能从“讲故事”上升到“解释制度”。

更现实的后果，就是让很多本可以清晰回答的问题变得模糊。

黄金权杖到底长什么样？上面的纹饰是否和某个已知政权的符号有关？白瓷盘的烧制窑口是中原某窑，还是中亚传入？墓葬中是否有多位葬者，体现的是家族墓，还是某种特定人物的单葬？这些都只能停留在假设层面。

从更大范围来看，这件事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其实也起了一个“刺激”的作用。

1997年的波马，对很多人来说，文物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远不如眼前的现实生活来得直接。金器看起来能换钱，丝织品看上去稀奇，谁捡到就是谁的，这是当时不少人的朴素想法。但是，当公安介入、文物部门收缴，大家慢慢了解这是国家文物、是不能私自占有的，同时在媒体、内部宣传中听到专家对这批文物的评价时，很多人也在反思：原来我们脚下这片地，不只是农田和团场，还有一层很多年没被看见的历史。

后来的几年里，新疆各地对于文物保护的宣传慢慢加强，“修路、取土、盖房时如果疑似挖到古墓一定要报告”的观念开始深入基层。波马这次的经历，实际上成为不少内部培训和宣传中的反面案例：大家会说，“你看，当年那座墓被哄抢，信息全毁了，有些东西到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了”，以此提醒新工程要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