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西安事变亲历记》《宋子文日记》《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事变与中国政局》《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文集》《西安事变后奉系旧部和东北籍人士的反应》《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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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旧金山的一场晚宴上意外离世。
当时他正在琼斯大街1250号公寓的朋友家中用餐，食物突然哽住气管，致使其窒息。
由于事发突然，还未及送往医院，便猝然长逝。
这个死法，放在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都只是一桩寻常的意外。
可放在宋子文这里，却让人忍不住要多想一层。
他活了七十七年，见过的大场面不计其数。
他亲历过北伐的烽火、抗战的漫漫长夜、国共两党的生死博弈，在无数个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节点上，他就站在那最中间的位置，进退之间，一言九鼎。
可就是这样的人，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的饭桌上，被一块食物堵住了喉咙，再没能开口说话。
1971年宋子文逝世于美国旧金山。
宋氏死后不久，其后人将其生前全部的个人档案与文献捐献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对外开放。
家人将其档案，一共58箱，捐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
因为日记里涉及当时仍在世的宋美龄，所以当时规定有19盒不能打开，直至宋美龄去世后。
这一等，又是三十余年。
2003年10月宋美龄去世，是宋家6个孩子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一年后，斯坦福打开原先处于保密状态的19个宋子文私人文件，其中就有那本神秘的日记。
日记中既有当事人自己的感情和私人生活，还有一些重大事件，其中备受人关注的就是西安事变。
三十五年——这个数字，精准地指向1936年那个冬天。
那一年，西安城里发生了一件震动天下的事。
那件事的来龙去脉，史书写了厚厚的几大本，研究者写了几十年，亲历者也各自留下了回忆录和口述记录。
可偏偏有一个关键细节，有一个名字，从来没有在所有公开的叙述里得到完整的正视。
那个名字，藏在宋子文的日记深处，藏在他三十五年的沉默里。
当档案馆的铁门终于打开，历史的皱褶里，那个被遮蔽了太久的角落，第一次迎来了光。
【一】1936年12月，骊山脚下的枪声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的"兵谏"。
1936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一些。
陕西的风是那种干冷的劲道，一路从黄土高原刮下来，钻进每一条街巷，把树枝吹得光秃秃的。
临潼的骊山脚下，华清池的水汽依旧蒸腾，给这片历经千年的古老行宫，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雾。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点刚过。
枪声在寂静的夜里骤然炸响。
12月12日，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在陕西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囚禁陈诚、卫立煌等多人，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就在枪声最密集的时候，蒋介石从华清池的住处惊醒，来不及穿鞋，光着脚从后窗翻了出去，跌跌撞撞地往骊山上跑。
黑暗里根本看不清路，他在山石上磕了几跤，脊背上留下了不轻的伤。
最终，他躲进了山腰一处石缝里，蜷缩着身子，听着下面的枪声渐渐稀落下去。
被找到的时候，他浑身是土，棉衣没披，棉鞋没穿，这个平日里习惯了整洁的人，就这么狼狈地坐在山石上，被东北军的士兵搀扶下山。
消息像一阵风，以最快的速度从西安刮向南京、上海、北平，继而刮向全世界。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
南京城里，震惊之后是乱局。
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人，主张立刻出兵轰炸西安，以"讨逆"名义武力解决。
另一派则力主谈判，认为枪炮一响，蒋介石的性命便没有任何保障。
两派人争得不可开交，电报一封接一封地来回飞，而西安那边的局势，却在以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速度，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就在南京方面还在吵架的当口，一个对西安事变而言，至关重要的人物，已经悄悄登场了。
他的名字，叫黄永安。
【二】1936年12月12日，洛阳的那道密令
张学良12月12日凌晨是同时给驻守河北保定的53军万福麟和驻守河南洛阳炮6旅黄永安发电报的。
张学良给万福麟电报，命令他率部迅速南下，抢占郑州，卡断陇海铁路线，然后协助黄永安控制好洛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的枪声响起的同一时刻，几百公里外的洛阳，黄永安也收到了一封密电。
12月12日，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向驻扎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发出电令："西安事变，着该旅长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
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也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接到张学良密令，要他率部并和中央军校四分校教导大队中的东北籍军士一起，迅速占领洛阳并封锁机场。
洛阳，在整个西安事变的棋局里，是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
中央军要从东面向西安推进，无论走陆路还是空路，洛阳都是必经之地。
潼关是门户，洛阳是锁钥。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之前，做了大量的部署，洛阳的黄永安，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
黄永安（1896年3月31日—1979年7月13日），满洲镶黄旗人，官至陆军中将，民国炮兵高级将领。
这个人，在东北军里是正儿八经的老资历。
1936年十月十六日，因东北军抄查西安省党部，黄永安感觉风声不对，亲赴西安拜谒张学良及王以哲等人，希望与国民政府中央军团结，否则抗战无望。
见张学良时黄永安曾预请方略，张学良曰："到那时你看情形，自行酌量办吧。"
其在西安始终不得要领，参谋处长王仲升始告其少壮派之所为，王以哲则劝其赶紧回洛阳。
这段细节，后来被很多研究者反复引用。
黄永安在事变前夕就已察觉山雨欲来，亲自跑到西安摸底，张学良给的回答却是含糊的"自行酌量"。
这四个字，给后来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密电到手的那一刻，黄永安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与西安事变几乎同时，黄永安收到张学良密电，准备抢占洛阳以东的陇海线，而且在当时，黄永安确实有先手的优势，他和驻洛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关系很好，事变时完全可以借助这一层关系，将洛阳所有的中央军头头脑脑全部扣留。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如果黄永安在接到密电后立即执行，以他在洛阳经营多年的人脉和兵力，将中央军核心人员控制住，并封锁机场，是完全做得到的。
可他没有动。
黄永安的夫人是大学生，而且是个国民党员，一贯反对左倾，而且她在洛阳期间，同那些中央军军官太太关系很好，她看出丈夫犹豫后，大骂黄永安说："张学良这是犯上作乱，他要与中央军对抗就是以卵击石，你听他的命令就要完蛋。"
黄永安本就犹豫，一听夫人如此说，立马倒向了另外一边，他把张学良的电文给时任洛阳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
事情的走向，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变。
黄永安接到张学良占领洛阳军械库、飞机场及银行的电令后，即向驻洛阳的中央军祝绍周报告，表示拥护中央，自愿缴械，听待后命。
黄永安作为老资格炮兵军官对铁路相关的东西非常熟悉，甚至曾给铁路站长授课。
在电话都不通的情况下，建议祝绍周用铁路电话逐站向西打；最后在潼关以西的赤水站获得消息，刘多荃部已于前夜将铁路完全切断。
这一消息是了解发生事变最有力的证据，同时也证明了潼关空虚，是随后迅速派樊崧甫乘车西进抢占的基础。
洛阳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南京。
这一电令被陇海路潼关驻军将领樊崧甫截获。
樊崧甫迅即将此情电告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张（学良）副司令致炮六旅黄旅长电云：'西安事变，着该旅长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并将各银行封闭'等语。
查西安电话业已断绝，恐有事变……乞速应机处置，加派部队来洛为盼。"
这成为南京中央政府得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最早信息来源之一。
就在南京还在混乱中摸索着西安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黄永安的这一份密电，连同他对祝绍周的告密，已经把整个棋局的关键信息，完整地送到了对方手里。
潼关的大门，即将被打开。
【三】潼关失守，西安孤立
密电一出，中央军立刻行动。
祝绍周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步骤，马上约见46军军长樊崧甫，命令正在构筑国防工事的军队，一律停工，并赶赴最近的火车站，见车即上，往西开拔。
接到命令的中央军迅即向潼关猛扑过去。
这一步走得又快又准。
中央军拿到了黄永安提供的密电原件，知道了张学良的部署，自然也知道了哪里是漏洞，哪里可以突破。
樊崧甫第46军所辖的董钊第28师接到命令后，即昼夜不停地直扑潼关。
此时是12月13凌晨丑时，睡梦中的东北军57军的五个步兵营和两个炮营在迷糊中就被中央军部队团团围住，东北军全部束手就擒。
被缴械的七个营全属于刘翰东的东北军107师。
驻大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接到杨虎城命其立即兼程渡过渭河，占领潼关，以阻中央军西进的密电后，一面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一面佯称"事先无备"，拖延行动，致使中央军第二十八师董钊部得以抢先占领潼关，对西安造成威胁。
潼关，就这样失守了。
这是西安事变进程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潼关是西安的东大门，是阻挡中央军从东面进入陕西的唯一要塞。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核心的战略设计之一，就是要守住这道门。
一旦潼关失守，西安便暴露在中央军的兵锋之下，整个局势立刻从"兵谏主动"变成了"围城被动"。
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驻防洛阳，事变前夕，张副司令分别密电甘肃于学忠、洛阳黄永安，将所在的中央文武官员全部扣押，或全部缴械，并电令驻保定之东北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配合黄永安阻止中央军之前进。
于学忠遵令完成任务，万福麟则按兵不动，黄永安竟拒绝受令，投降反动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叛张学良于洛阳。
西北十七路军师长冯钦哉，受南京孔祥熙的勾引，又怕打仗，遂率部叛杨虎城于大荔，冯的队伍是驻在潼关、大荔、朝邑一带。
万、黄、冯之叛变，使洛阳、潼关两地的防线不待敌之进攻而自破，所以使南京之所谓讨伐军得长驱直入。
一封密电，改变了潼关，改变了西安事变的整个走势。
"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叛变，东北军的炮八旅旅长黄永安在洛阳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
西安城里，张学良和杨虎城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才意识到局面已经远比预想的复杂。
他们计划中的那道东线屏障，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就已经被突破了。
这道裂口，从根本上改变了张学良手中的筹码。
接下来的谈判，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而洛阳那边，黄永安已经彻底倒向了另一边。
【四】宋子文飞赴西安，看见了什么
就在西安局势骤然紧张、南京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的当口，宋子文做了一个决定——亲自飞去西安。
宋子文、孔、宋美龄得悉张、杨并无意伤害蒋后，就坚决反对用兵西安，主张和平解决，首先营救出蒋。
1936年12月14日，何应钦在南京召开高级会议，讨论应对方案。
就在会议期间，宋子文已经在做出发的准备。
宋子文立即乘机离开南京，飞往西北。
同行者还有他的秘书陈康齐、陈风扆和17路军参议郭增恺。
他们一行当晚住于洛阳，20日上午10时再飞西安。
此时，张学良、杨虎城和端纳已在机场等候。
宋子文一行在洛阳落脚的那一夜，黄永安正在这座城市里。
两个人的活动轨迹，在洛阳交错。
只是此刻，谁也没有料到，这座城市里已经发生的那件事，将成为整个西安事变进程中一根最关键的扦子。
宋子文首先向张学良了解了西安事变的意图和事变后的一些情况。
张学良明确地向宋声明：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归京。
宋子文见到了蒋介石。
宋子文对整个局势也做出了如下判断："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
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这是一份相当清醒的判断。
宋子文不是不懂局势的人，他在西安看到的，是一个比南京那些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格局。
回到南京后，宋子文为了说服南京的军事强硬派们以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故意夸大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保证，但其心目中对整个形势的真实看法，也只能在其日记中看到。
这个细节，后来被研究者们反复提及——宋子文在公开场合说的，和他在日记里写的，是两套不同的东西。
公开场合，他要稳住南京；日记里，他写下了真实的评估。
而他此行所看到的、所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
12月22日，在宋子文的陪同下，宋美龄从南京飞到西安救蒋，同行者有端纳、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等人。
谈判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
12月23日上午，正式谈判开始，地点在张公馆中楼二层，由宋子文代表，西安方面由张、杨、周三人出席。
几轮来回之后，谈判基本达成了框架。
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方面同意释放蒋介石。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准备离开西安。
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蒋介石身上的时候，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动作出现了——张学良宣布，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
西安机场，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跑道上。
所有人都知道，一旦这架飞机起飞，一切就都再也无法回头了。
而就在飞机起飞之前，整个现场发生了一系列常人察觉不到的异常——有人来了又去，有话说了又散，有个细节，在那个风口上，被所有人的注意力遮蔽了，唯独被一个人看在眼里，压在心底，带走了，带过了三十五年……
直到宋子文的档案在胡佛研究所打开的那一天，人们才第一次看见，在那份日记里，那个藏了三十五年的名字，以及那件藏了三十五年的事，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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