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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互联网曾被视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共同语言，那么人工智能（AI）却正在成为全球分化最鲜明的镜子。

近年来，从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HAI）、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到益普索（Ipsos）的跨国调查都呈现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全球公众对AI的态度，并没有随着技术扩散而趋同，反而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亚洲与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普遍更加乐观，美国则在技术领先与社会焦虑之间摇摆，而欧洲始终保持高度谨慎。

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东方对西方"，更准确地说，它反映的是不同社会对未来增长、国家治理以及技术风险的不同判断。

乐观者，大多来自仍相信增长的社会

放眼全球，对AI最积极的国家，大多集中在亚洲和全球南方。

根据斯坦福大学HAI《2026年AI Index》引用的Ipsos调查，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均有七成以上受访者相信政府能够妥善监管AI，是全球信任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印度以及阿联酋等经济体，同样拥有全球最高水平的AI使用率和公众接受度。

这些国家之间文化背景迥异，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它们普遍将AI视为提高收入、改善公共服务和追赶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工具，而不是首先担忧其可能带来的失业风险。

这一现象说明，相较于文化传统，一个社会对未来是否抱有增长预期，往往更能决定公众如何看待AI。

对于仍处于产业升级阶段的经济体而言，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更多机会；对于已经进入成熟经济阶段的国家，提高效率则往往意味着重新分配既有利益。AI因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含义。

欧洲害怕的，不是AI，而是不受约束的AI

欧洲通常被描述为AI发展的"慢行者"。这种印象并非完全准确。

欧洲企业并未拒绝采用AI，相反，从制造业到医药研发，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真正不同的是，欧洲希望先回答"AI应该如何被约束"，再讨论"AI能够创造多少价值"。

《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正体现了这种思路。对于欧洲公众而言，隐私、劳动权益和基本权利并非技术发展的代价，而是技术必须服从的前提。

因此，相比硅谷"先创新、后治理"的模式，欧洲更愿意接受较慢的创新速度，以换取更高的社会信任。这种取舍未必提高了竞争力，却符合欧洲长期形成的社会契约。

美国最大的矛盾，不是技术，而是利益

美国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

这里既诞生了OpenAI、Google DeepMind、Anthropic等全球领先的AI企业，也是公众对AI最焦虑的发达国家之一。根据HAI《2026年AI Index》，美国是31个调查国家中，对政府监管AI能力信任度最低的国家；皮尤研究中心也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相信政府能够有效管理AI的发展。

这种矛盾并非源于技术，而是源于利益。资本市场欢迎AI，因为它意味着更高利润、更低成本和更快增长；劳动者却担心AI意味着岗位流失、收入下降以及职业贬值。因此，美国实际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AI叙事：一个属于硅谷和华尔街，另一个属于普通劳动者。

AI第一次让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未来拥有如此不同的期待。

全球南方更关心效率，而不是哲学

在印度、巴西、阿联酋以及非洲许多国家，人们讨论AI时，很少首先提及"人工智能是否威胁人类文明"。更现实的问题是：它能否提高收入？

印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波士顿咨询集团（BCG）2025年的调查显示，印度职场人日常使用AI工具的比例位居全球前列。与此同时，当地对AI风险的担忧也在快速上升。

这并不矛盾。对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AI首先是一种生产工具，其次才是一种社会风险。在生产率仍然不足的社会，技术带来的收益通常大于潜在成本；而随着AI逐渐深入劳动力市场，人们对失业、隐私和算法偏见的担忧也开始同步增加。

拥抱与焦虑，可以同时存在。

何以分化？

文化当然提供了一部分答案。西方文学中，《科学怪人》《终结者》等作品长期塑造了"创造智能最终反噬创造者"的叙事；而日本动漫中的阿童木、多啦A梦则更多将机器人描绘成伙伴而非敌人。

这些文化传统影响了公众对AI的第一印象，却不足以解释今天全球态度的全部差异。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一个社会越相信未来能够持续增长，就越容易把AI视为扩大蛋糕的工具；越依赖现有福利和劳动保障，就越容易担心AI重新分配蛋糕。

同样重要的是国家能力。公众是否相信政府能够制定规则、限制平台权力并保护劳动者，也直接影响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新技术。因此，新加坡与美国之间最大的差别，未必是文化，而是公众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预期。

这种态度差异，并不会停留在民意调查之中。它将逐渐转化为不同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