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琳把协议推过来的时候，手指压在“2个月补偿”那一行上。指甲涂着暗红色甲油，在日光灯下泛着油亮亮的光。
她说：“冯工，公司不容易，你体谅一下。”
我没看她。
我看向窗外，楼下那个抽烟的中年男人是上个月被裁的老李。
他领了1.5个月补偿就走了，走那天在保安室签完字，把工牌扔进纸箱的动静特别响。
“何经理，”我收回目光，端起她倒的那杯水，喝了一口，“我干了12年，按N 1应该是13个月。”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保持了三秒，然后她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
“傅总监，麻烦你来一趟3号会议室。”
我看着她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第三下敲下去的时候，门开了。
01
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我到的公司。
电梯里碰见薛高澹，他低头看手机，屏幕上的微信对话框一闪一闪。我跟他打招呼，他抬了一下头，嗯了一声，又低下去。
我俩共事八年了，以前不是这样的。
去年公司被收购，新管理层进来后，薛高澹被提成技术部主管。
他手下管着二十来号人，其中一半是跟他干了五六年的老人。
他压力大，我能理解。
但最近这几个月，他明显在躲我。
不是因为私人恩怨。是因为公司要“优化”人员，他作为主管，得配合。
我刷了门禁卡进办公区，发现我工位上的电脑蓝屏了。显示器右下角贴着张便签：系统维护，请勿关机。字迹陌生，不是我们技术部的人写的。
我没多想，开了主机准备重装系统。机箱风扇嗡嗡响，我往桌上一靠，胳膊肘碰到个东西——一个移动硬盘，黑色的，不认识。
我拿起来翻了个面，背面贴着一张发黄的标签纸，上面用签字笔写着：王建国-备份。
王建国，前技术总监。去年年底走的，说是“个人原因离职”。
这硬盘怎么跑我桌上来了？
我插上电脑试了一下，打不开。显示需要密码，三次输错自动格式化。我拔下来放回抽屉里，心想回头找老同事问问怎么解密。
九点整，电话响了。
何琳的秘书打来的，声音很客气：“冯工，何经理请您去一趟3号会议室。”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三个月前，我就被调出了新项目名单。工位从靠窗的好位置挪到了厕所对面的角落。绩效考核也从连续五年的A，变成了C。
这些变化，公司连个解释都没给。
我没收拾东西，空着手走出工位。路过茶水间的时候，看见薛高澹在里面站着，手里端了杯咖啡，没喝。他跟我的视线对上，又移开了。
3号会议室在走廊尽头，门虚掩着。我推开门，何琳已经坐在里面了。她面前摆着一叠A4纸，最上面那一页贴着公司的Logo。
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冯工，坐。”
我坐下。她把那叠纸推到我面前，又从中抽出一支笔，笔帽上的Logo已经被磨得快看不见了。
“冯工，公司最近在做人员结构优化，您也知道。”她的语气很平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经过综合评估，技术部这边需要做一些调整。”
她停了一下，等我反应。
我没说话。
“公司考虑到您多年的贡献，给出的补偿方案是两个月工资。”她手指点在协议上，“您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签个字。”
会议室里的空调温度很低。我后背有点凉，但手心是热的。
我没接笔。
端起她倒的那杯水，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放了一会儿了。
我咽下去，才开口。
“何经理，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她的笑容没变：“怎么？”
“我在公司干了12年。”我放下杯子，“按劳动法，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标准是N 1。12年就是12个月，再加1个月的代通知金，总共13个月。”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了一句。
“你们写2个月，这数字差得有点大。”
何琳的笑容，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02
会议室的安静持续了大概五秒钟。
何琳的手指停在协议上，没有拿开。她垂下眼睛看了看那叠纸，又抬起来看我，嘴角还维持着一个弧度，但已经没有笑意了。
“冯工，”她换了个语气，比刚才沉了一些，“公司这次优化，补偿标准是统一的。”
“统一的标准是2个月？”我问她。
“公司有自己的考量。”
“那劳动法也有自己的规定。”
她又顿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的笑带点儿别的意思。她拿起手机，翻了个号码，拨出去。
“傅总监，麻烦您来一下3号会议室。”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放在桌面上，屏幕朝下。
“冯工，有些事咱们可以先聊聊。法务那边的人到了，咱们再一起说清楚。”
我没接话。
她也没再说。
我俩就这么坐着，会议室里只有中央空调的声音，嗡嗡的，像有只苍蝇在脑子里转。
我看着窗外来往的车流，想起薛高澹有次喝多了跟我说的话。
那天是上个月，技术部聚餐，吃烤串。
薛高澹平时不怎么喝酒，那天破例喝了三瓶啤酒。
他喝得脸通红，拉着我说了一句话，声音压得很低。
“老冯，新老板说了，35岁以上的，要么自己走，要么让人家走得不好看。”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他没再说了，拍着我肩膀说“兄弟你别多想”。
那天晚上回家，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我老婆十一点打电话回来，说今晚加班不回了。她在医院当护士长，经常夜班。我接了电话嗯了两声，挂了之后发现自己连灯都没开。
那之后我开始留意公司的一些变化。
老李被裁的时候，我听说他只拿了1.5个月。
他去找何琳谈，何琳跟他说：“你要是不签，背调的时候公司只能说绩效不达标了。”老李在行业里干了十几年，最怕的就是这种事。
他签了。
这事我父亲知道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父亲当了一辈子法官，退休后在家养花。电话里他说了一句：“按你跟我说的，这公司的做法不合规矩。”
我问他什么规矩。
他说：“你去把那本书找出来，03。”
他说的“那本书”是《劳动法》。
我床头柜上就有，还是他当年送我的一套法律丛书里的。
我翻了03，翻到关于经济补偿的那一页，逐条读了一遍。
读完，我把书夹上书签，放回原处。
没跟任何人说。
会议室的门响了。
何琳站起身，脸上又挂上了职业化的微笑。
门开了，进来一个女人，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银色细框眼镜，穿着深灰色西装。
她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封面已经有些磨损。
何琳迎上去：“傅总监，麻烦您了。”
傅晓雯点了点头，然后目光落在我身上。她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抿了一下，像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她坐下来，把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是空的。
“冯工，”她说，“您对协议有什么疑虑，可以跟我说。”
何琳站在旁边没走。傅晓雯看了她一眼：“何经理，我想跟冯工单独聊聊。”
何琳愣了一下。笑容僵了大概半秒，然后说好，转身出去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我能感觉到那扇门关得很紧。
傅晓雯没急着说话。她看着我，像是在确认什么。
然后她开口了。
“冯工，您父亲是不是姓冯？”
我说是。
“冯广进。”
我说对。
她推了推眼镜，脸上的表情松动了一点。
“冯工，六年前，您父亲代理过一个劳务纠纷案，上诉人叫张立国，告的是XX建筑公司。”
我想了想，记起来了。
那年我父亲还没退休，接了这个案子，打赢了。对方公司给张立国补了三年社保，还赔了钱。
“那个案子的判决书，我硕士论文写的就是那个。”傅晓雯说，“我查过所有的卷宗。”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也没再多解释。
“冯工，协议的事，我建议您先别签。”她合上笔记本，“回去想想，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她把一张名片推过来。
我接过来看了看，名片上印着她的名字和手机号，下面还写了一行字：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咨询。
“谢谢。”我把名片放进口袋里。
“不用谢。”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冯工，提醒您一句。”
“有些东西，最好不要再让别人经手了。”
03
那天上午我没回工位。
我从3号会议室出来，直接进了楼梯间，从六楼走下去。走到四楼转角的时候停下来，掏出口袋里傅晓雯的名片，又看了一遍。
字是印刷体，没有多余的东西，很干净。
她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最好不要再让别人经手了”？
我回忆了一下。会议室里只有三个人：我、何琳、傅晓雯。何琳出去以后才轮到傅晓雯说话。她是在提醒我什么？
电梯响了，有人出来。我回过神来，把名片装回去，下了楼。
走出写字楼大门的时候，保安老赵正在门口抽烟。他看见我，把烟掐了，点点头喊了一声：“冯工。”
我说早上好。
他看了一眼我身后，没见有人跟着，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冯工，您工位上的柜子，昨晚上有人动过。”
我脚步停住了。
“什么？”
“昨晚上十点多，有个人拿钥匙开了您的抽屉。”他左右看了看，“我没看清是谁，穿深色衣服，戴了口罩。”
我问他怎么知道的。
“楼里有监控嘛。”他指了指头顶上的摄像头，“我看了一眼回放，那人开了差不多五分钟，拿了个东西出来，又走了。”
“拿的什么？”
“看不清楚，太小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抽屉里没什么值钱东西，除了那个黑色移动硬盘。
我离开公司以后没有直接回家，在楼下花坛边坐了一会儿。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
“平啊，中午回不回来吃饭？”
我看看时间，十一点十五分。
“回。”
“那我去买点菜，你想吃什么？”
“随便。”
“你别老随便，你说个菜。”
“……红烧肉吧。”
“行。”
挂了电话，我又坐了一会儿。手机屏幕亮了一下，进来一条微信，是薛高澹发的。
“冯哥，下午有空吗？想跟你聊聊。”
我没回。
我站起来，往公交站走去。
上了车，靠窗坐着，看着外面的街景一晃一晃地过去。
这路公交车我坐了12年，从27岁坐到39岁。
从技术员坐到技术骨干，从一个人坐到有老婆有孩子。
手机又震了一下。
还是薛高澹。
“何经理那边你别放在心上，我也在帮你想办法。”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半天。
我回了一句：“没事，再说吧。”
下了公交，进小区的时候，迎面碰上隔壁单元的老刘。
他推着婴儿车，车里是他孙女，一岁多，咿咿呀呀的。
老刘看见我说一句：“今天回来挺早。”
我说请假了。
他哦了一声，没多问。
回到家，我妈正在厨房里忙。红烧肉的香味飘出来，闻着还挺香。我换鞋走进客厅，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是新闻联播的重播。
他没回头，说了句：“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公司那事，怎么样了？”
我坐下来，把今天的事说了。没提傅晓雯的提醒，也没提硬盘的事。
我爸听完电视都关了，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女法务，她想干什么？”
“不知道。”
“你跟她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
我爸把手里的遥控器放下，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小区里的老槐树，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簌簌地落。
“她认识我？”他问。
“六年前那个案子，她研究过判决书。”
“那个案子啊……”我爸想了想，“原告是张立国，被告是XX建筑公司，案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案子判了，建筑公司补缴了社保，赔了12万。”
“您全记得？”
“这辈子打的官司不多，有印象的没几个。那个案子的代理费我从头到尾没收到，张立国实在没钱。”
他转过身来。
“不过那个案子倒是有个特别的地方。”
“那家公司的法务，后来离职了。”
我愣了一下。
“为什么离职？”
“她给张立国递了份内部文件，证明公司是故意违法解除。”我爸说，“后来被公司知道了，她就被逼走了。”
那个法务叫什么名字？
我爸想了想：“好像是姓……姓傅。”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是傅晓雯。
微信只发了三个字：“硬盘在？”
04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我爸问我什么，我说没事，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放在茶几上。
“那个女法务给你发消息了？”我爸问。
“嗯。”
“说了什么？”
“没什么。”
我爸没追问。他转身去厨房了，跟我妈说了两句什么。油烟机的声音嗡嗡的，听不大清。
我拿起手机，给傅晓雯回了一句：“在。”
她很快又发了一条：“你搞清楚里面有什么了没有？”
“没有。加密了，三次输错自动格式化。”
“别动它。明天你到我这边来一趟，我认识一个搞数据恢复的人。”
我没马上回复。
我想了一会儿，问她：“你为什么要帮我？”
隔了大概两分钟，她才回：“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债要收。”
“什么债？”
这次隔的时间更长了。我盯着屏幕等，等到红烧肉端上桌了，她还没回。我妈喊我吃饭，我说来了，把手机放桌上去洗手。
饭桌上我妈问公司里的事，我说还好。她又问我工作忙不忙，我说还行。她看看我，又看看我爸，没再问了。
吃完饭，我帮我妈收拾碗筷。她刷锅的时候说了一句：“你爸这几天总是半夜醒，翻来覆去的。”
“因为什么事？”
“他担心你。”
她拧开水龙头，哗啦哗啦的水声盖住了她后面的话。我没再问。
晚上十一点，我回到房间，翻看手机。
傅晓雯九点多回了消息，很长一段：“我十年前刚入行的时候，跟过一个师父。她在这家公司做了五年法务。六年前张立国的案子，她私下给原告递了证据，被公司发现后开除了。行业里封杀了她，她后来转行做保险，去年查出来胃癌，上个月走了。”
“我欠她的。”
“硬盘里的东西，是我帮她留下来的。”
“但你手上拿到的那个硬盘，不是我给的。我也不知道谁拿走的。”
“可能是她生前放在公司的。”
我把这段话翻来覆去看了三遍。
窗外起风了。窗帘被吹起来，飘了一下又落下去。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闭上眼睛想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起了床，洗漱完，把那块硬盘从抽屉里翻出来，用报纸包好，装进一个手提袋里。
出门前跟我妈说了句中午不回来吃饭，就出了门。
傅晓雯约的地方不在公司，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厅。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旁边空位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黑色公文包。
我坐下来，把手提袋放在桌上。
她看了一眼，问：“就是这个？”
她把手提袋拉开，看了一眼里面的报纸包，又拉上了。
“行，走吧。”
“去哪？”
“我那个朋友住得不远。”
她结了账带我出门。她开了车，我坐副驾驶。路上她没怎么说话，我也没有。
车开了二十分钟，拐进一个老旧小区。她停好车，带着我上了六楼，敲了左边那家的门。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开的门。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夹着一支烟。
“老陈，找你帮个忙。”傅晓雯说。
老陈看了一眼我，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手提袋，侧开身子让出一条路。
“进来吧。”
他把烟掐了，在电脑前坐下。我把硬盘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看，插上电脑。屏幕上弹出一个对话框，要求输入密码。
“这加密等级不高，就是普通的BitLocker。给我半小时。”他说。
我跟傅晓雯在客厅里坐着等。客厅很小，堆满了旧书和打印纸，墙上贴满了各种技术证书。空调是旧的，嗡嗡响着，但凉快。
老陈没说话，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了一阵。忽然停下来，骂了一句脏话。
“怎么了？”傅晓雯问。
“有人动过这硬盘。”老陈转过头，“这东西被人远程访问过。里面有痕迹。”
他指指屏幕：“有人想偷里面的东西，但没成功，密码被改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三天前。”
三天前。正好是我发现硬盘的时间。
“硬盘里的东西还能读出来吗？”我问。
“能是能，但得先把现在的密码破译了。”老陈转回电脑前，“再给我二十分钟。”
我看着他的背影，脑子里涨涨的。有人三天前动过这硬盘，然后硬盘被送到我桌上。
是谁送的？
想让我拿这东西做什么？
傅晓雯坐在旁边，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太正常。
“傅总监，”我说，“你到底想做什么？”
她没有看我。
“我想让他倒台。”
05
老陈花了四十多分钟，解了盘。
屏幕上弹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按年份分类的十几个子文件夹。
“东西都在这了。”老陈站起来，把位置让给我，“你们自己看。”
我坐下来，点开最近那个年份的文件夹。
里面是大量的Excel表格和PDF文件，文件名全是数字和字母的组合，看起来很乱。
我随便点开一个，是一份入职审批表。
傅晓雯站在我身后，透过我的肩膀看屏幕。她说：“往下翻。”
我翻了一下，发现不对劲。
这些表格和审批单，表面上看起来是正常的员工档案资料。
但每份表旁边都附了一个隐藏列，里面标记着员工的年龄、入职年限、最近一年的绩效考核原始分数。
“这就是他们用来筛选‘优化’名单的东西。”傅晓雯说，“原始绩效和上报绩效，差了两个等级。”
我仔细看了看，确实如此。
一份普普通通的绩效考核表，原始数据显示员工得分是87分，但上报到人事系统里就变成了62分。
差的这25分，刚好把一个“良好”变成了“不合格”。
我继续往下翻。
除了绩效考核的原始数据，还有考勤记录。
不少员工在系统里的缺勤记录，实际上是正常出勤。
有一份显示某员工迟到23次，但原始打卡记录显示只有2次。
“他们改了二十一个人的考勤数据。”我说。
“不止。”傅晓雯指了指另一个文件夹，“那里面有社保基数的账。公司按最低标准交社保，但财务记账用的是实际工资。中间的差价，被截留了。”
“多少钱？”
“三年下来，大概两百万。”
我靠回椅背上，盯着天花板。
老陈在旁边抽烟，没插嘴。
“你打算怎么办？”傅晓雯问我。
“你有想法吗？”
“有。”她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但这个事，我一个人做不了。”
“你说。”
“这些证据，就算拿到劳动监察去，也只能证明公司违规操作。最多罚款、补缴、赔钱。对公司伤不了筋骨。”
“你想要什么效果？”
“他翻不了身的那种。”
我看着她。她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动作很慢。
“孙林在总部的关系很硬。你就算告到劳动监察，总部也会保他。但有一个东西，他保不了。”
“税务。”
她重新戴上眼镜：“公司做假社保，财务记账要造假。造假的账一旦被税务局查到，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而做这些假账的人，是孙林亲自签的字。”
“你手上有签字件？”
“有一部分。”她说，“剩下的，在里面找。”
她指了指电脑屏幕。
我重新看回屏幕，翻到一个叫“财务”的文件夹。点开，里面却是空的。
“文件夹空了。”我说。
老陈凑过来看了一眼，皱了皱眉：“有人删过。”
“能恢复吗？”
“可以，但要时间。”
“多久？”
“至少两天。”
“来不及。”傅晓雯说，“何琳今天早上通知我，下周一开始，法务部由新来的副总接管。”
“你被架空了？”
“对。”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是灰蒙蒙的天空，云压得很低。
“我只能撑到这个周末。”她说。
我坐在电脑前，看着那个空文件夹。脑子里转了很多东西，但都没成型。
手机突然响了。
我妈打来的。
“平啊，你回来一下，你爸摔着了。”
我腾地站起来。“怎么摔的？”
“下楼扔垃圾，踩空了。现在在小区医务室。”
“我马上回来。”
挂了电话，我跟傅晓雯说了一声。她把我送到小区门口，上车前她说了一句：“硬盘你拿回去。”
“你那边……”
“你先处理家里的事。”她递给我一张纸条，“这是我的私人号码，24小时开着。”
我接过纸条，上了车。
一路上脑子里乱得很，也不知道在乱什么。
到家的时候，我妈已经在医务室门口等着了。
我爸坐在里面的长椅上，右脚脚踝肿了，包着纱布。
“医生说是扭伤，没骨折。歇几天就好。”我妈说。
我松了口气。走过去蹲下来看了一眼肿的地方，确实不是很严重。
我爸看着我，问了一句：“你今天去哪了？”
“办了点事。”
“什么事？”
我不想在医务室里说。扶着他站起来，慢慢走回家。进了门，他坐在沙发上，我把今天的事讲了。
硬盘、加密数据、被删的文件、傅晓雯说的那些话、孙林、税务。
我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那个文件夹的密码，很可能就是孙林的生日。”
“老陈说有人动过硬盘，改过密码。那说明我们不是唯一知道这东西的人。那个人既然能改密码，也可能删文件。”
“可删掉的能恢复。”
“那是他没想到。”我爸看住我，“但他改密码用的是什么？”
“孙林的生日？”
“这些年处理过不少类似的案子。”我爸说，“越是违规操作，越喜欢用自己的生日当密码。”
他指了指电视柜最下面的抽屉：“抽屉里有本市所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劳动监察举报电话。电话号码本，第三页。”
我从抽屉里翻出那本已经泛黄的号码本，翻到第三页。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旁边还有我爸用圆珠笔做的备注。
“你确定要走到那一步？”他问。
“我不想走。”
“那就别走。”
我把号码本放回去。
“但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06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老陈家。
他到门口接我的时候，头发乱糟糟的，眼眶发红。茶几上有三四罐红牛，还有一包拆开的烟。
“你昨晚没睡？”我问。
“没。”他打了个哈欠，“那文件夹的密码我跟傅晓雯猜了一晚上。试了三十多个组合，都不对。”
“试过孙林的生日没？”
他愣了一下：“傅晓雯没跟我说孙林生日是多少。”
我掏出手机，给傅晓雯发了条微信：“孙林生日。”
等了五分钟，她回了一串数字：19760413。
老陈接过去，输入。回车。
文件夹解锁了。
里面密密麻麻的文件，全是财务账目。老陈点开几个看了看，脸色越来越难看。
“这些账目有几处明显对不上。比如这里，员工工资总额和管理费用里的工资支出差了将近三十五万。”
“那是截留的社保差额？”
“对，但这么直接的比对，税务局一看就明白。”
他又翻了几页，停在一个PDF文件上。文件名是“特殊支出预算审批单”，落款签字处写着孙林的名字。
“这东西够他喝一壶的。”老陈说。
“能打印吗？”
“能。”
老陈把文件都拷贝到U盘上，又打印了一份纸质件。我把纸件叠好放进公文包里，U盘挂上钥匙扣。
“你打算什么时候交？”
“尽快。”
出了老陈家，我给傅晓雯打了个电话。她没接，过了一会儿回了条消息。
“上午孙林找我谈话。他知道硬盘的事了。”
我心里一紧：“他知道了什么？”
“他不确定东西在你手上。但何琳的秘书看到你昨天早上用报纸包着东西出去。他跟我要交代。”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知道。”
“他信吗？”
她没回。
我等了半分钟，又发了一条：“你没事吧？”
“没事。但你要快。”
我挂了电话，站在路边想了一会儿。然后打车去了市劳动监察大队。
接待处的人先看了一眼我的材料，说让我等一下，转身进了里屋。
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
戴眼镜，头发白了大半，穿着深蓝色制服制服。
他看了我一眼，说：“冯平？”
“是我。”
“老冯让我等你的。”
我爸找他了。
我跟着他进了一间小办公室，门关上。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拿起那份材料翻了翻。翻了十几页，他抬起头。
“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拿到的？”
“一个硬盘。”
“硬盘在哪？”
“在我手里。”
他点了点头：“这东西的来路正不正？”
“是别人放在我桌上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冯平，你知道如果这东西来路不正，你交上去也没用。”
“我知道。”
“但你爸跟我说，你是个老实人。”
“这样吧。”他把材料放在一边，“我把这个先收着，查一下。如果属实，我们会启动调查。但有个问题。”
“你们公司最近是不是在搞什么‘人员优化’？”
“是。”
他皱了皱眉。
“这类举报在这个季度已经有七起了。都是你们那家公司的员工。他们都说是‘被优化’了，唯一的区别是他们都签了协议，拿了补偿。”
“那你这事，有点特别。”他看着我，“你没签？”
“没签。”
“那你就是唯一一个没签的人。”
他靠在椅背上。
“材料我收了。这两天你保持手机畅通。”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喊住我。
“冯平。”
“嗯？”
“你爸当年帮过我。”
“这个案子，我会重点查。”
出了监察大队的门，天开始阴了，云压得很低。
我站在门口，把兜里的U盘摸出来看了一眼。昨晚傅晓雯发了一条消息，我没来得及细看。刚才打完电话，又看了一眼。
只有四个字：“他们知道了。”
07
接下来的两天，我几乎没睡。
星期三下午，监察大队那边打来电话，叫我去做笔录。我去的时候，带上了那沓文件复印件。
做笔录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说话很客气。他一项一项地问，我一项一项地回答。他把我的回答都录进了电脑里，然后打印出来让我签字。
全程大概两个小时。
临走的时候那个负责人出来送我到门口。
他说：“初步核实下来，你们公司的确存在社保基数造假、考勤记录造假的问题。本周五，我们会正式发函。”
“什么时候立案？”
“下周。”
我从监察大队走出来，站在马路边上。太阳很大，晒得颈子发烫。
手机响了。傅晓雯打来的。
“他们今天下午开了会。”她的声音很低，压着在说，“孙林在会上说，硬盘的事已经查清楚了，是王建国留的。王建国离职的时候私自带走了公司数据，属于违法。”
“他打算怎么办？”
“他想把锅全甩给王建国。还说要报警，说硬盘里的东西是王建国窃取的商业秘密。”
“这能成立？”
“如果硬盘的来源是王建国，那确实能说成商业窃密。但硬盘是别人送到你桌上的，不是你去王建国家里拿的。”
“谁送的？”
“我查过了。保安老赵说那天晚上开门的人，是何琳。”
我愣住了。
何琳？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
“我不知道。”傅晓雯说，“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何琳的三叔在另一家公司当法务，那家公司跟孙林的老东家有竞争关系。”
“你是说何琳也跟孙林有仇？”
“至少她不希望看到硬盘落到孙林手里。”
我想起何琳第一天在会议室里的表情。那种完美无缺的职业笑容底下，到底藏着什么？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傅晓雯问。
“我有证据。”
“你的证据是硬盘里的。但如果孙林抢先报警，你手里的东西就成了赃物。”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你现在就去监察大队，把U盘也交上去。”
“U盘里是我拷贝出来的数据。”
“那更好，证明你手里没有原始数据。就算孙林报警，你也能说你是从公司公开的数据库里拿到的。”
我犹豫了一下。
“去吧。”她说，“我这边再撑两天。”
挂了电话，我又回了监察大队。把U盘交给了那个负责人。他接过U盘，当着我的面封进档案袋里，贴上封条，让我签字。
“再过三天，就立案了。”他说。
星期四下午，我正在家里陪我爸换药，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冯平先生，您好。我是XX律师事务所的周律师。受孙林先生委托，想跟您谈一下和解方案。”
“什么意思？”
“孙先生认为，您跟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误会。如果您愿意撤回举报，公司这边愿意给您提供一份非常优渥的离职方案。”
“什么方案？”
“十二个月工资补偿，外加一份行业推荐信。您想继续从事技术工作，还是换其他行业，都可以。”
我没急着回答。
“周律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说。”
“您知不知道，贵律所代理的这家公司，伪造了多少份绩效考核？”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这个我不清楚。”
“那您回去打听清楚，再给我打电话。”
我挂了。
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着我，问：“谁打来的？”
“孙林的律师。”
“让他回去打听清楚了再说。”
我爸没说话。他低下头继续看手机屏幕，屏幕上是天气预报，显示周末有雨。
窗外开始掉雨点了。
星期五早上，我接到了监察大队的电话。
“冯平先生，通知您一下，我们已于今天上午正式立案。”
“谢谢。”
“后续的调查结果我们会及时告知您。”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我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08
立案后的第一个周末，我过得很安静。
星期一早上，我照常去公司。刷门禁卡的时候，机器响了，红灯亮着，不开门。
保安老赵走过来：“冯工，您的卡被注销了。”
“今天早上系统更新，技术部那边发来的通知。”
我没说什么。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拿出手机给何琳打电话。
没接。
给薛高澹打。
响了五声，接了。
“冯哥，”他的声音很低，“你别进公司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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