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948年，21名中共高干子女秘密赴苏留学，肩负着为新中国的未来学习技术的特殊使命。然而十几年后，这群“红色接班人”竟在一夜之间集体沦为“苏修特务”，有人被关黑屋、有人被迫喝洗碗水、有人至今下落不明——而这一切的背后，竟指向同一个名字：康生。
（一）
1948年9月，为了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位“根正苗红”的年轻人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21个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一个不漏地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
1948年8月，东北局负责选送21位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赴苏联留学。他们是：
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邹家华（邹韬奋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叶正大（叶挺之子）、叶正明（叶挺之子）、任湘（任作民之子）、刘虎生（刘伯坚之子）、林汉雄（张浩之子、林彪之侄）、罗西北（罗亦农之子）、任岳（任铭鼎之女）、叶楚梅（叶剑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项苏云（项英之女）、李鹏（李硕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朱忠洪（王稼祥义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江明（高岗外甥）、高毅（高岗之子）、杨廷藩（杨琪之子）。
这21个年轻人，19人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谢绍明、李鹏、崔军为支部委员。时年22岁的谢绍明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是21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因此被指定为这个“特别”党支部的书记，支部直接归东北局领导。
据谢绍明和崔军回忆，8月下旬，他们21个人赴苏之前，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为他们开了一个饯行会，时任东北局领导人的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悉数参加。
在这个饯行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党组织讲话，对这 21 个人出国学习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明确了三条纪律：
其一，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 其二，专业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其三，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
崔军（少将）离休前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他清晰地记得，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
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1948年9月2日，21个“红孩儿”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9月21日，他们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不久，21个人被安排到距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城补习俄语，直到1949年7月。
1949年9月前后，赴苏留学的21个同学分别进了不同的大学，选择了自己的专业，正式开始了在苏联的大学学习生活。
罗西北、李鹏、 崔军、林汉雄、贺毅、萧永定等6位同学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报考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报考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考入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进入了莫斯科地质学院；谢绍明、江 明报考了莫斯科农学院；叶楚梅进入了莫斯科大学。
在之后的4到5年时间里，除2位同学因病提前回国之外，其他的19位同学都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的学习任务，于1954年前后回到新中国效力。
（二）
然而，谁也无法预料的是， “4821”群体竟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
据崔军说：“我们21个人回国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为国家工作了十多年，谁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全都倒了霉，‘4821’被打成了‘苏修特务案’，我们这些人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无一幸免。”
在“4821”群体当中，“文革”期间受罪最大的是罗亦农之子罗西北—— 一位卓越的水电专家。
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时候，罗西北正在以总工程师的身份领导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钟爱的工作上，无论道德品质还是工作业绩都让造反派无懈可击。
可是，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成了“隐藏最深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之后，他被勒令去打煤砖、挖臭水沟，甚至被支使去打扫女厕所以羞辱他的人格。
再后来，罗西北被关押在单间的“牛棚”里，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诸如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每一次发报的电报内容。达不到目的，专案组的人便反复地折磨和摧残他。
关押他的那间 “牛棚”的窗户用毛毡钉死，把小单间变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撒睡都不准出屋。就这样，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崔军是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领袖崔田夫之子。“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在黄河青铜峡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质量处办公室主任。“文革” 开始后，由于一大批老同志和业务骨干被打倒， 青铜峡工程处于无政府状态。用崔军的话说，青铜峡的“革命”形势和全国一样，一天比一天“好”，生产形势也和全国一样，一天不如一天。
1967年7月24 日，青铜峡工程局的两派群众组织“联总”和“工司”在青铜峡黄河大桥发生武斗，一青工在夺取火车头的“战斗”中不慎被火车轧死。事后，崔军去看望了这位青工的父亲——一位老浇注工人，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崔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几句安慰话竟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铁证。
次日清晨，“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的大标语贴了出来。几天后，除了“杀人凶手”外，崔军又被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崔军语）
1967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大概10点多钟，崔军的家门被叫开，一群戴着“造反”红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崔军的鼻子大骂“杀人犯”、 “苏修特务”。随后，他家中的技术资料和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及笔记，被革命小将撕的撕，摔的摔，扔了一地。
崔军在苏联和外国学生、外国教师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时和同学一块游泳、晒太阳的照片，成了他里通外国、搞特务活动的罪证。珍贵的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销毁，照片和纪念品被抄走。
崔军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后，他每天胸前挂着重达二十多斤写有 “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大铁牌，戴着二尺多高、用钢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的词语的衣服游街，被人拳打脚踢，用指头粗细的钢筋棍抽，受尽了屈辱，吃尽了 苦头。
造反派扣发了他的全部工资，每天只给一毛钱吃饭。崔军天天只能吃个半饱，还要去干重体力活，打风钻、搬水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
和罗西北、崔军大同小异，“4821”群体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谢绍明在沈阳被隔离审查，每天就是两件事：干重体力活，接受批斗，饮食上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
邹家华被关在“牛棚”里，大夏天不给水喝，逼得他只能在吃完饭洗碗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偷喝洗碗水；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结束前后来到北京，不幸失踪……
那么，“4821苏修特务案”究竟从何而来呢？
据崔军介绍，对于“苏修特务”这顶帽子，当时正在青铜峡“钻山沟”的他和其他受难的“4821”成员一样，起初以为这只是空穴来风，那些人闹腾一阵子可能也就没劲了。但后来从多次批斗和不断有人来进行的外调中，他才知道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
事过境迁之后，这些当时被蒙在鼓里的21位当事人才知道，原来，“4821苏修特务案”是中央三办立案的大案，而且是由康生亲自抓的，把罗西北、崔军等人抓起来的指令也是康生亲自下达的。
（三）
“4821苏修特务案”最终得以平反已是1982年的事了。
据经手平反此案的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送去了一份胡耀邦的亲笔批件，让中组部考察了解所列名单上21位同志的情况。
1981年1月17日，胡耀邦再次批示，要“中组部同他们（21位留苏人员）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对他们适当安排”。
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组部于1982 年1月向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除失踪的朱忠洪外，其他20人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和使用。
截止1981年底，20位“4821”成员中，提任部长的1人，担任副部长或相当职务的3人， 副部级后备对象2人，担任司局级职务的7人， 准备提拔为副局级的1人，处级干部3人，工程师2人，一般干部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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