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继祖
新建之晋阳城,一经面世便经历了暴风骤雨的洗礼。先是在讨还卫贡500家时,遭到中行、范、邯郸赵的同时发难。势单力薄的赵鞅有了避难栖身的战略基地,躲过了灭顶之灾,为后来转败为胜,赢得了战略先机;争取到了韩、魏及知氏的呼应,复为正卿之尊,保住了合法的政治地位。
此后之赵鞅将凭借晋阳城,勇立潮头,再显身手,完成从晋国赵卿到晋阳赵氏的本质嬗变;完成以晋阳为根据地的军事扩张,建立以晋阳为中心的赵氏政治军事集团;进一步招贤纳士,确立新的主子与家臣的关系;创新土地田赋制度,改革旧的军功制度。为彻底驱逐和消灭中行、范、邯郸赵残余势力,杜绝其死灰复燃,为后来的三家灭知,三分晋室,奠定了基础。
董安于之死,深深地刺痛和教育了赵鞅,他以赵氏再生之恩人的名义,将董安于神位供奉于晋阳赵氏宗祠,像敬奉自己的祖先那样,使赵氏家臣与部属,以董安于为榜样,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大大增强了赵氏军政集团的凝聚力。
春秋时代之前,都与邑的差别就在于有无宗祠的祭祀场所,有则为都,无则为邑。赵氏宗祠在晋阳的建成,实际上向天下宣告了晋阳城的政治地位。
赵鞅遵安于生前推荐,启用年轻家臣尹铎为晋阳宰,要尹铎以安于生前治理晋阳为楷,明令尹铎把晋阳城建成保障赵氏安全的城邑。于是,尹铎上任晋阳有史第一宰,大胆实施网罗民心的裕民富民政策。损其户数,让利于民;减少税赋,藏富于民;以养城民忠诚于赵氏之心,奠定了晋阳城“人和”之大基。
在抚顺民心,收揽民望,获民拥戴后,尹铎居安思危,加强晋阳城防建设,在董安于坚固城防之基础上,更在晋阳城外大筑防御堡垒,与城垣形成了高低远近的错落呼应,攻防结合的互动防御。扩大了晋阳城的攻防面积,增强了晋阳城的攻防能力。
为了扩大兵源和粮源,身在晋阳、心系天下的赵鞅实施田亩改革。在赵氏领地内,大胆把西周以来“百步为田(亩)”的规制,改为“百廿步为婉(畹,半亩),二百卌步为畯(亩)”,废除了原田亩制。更重要的是,田亩扩大了,田赋却不增。于是耕种者利益扩大,生产积极性猛增,大量荒地被开垦,大量流民闻讯涌入。
人,是最根本的生产力;人,是战争时期的兵源。于是,赵氏领地粮源丰富,兵源充足,政治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后来赵国的奠基,提供了军事力量上的保证。
人和已得,地利加固,兵源粮源有了基本保证,赵鞅名享晋国,饮誉天下。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贤士良才纷纷投奔晋阳,以图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赵鞅则礼贤下士,思才若渴。当时名士,鲁国季氏家臣阳虎投赵,赵鞅“迎而相之”;硕勇牛谈有力,比试获胜,赵鞅破格委以重任;梗直名流周舍慕名而来,赵鞅视为心腹,作近臣而励其诤谏;还有史黯、邮无正、胥渠……一时群贤毕至,人才济济。
赵鞅为激励麾下,痛改世卿世禄、论资排辈的晋国积习陋制,实施论功行赏、量才用人的“赏禄制”,几乎接近于后来君主专制下的官僚制度,确立了全新的主臣关系,使赵氏上层集团,向心力日强,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时的晋国,虽然已经革除了中行寅、范吉射的上卿之职,革除了邯郸赵氏的上大夫之职,但是,三家组成的军事联盟,保护着三家的领地,军事实力和政治号召力依然存在。晋国四卿赵、韩、魏、知,各图自保,只有正卿赵鞅深知,这支强大的隐患势力时刻都准备反扑过来,置自己于死地。
晋定公十九年(前493),经过几年发展的赵卿,终于在铁丘与中行、范、邯郸赵三家展开殊死决战,史称“铁之役”。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晋阳之甲”,在赵鞅临阵“颁军功赏励”的激励下,以一当十,所向披靡,大破三家之军,然后,连续作战,不给敌以喘息之机。
在后来三年之中,连续取得破朝歌,克邯郸,取柏人等大捷。中行寅、范吉射,只身亡命于齐,沦为平民;邯郸赵稷,战败身亡,家族破灭,领地归赵鞅。在晋阳城创建后第八个年头,赵鞅终于大展宏图,彻底消灭最危险的对手,画上了疲乏的句号。
忆及赵鞅的一生,虽有佐周室之功,铸刑鼎之举,克齐伐卫之业绩,但最大的成就,则在于创建晋阳城,则在于凭借晋阳城而实施的扩田亩,揽人心,举贤士,奖军功等一系列变革、创新。
纵观晋阳城创建后赵鞅之宏图大略,虽件件桩桩充满了军事之辉煌,但究其根源,则在于以文化软实力为其后盾,个中闪耀着赵鞅文化修为的底蕴,构成太原赵氏文化之特色。一个封建国家的雏形,以新型的文化为其灵魂。从古老的太原大地稳健走来。
责编 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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