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末，问界M9上市发布会现场，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宣称这款车是“一千万以内最好的SUV”，台下观众报以阵阵惊叹声。不到两年后，一个在网上仅售0.58元的手工竹制玩具——竹知了——因为网友将其旋转时发出的“哇哇”声与那场发布会上的惊叹声拼接在一起，配以“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的字样，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
拼多多、抖音等平台数据显示，这款原本小众的传统玩具在事件发酵后两天内销量突破700万件。一只竹知了，何以“哇”出了一片舆论？
越打压，越热闹
事情本不复杂：一个娱乐性质的拼接视频，被平台以“侵犯商誉”为由下架；随后，大量原本与恶搞无关的竹知了分享视频也被批量误伤，一并消失。投诉方的理由是清晰的——品牌名誉不容损害，商业声誉需要保护。平台的处理逻辑也是可以理解的——收到投诉，依据规则执行。
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一场本可随着热度自然消退的互联网玩梗事件，因为投诉和下架，反而被推向了更大范围的关注。一个原本只在小圈子传播的玩具，成了千万级播放量的现象级话题。这种“越打压，越热闹”的传播现象，在互联网上并非孤例。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禁果效应”：越是受到压制的事物，越容易引发人们的好奇与逆反。平台在处理投诉时，往往面临一个隐性悖论——强制干预是真的保护权利，还是反而放大了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声量？竹知了事件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样本。
大厂的“霸气”与公众的“怨气”
舆论场的反应同样值得细看。在相关视频被批量下架之后，网络上迅速聚集起一种情绪：一家年营收数千亿、在多个领域拥有绝对市场份额的科技巨头，对一只几毛钱的竹知了“大打出手”，这种反差本身就成了新的传播素材。
这背后有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心理：普通人对大企业、大平台的强势行为有着天然的敏感。当一个微小个体的表达被强大的商业机器压制时，围观者即使与这个表达毫无关联，也很容易在情感上站到“弱势”的一边。这不是华为独有的遭遇，而是所有大型企业在互联网舆论场中共同面临的放大镜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反感并不完全指向维权行为本身。品牌维护合法权利，在任何市场经济体中都是正当的。真正引发反弹的，是投诉的“射程”——不仅针对明确的侵权内容，还延伸到了大量与之无关的日常分享。这种“宁可误杀，不可放过”的姿态，在法律上或许可以自洽，在舆论场上却很难得到同情。
平台的角色，不能隐身
在讨论华为与普通用户之间的张力时，还有一个角色不能被忽视：平台。
平台的“投诉—下架”机制，本质上是一套依靠技术手段执行的准司法系统。收到投诉、审核内容、决定是否下架——这一系列操作背后，平台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当投诉来自一家商业巨头时，平台是否会不自觉地倾斜处理资源？当投诉量巨大时，审核是否会从“精准确认”退化为“批量处理”？
这不只是华为面临的问题。在内容平台日益主导信息分发渠道的今天，所有商业主体和个人用户都面临着同样的潜在风险：你的表达是否留存，不取决于内容本身是否违规，而取决于平台的判断，以及投诉方的意志。这种权力结构的不对等，才是竹知了事件折射出的深层矛盾。
近年来，从电商平台的“仅退款”规则到内容平台的“投诉—下架”机制，平台权力的边界在哪里、责任在哪里，一直是各界讨论的焦点。竹知了事件让这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平台既不是纯粹的“旁观者”，也不是中立的“裁判员”，而是有着自身商业利益的“当事人”。厘清这个角色定位，比单纯争论投诉是否合理，更有助于找到长期的解决路径。
一只竹知了，照见了什么
回到事件本身。竹知了的意外走红，有其偶然性——一个巧合的声效叠加，一个恰好触动公众情绪的梗，在特定的时间节点被放大。但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这件事折射出的东西，并不偶然。
大企业与普通个体之间的话语权落差，从未像今天这样悬殊。一家科技巨头可以在顷刻之间让数以万计的视频从互联网上消失，而一个普通创作者几乎没有有效的救济渠道。这种落差在现实商业关系中本就存在，而互联网平台的投诉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将它复制到了虚拟空间，并赋予了它更低成本的执行路径。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大企业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求，平台有制止真正侵权行为的责任，普通用户有表达创作的自由——这三者之间的边界本就模糊，个案情形各有不同，不存在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公式。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任何一个主体在行使权利时，如果完全不顾及由此带来的第三方效应，都可能付出声誉的代价。品牌价值从来不只是广告和公关的产物，也体现在它如何对待那些“弱小”的参与者。
一只竹知了，“哇”不倒什么特别宏大的东西。但它让更多人注意到了一件事：在互联网的信息生态里，权力与权利的边界每天都在被试探、被界定。每一个这样的事件，无论大小，都是对这个边界的一次校准。
作者：朱向锋
统筹：李秀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