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二十八，去深圳出差。公司在宝安，安排住的地方却是城中村一家叫"晚风"的旅社，说是因为便宜。

老板娘姓苏，三十九，穿一身墨绿碎花裙子，头发松松绾着，露出修长的脖颈。她靠在柜台后面看《知音》，见我进来，抬起眼皮打量一番，然后慢悠悠说："三楼最里面那间，安静，窗户对着巷子。"

我道了谢上楼，楼梯窄而陡，墙上挂着褪色的明星挂历。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桌上摆着塑料花，空调嗡嗡响，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淡淡的茉莉香。

深圳的夏天能把人蒸熟。我在外头跑了一天客户，回到旅社已经是夜里十一点。澡洗到一半，水忽然变凉了。我裹着浴巾出来找老板娘，拐过走廊，看见她正蹲在楼梯口接水管，碎花裙子拖在地上，露着一截白净的小腿。

"水压不够，"她头也不抬，"十二点以后就好了。你急的话，一楼我那儿有热水器。"

我站在那儿没动，看着她把水管拧好，站起来的时候重心不稳晃了一下。我伸手扶她胳膊，她的手搭在我手腕上，凉丝丝的。

"苏姐，"我说，"你早点歇着吧。"

她嗯了一声，转身往一楼走，走了两步又停下："饿不饿？我煮了绿豆汤。"

我跟她进了柜台后面的小间，那算是她的住处，一张小床，一个电饭煲，墙上挂着她年轻时的照片，黑白照，扎麻花辫，笑得眉眼弯弯。她盛了碗绿豆汤给我，自己坐在床沿上摇蒲扇。

"你一个人来出差？"她问。

我点头。

"老婆孩子在家？"

"还没结婚。"

她笑了，眼角的纹路细细弯弯的："年轻真好。"

那碗绿豆汤我喝得很慢，她就在旁边慢慢摇扇子，蒲扇带起来的风把茉莉香一阵阵送过来。电视开着，放的什么港剧，声音调得极低，画面一闪一闪映在她侧脸上。

不知道是谁先靠近的。可能是她伸手来拿我手里的空碗，可能是我起身时膝盖碰了她的膝。总之那一瞬间，她的唇贴上来了，干燥的，带着绿豆汤的甜。风扇还在转，空调外机嗡嗡响，巷子里的猫叫春叫得惨烈。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她已经不在，床头放着叠好的毛巾和一张字条：早餐在锅里，出门右转有公交去科技园。

我在深圳待了七天。每天晚上回来，她都给我留一碗不同的糖水：红豆沙、银耳羹、凉粉。我们谁都没再提那个晚上，只是她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些东西，像南方的潮气，黏黏的，散不掉。

最后一天晚上，我收拾好行李下楼结账。她靠在柜台后面，还是那件墨绿碎花裙，头发放下来了，垂在肩头。我递钱给她，她接了，指尖在我掌心轻轻划了一下。

"下次来深圳，"她说，"还住这儿。"

我嗯了一声，拖着箱子出门。巷子里很暗，她站在门口，灯光从里面打出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我走出去十步远，忽然听见她在身后说："小林。"

我回头。她倚着门框，手里攥着那把蒲扇，风把她的碎花裙吹起来一点。

"路上小心。"她说。

后来我没再去深圳出差。第二年公司换了个客户，第三年我结婚了。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忽然想起那碗绿豆汤，想起蒲扇摇动的风，想起她蹲在楼梯口接水管时露出的那截白净的小腿。

那七天像一场梦。梦里她没问过我的全名，我也没问过她为什么一个人守着那间晚风旅社。我们只是路过彼此的夜晚，在深圳闷热的夏天里，各取了一瓢凉水。

如今偶尔经过城中村，看见相似的碎花窗帘，我还是会下意识地慢下脚步。但我知道，晚风旅社早就拆了，连同那面老墙、那台嗡嗡响的空调，和一碗又一碗记不清味道的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