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很多人觉得自己懂点谋略,但真要深究谋略是什么,又说不清楚。大众要么把它等同于“三十六计”的小聪明,要么觉得是上不了台面的厚黑学。其实在中国传统兵学里,谋略是一个十分宏大的概念——它既是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思维艺术,也是治国理政、凝聚人心的大学问。本文摘编自军事谋略学科的奠基者、学科带头人李炳彦的新书《军事谋略学》,作者从《汉书·艺文志》的“兵权谋”说起,梳理中国谋略文化的源流,勾勒出军事谋略学这门学科的理论边界:它研究的不是具体战术,而是活力对抗中决策者的思维规律。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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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争现场沙盘。视觉中国 图

被误读的权谋——中国兵学的根不在“诡计”

谋略,也叫权谋。比较东西方军事文化史,重权谋,是东方兵学文化的重要特色。

《汉书·艺文志》把中国古代兵学分为四大流派,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在中国兵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主流是兵权谋。“权谋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研究中国历史经典,权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源和作用都不仅仅限于兵学。唐孟氏《孙子注》说:“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足见,权谋不仅是用于克敌制胜的计谋,至少还是治国理政,增强内聚力,提高集团向心力的大思想。

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等,都可以说是讲权谋的书。其中,《韩非子》重于讲政治谋略,《老子》重于讲处世谋略,《孙子》重于讲军事谋略,《鬼谷子》重于讲外交谋略。兵书《六韬》《三略》不只讲用兵之道、制胜之术,而且多处是论述治国安邦之道、巩固政权之策。所以,人们也常常把权谋、谋略称之为韬略。权谋都有一定的保密性,因此,古人常称之为阴谋。在现代汉语中,阴谋带有贬义,不好听。一提阴谋诡计,似乎不是好人用的。王充在《论衡·定贤》中甚至提出这样的疑问:“以权诈卓谲,能将兵御众为贤乎?”然而,《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则明确提出:“权者反于经”。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在竞争角逐中争强夺魁,运用的方法往往是“离经叛道”的,“依经依道”,非胜算之理。

《说苑·权谋》中讲:“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明人冯梦龙撰著《智囊》一书,从浩瀚历史中采集了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等,不同层次的谋略故事。他认为:“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冯氏这里讲的“智”,就是权谋。

日本学者村山孚,研究中国古代的权谋术,提出这样的思想:权谋术,原本是人类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求生存而产生的一种智慧,如同“菜刀是用来切菜的厨具,然而也可以用来杀人。但没有人因为菜刀偶尔曾被用作杀人凶器,而怀疑菜刀本来是切菜必需的厨具。”今天,我们讲权谋,许多人还不理解,讲《孙子兵法》,则被看作高雅的事情。然而,对《孙子兵法》,有人研究为打胜仗;有人研究为在商业竞争中取得更大的利益;有人研究是为了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寻找到一种有利于自己进取的处世方法……不同的目的,只不过是把孙子的权谋术运用于不同的方向、领域而已。正如此,谋略作为人类的智慧闪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总结,成了一门值得专门研究的学问。

尽管中国古代兵法家重权谋,但真正把谋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把军事谋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在中国大陆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谋略对于中国军人来说,人人似乎都很熟悉,但要从理论上深究,又似乎很陌生。在齐魏桂陵之战中,为什么孙膑能想出“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之计,田忌却没有想到?为什么韩信在井陉之战中,“背水列阵”,能取得“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效,马谡在街亭之战中,山顶扎营,则“置于死地”而败北?为什么孔明未出茅庐能“先知天下三分”?为什么贺若弼袭陈,在公开的行动中达到隐秘出奇?为什么智高一筹的将军能牵着对手的鼻子走?为什么同样的力量置于不同的空间点位,会出现功能放大或缩小效应……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军事谋略学才能做出较为科学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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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

军事谋略学的界定边线

理解中国的“兵权谋”思想,应当有个大谋略观。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学者曾出版过一本叫《军事谋略论》的小册子。可惜,这本书的作者简单地把谋略定义为“示形用诈之术”。这是一种狭隘的小谋略观。军事上“示形用诈”,西方叫“欺敌活动”,它是“兵权谋”的一部分,军事谋略研究,不能一叶障目。外军的军事理论中,也强调谋略的运用,如前苏军总参谋长洛波夫大将写的《战争中的谋略》。这部书对谋略作的定义是:“为实现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而采取的一切手段。”与我们讲的中国兵法谋略相比较,这也是一种小谋略观。洛波夫大将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但在作战理论总结中,坚持的是西方军事思维。

正确理解谋略的概念,或从一种新学科的角度为谋略下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首先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根问祖”。如前所述,中国的经典论著中,充满了谋略文化的精髓。影响中国社会发展最深的经典传统文化,有三大主流,即“儒、道、兵”(有说“儒、释、道”。其实,作为佛教的“释”是印度传来的,传到中国虽有发展,但终不是土生土长)。人类在生存与发展活动中竞争对抗,儒、道、兵三家皆提倡谋攻谋胜。儒家的价值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秦的儒家在施展治平之志时,并不以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为目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价值观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济世救人,是道家的使命。思大谋方远,无欲德自高。历史上伟大的王者之师,兵学谋略家,实际是兼儒、道两家的价值观于一体,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外示孙武,内修老庄(文臣多是外示儒法,内修黄老,其意一也)。以自身的道德修炼,实现“内圣外王”之境界。

“兵以诈立”,是对敌而言。兵家诡道也是谋胜所必需的。用兵于仁义,取胜在诡诈。《三十六计》可以说是一部“诡道大全”。“诡道者,不守常也。”非常规,非常法,非传统,非对称,灵活变通才是“诡道”的实质。《三十六计》是一本“以易演兵”的书,在《易经》中,六代表阴,九代表阳。诡道权谋之计,因保密性,通常称之谓阴谋。《三十六计》共分六套,每套六条。六六三十六,寓意诡道权谋,应变无穷。以大谋略观思考,应变无穷的诡道权谋,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就成了一种创新力,有了普遍实用性。1980年,笔者出版的《三十六计新编》,引起瑞士汉学家胜雅律的极大兴趣,他借来中国开会之际,先后十多次向我咨询,后以《三十六计》为框架,汇集各方面案例,写出《计谋》一书,中西方都很畅销。后又把我的《兵家权谋》一书译成德文,传向世界。胜雅律把中国的诡道权谋,解译为一种处理特殊矛盾的特殊方法。方法就是工具,工具是没有阶级性、没有善恶之分的。

正确理解中国的谋略概念,需要继续从我们先贤的经典论著中去考察。前文提到的《汉书·艺文志》对“兵权谋”的解释,仍然是我们今天定义军事谋略的基础。

汉代有位叫刘向的经学家,在他著的《说苑》一书中指出:“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知事者,见事而知成败得失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刘向所说的上谋,即知命之谋,是指战略层面的谋略。知事之谋,一般属于战术层面的谋略。无论战略层面还是战术层面的谋略,都首先需要深远的预见力,需要大谋略观的眼光。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处于世界走向多极化之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体现了大谋略观。

“多行不义必自毙”,物极必反,久霸必衰。当今,大国博弈中的兴衰发展趋势,只有用大谋略观,才能看得清。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战场上的胜利愈来愈赖于平时的建设。今天理解孙子的这一名言,也需要大谋略观。

新时代,以大谋略观筹划国家安全战略,需对百年不遇大变局的趋势作出判断,主动引领和塑造未来。

正是基于大谋略观,笔者从学科建设出发,对谋略理解为:“在活力对抗中(人与人,包括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竞争对抗活动),决策者预测未来,把握势机,修道保法,趋利避害,统筹策划的过程和思维结晶。”谋略的主体是决策者,环境是竞争对抗活动。军事对抗是人类竞争的最高形式,来自战争实践的兵权谋更具有普遍意义。竞争对抗活动是研究谋略的逻辑起点,服务于决策是谋略的使命和价值体现。谋略运用的最高境界是胜于无形,蕴含在孙子的“全胜”思想之中,济世利民,为而不恃;学谋的关键在修身,智商要靠情商来驾驭;开创历史的成功者,都是由大智大勇者来扮演;照亮时代的谋略之光,只能从伟大人格的天幕上射出。当今,随着谋略的市场化、工程化,更需要借鉴先贤先圣的智慧,融众智,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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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苑》

军事谋略学到底研究什么

军事谋略学是研究军事对抗活动中,决策者的思维规律的学说,即关于军事对抗活动中,决策者形成相应对策方略及随机应变的思维规律的学说。

这里讲的决策者,即定谋者,是泛指。一个士兵在独立执行任务,处置情况时,也是一位决策者。

在这个表述中,关于“活力对抗”,无论对一般谋略学还是军事谋略学研究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

活力对抗:双方目的相向的人,或有人加入的系统,智力在相互作用时所构成的无形活动过程,以及在这个无形活动过程的制约下,所表现出的有形力量的抗衡与竞争实践。

关于活力,日本素有“经营之神”美誉的土光敏夫提出过一个公式:

活力 = 智力×(毅力+体力+速力)

其中的毅力,主要包括意志力;速力指捕捉时机的态度和本领,包括敏锐的观察力和反应能力。土光敏夫的座右铭是“让一切充满活力”。

这里又提出对抗与竞争两个概念。一般说,对抗是指两支力量在相向运动时发生的撞击。竞争指两支力量在同向运动中的争先。但是,在人与人构成的竞争活动中,虽然有形的力量表现为同向运动,但隐藏于有形力量背后的无形力量,即目的、心理、意志则是相向相对的。人与人的对抗和竞争,都是为争取某一利益目标,都表现为一方的得利正好是另一方的失利,一方的主动正好是另一方的被动。因此,活力对抗包含着人与人的对抗和竞争这两种基本形式。

在军事谋略学的定义中,关键的两点是:一为“竞争对抗活动”或称“活力对抗”,一为“决策者”。由此,不仅划定了军事谋略学的外延,同时也不言而喻地确定了军事谋略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首先,把军事谋略学界定在思维层次上来认识,也就划清了军事谋略学和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指挥学等军事学科,以及新的科学方法论的界限。

因为后边这些学科,都不是思维科学的内容,不是专门研究思维的。就是说,战略、战役、战术,都是对目标说的,而谋略是就人的思维而言。

战略、战役、战术中都有谋略的运用问题,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们是按照一定的谋略思想进行具体的规划与设计。同样一个谋略思想,如声东击西、暗度陈仓等,既适用于战略、战役,又适用于战术。正因为这样,谋略既不同于战略、战役,也不同于战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它属于交叉学科,横断综合性方法论,正像许多谋略思想可以用于经商,但不是经营学;可以用于下棋,但不是棋书一样。

其次,把谋略学研究的范畴,进一步界定在“活力对抗”的空间之内,这就划清了谋略学同辩证法和思维科学的界限。大家知道,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规律的学说。思维科学一般认为是研究人有意识思维的规律的科学,谋略学虽然也研究思维,但它只是研究活力对抗这一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寻求制胜之道、克敌之术的思维规律。在这里,思维的针对性、对抗性都非常强。

研究活力对抗中的思维活动,心理因素占有重要的比重。比如,人的心理如何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何随对方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决策风险度与心理承受力等,这同时可以看出,谋略学和心理学又有区别。

许多情况下,科学决策就是选择使用计谋。正确的谋划过程,往往也是科学运筹过程。特别在现代战争中,一些奇谋妙策的确定,需要借助运筹学的定量方法。但是,谋略学不同于运筹学和决策科学。决策科学强调决策过程的规范化、程序化。许多奇谋方略的提出则常常是对规范化、程序化的突破。谋略可以成为决策的核心,但不是决策的全部、运筹的全部。运筹学的定量分析,可以使某些谋略的选择建立在可靠的客观基础之上,但对于双方都处在变动中的活人来说,奇谋的产生则常常在定量分析之外的直觉之中。简而言之,谋略学只是出主意,而运筹学则是想办法。在一些情况下,特别在对抗手段比较原始、形式比较单调的古代战争中,主意和办法大致是相同的,运筹、决策和谋略也同融于兵法之中。而今,随着对抗手段、对抗形式的日益复杂,出主意和想办法就不是处在一个层次上了。较为抽象的主意是原则性的精神产品,办法则是将主意分解后的具体精确的行动方案和实施计划。前者要求对策的正确性,而后者则追求精确度。

在前文讲的谋略学的两条界定边线中,对“思维规律”这条界定边线,目前多数同志比较容易接受,对“活力对抗”这条界定边线,许多同志则不易接受。其中一个原因是认识习惯和思维定势作祟。一提对抗,似乎只能是敌我矛盾,只见有形而不见无形。这样一来,他们就常常提出,你讲的谋略只有在战争舞台上才能派上用场。其实,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利益矛盾,都有心理的相斥现象存在,都有“无形的不一致”,这种“矛盾”“相斥”和“不一致”,不一定都表现或演化为外部冲突形式,但在恰当的解决过程中,都需要运用谋略。比如,我们要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同样需要谋略,一方面要建立先进的管理制度,增进集团成员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则需要设法增强集团核心的吸引力。只有使这两个方面的心理意志所追求的目标相统一,才能使集团的凝聚力加强。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两方面并不是统一的。向心力与离心力,吸引力与排斥力常常并存,随时随势相互转化。谋略用于集团本身,多是为了设法消除离心面和排斥面,促使向心力与吸引力的结合。

活力对抗和我们平时讲的对抗性矛盾不同。我们平时从政治学的角度所说的对抗性矛盾,是指敌我矛盾,是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活力对抗则是指双方意志、意愿、目的、心理的相排斥性。这种排斥虽然最突出、最明显地表现在敌对集团、阶级、国家之间,同时也常常存在于集团内部。由此决定了不仅在战场上,在敌对场合需要谋略,而且在集团内部的管理、领导中也需要谋略。这也正是先圣说的“权谋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另外,就活力对抗的外化形式来说,可分为潜阶段和显阶段。“显阶段”是看得见的对抗,“潜阶段”则是为对抗作准备的阶段,这一阶段虽然看不到直接的对抗过程,但准备的好坏则直接影响到未来对抗的结局。所谓“先胜而后求战”,正是谋略在潜阶段的反映。所以,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军队、国防乃至一切准备扮演未来对抗舞台上的角色,在自身的发展、建设中,仍然需要运用谋略。

总之,认识谋略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把握思维规律和活力对抗这两个边界线。特别是对后一条边界线的认识,一定要看到与政治学中讲的对抗性矛盾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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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谋略学》,李炳彦/著,新时代出版社,2026年6月版

来源:李炳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