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MIT人工智能实验室里，工程师们对一台新激光打印机怨声载道。不是因为它打印质量差，而是因为它卡纸——并且，没人被允许动手修理。

在此之前，实验室里那台老旧的打印机同样爱卡纸，但程序员们可以直接修改驱动程序，让机器在卡住时自动通知所有等待打印的人。没人需要反复去检查，故障再也不会悄悄吞掉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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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打印机性能更强，麻烦却更大。它也卡纸，可厂商没有提供驱动程序的源代码。理查德·斯托曼想加上同样的通知功能，却撞上了一面由法律和许可条款砌成的墙。他后来找到了一位拥有源代码的人，但那人签了保密协议，不能分享。

看起来只是一行缺失的通知，但机器就摆在用户眼前，用户也有能力修复。可因为无法查看、修改、分享代码，他们只能忍受故障。工具并非无法修复，人和工具的关系却坏了。

斯托曼后来将此视为走向自由软件运动的关键背景。1983年9月，他公开发布了GNU项目的初步声明，要写一个任何人都能使用的、兼容Unix的系统。1985年，自由软件基金会成立。

许多人第一次听到“Free Software”，还以为重点在于“免费”。但此处的“Free”更接近“自由”。它包含四项权利：运行、研究、修改和分享。

能运行，却不能审查代码——你只是乘客。
能审查，却不能修改——你只是访客。
能修改，却不能分享——经验被锁在一个人手里。
运行、研究、修改、分享都能做到——用户才真正参与塑造工具。

从一台卡纸的打印机算起，40年过去了。打印机换成了AI模型，驱动程序变成了模型权重和云API，但那个老问题几乎没变：我们到底是在使用自己的工具，还是在借用一扇随时可能关闭的门后的能力？

人类一直在推倒技术之墙，可在AI时代，我们面前立起了一堵更高、更贵、更难看见的墙。故事，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一张被浪费的纸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