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京时间2026年7月20日凌晨，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2026年世界杯正式落下帷幕。作为史上首届扩军至48支球队、104场赛事遍布16座场馆、由三国联合承办的超级体育盛会，本届世界杯不仅在赛事规模和转播覆盖面上创下历史新高，其背后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运营成本以及随之而来的旅游消费热潮，再次引发了经典的体育经济学讨论：举办世界杯或夏季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Mega-sport events），究竟能否为东道主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对此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赛事能促进旅游、创造就业并提升国际知名度；而反对者则指出，赛事往往伴随高昂的沉没成本、赛后闲置且维护昂贵的“白象效应”（White Elephant，指耗资巨大但缺乏实用价值、赛后被废弃的场馆设施），以及因物价暴涨和交通拥挤导致常规游客流失的“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这些负面因素常使东道主陷入财务亏损。

本期Summary聚焦最新实证研究，对1991至2023年间147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进行因果推断。研究发现，大型赛事的经济红利往往被高估，且主要集中在赛事“宣布期”而非“举办期”；新增的服务业就业多为短期岗位，未能转化为生产率的提升；同时，赛后存在显著的旅游挤出效应。本文的发现为评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真实经济遗产，以及未来赛事的申办测算，提供了循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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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avid Boto-García

María Santana-Gallego

编译

蔚丹丹 上海体育大学

阅读全文，文章见于

Boto-García, D., & Santana-Gallego, M. (2026). Old questions, new methods: Revisit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hosting mega-sport events. Tourism Management, 113, 105324.

研究背景与传统方法学挑战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圆满收官，全球目光开始转向2030年跨大洲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以及未来的各项超级体育赛事。承办奥运会、世界杯需要投入巨额公共资金——从场馆新建改造、城市基建更新到赛事运营，财政压力巨大。各国政府在申办此类赛事时，往往基于极其乐观的经济预测，期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国际游客涌入和全球媒体曝光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围绕大赛经济价值的实证研究始终未能形成共识。以往研究结论之所以互相矛盾，部分原因在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如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FE）在评估此类事件时面临三大挑战：

· 自选择偏差（Self-selection Bias）：传统研究常将所有未办赛国家作为对照组。但成功申办的国家往往本身就具备较高的经济水平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导致处理组和对照组在事前缺乏可比性。

· 忽视预期效应（Anticipation Effects）：传统模型通常将“赛事举办当年”设为政策干预起点。但大型赛事通常提前6至7年宣布，东道主随之开启大规模投资，国际知名度提前上升。忽略这一“宣布期”，会导致对赛事整体经济影响的低估或误判。

· 负权重偏误（Negative Weighting）：赛事由不同国家交错举办。在处理时点交错且效应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传统TWFE模型会将早期办赛的国家作为晚期办赛国家的对照组，产生负权重，导致测算出的平均处理效应失真。

研究数据与方法

为克服上述缺陷，准确识别夏季奥运会和世界杯的真实因果效应，本研究在数据构建与模型设计上进行了创新：

· 科学匹配对照组：研究覆盖近31年间全球1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排除了区域性赛事，仅聚焦夏奥会与世界杯。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基于人均GDP、人口、投资占比、贸易开放度等宏观指标，筛选出与主办国经济特征高度相似的潜在申办国作为最优对照组，有效缓解了自选择偏差。

· 引入前沿计量模型：首先，研究将政策干预时点前移至“宣布年”（奥运提前7年，世界杯提前6年），以捕捉筹备期的预期红利。其次，采用堆叠双重差分法（Stacked DID），围绕宣布年份创建对称时间窗口，将交错的数据重构为清晰的断点设计，规避了负权重问题。最后，结合扩展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ETWFE），更精准地估算动态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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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1 Host and bidders’ treatment timing (announcement year) for the SOGs (Panel A) and the WC (Panel B)

研究结果

基于多组对照样本的动态测算，研究揭示了大型赛事经济效应的复杂性。

· 旅游效应。研究表明，赛事的旅游红利主要集中在赛前筹备阶段。对于夏奥会，在赛事宣布后至开幕前，国际游客到达量显著增长约17.35%。然而，赛事正式举办后，游客数量却显著下降了约18.20%；世界杯的全周期内则均未观察到显著的游客稳定增量。这一数据证实了“挤出效应”的存在，赛事期间高昂的住宿与交通成本、拥挤的城市环境以及潜在的安全顾虑，迫使常规的休闲和商务游客改变行程。赛事吸引的特定球迷增量，往往无法弥补常规游客流失造成的缺口。

· 就业与经济增长。两项赛事均推动了东道主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奥运会增加1.2%，世界杯增加2.2%）。世界杯因其多城市办赛模式，就业拉动范围更广。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就业人数虽有增加，服务业的增加值份额却未同步提升。这表明赛事催生的多为餐饮、安保、临时接待等短期、低附加值岗位。赛事热度褪去后，这些岗位迅速减少，未能带来产业生产率的实质性跃升。在人均GDP方面，夏奥会表现出持续的正向拉动作用（宣布期增长5.33%，赛后增长10.51%），而世界杯对人均GDP的综合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 机制探究。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传导机制。夏奥会显著促进了东道主的商品出口，并提升了政治稳定性指标，这种“信号效应”带动的贸易扩张是拉动GDP的关键；而世界杯未能有效带动外贸。此外，两项赛事均在筹备期和举办期引发了显著的通货膨胀。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不仅推高了办赛成本，也削弱了旅游目的地的价格竞争力，这是引发赛后旅游“挤出效应”的核心原因之一。

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研究进一步展示了不同东道主之间的巨大异质性。例如，中国（2008）奥运会在人均GDP和服务业就业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正向收益，而英国（2012）和巴西（2016）奥运会则在旅游到达量上遭遇了严重下滑。俄罗斯（2018）世界杯的旅游挤出效应尤为明显，而南非（2010）和巴西（2014）世界杯在服务业就业上获益颇丰，但法国（1998）和德国（2006）世界杯的人均GDP却受到了一定负面影响。此外，研究通过排除同时举办两项赛事的国家（如巴西）、更换匹配协变量、以及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研究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研究结果与讨论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标志着大型赛事进入跨国联合办赛的新阶段。本研究为未来赛事的申办与治理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

· 构建全周期评估框架。评估赛事经济价值不应局限于举办当年的收支。赛事的积极效应（如投资拉动、形象提升）大多在宣布后即显现。东道主应充分利用长达6至7年的“预期窗口期”，提前布局产业升级和贸易谈判。

· 重估旅游红利。决策者需理性看待赛事对旅游的拉动作用。政府应提前制定物价监控机制和全域游客分流方案，平衡赛事游客与常规游客需求，避免因物价暴涨和过度拥挤损害国家长期的旅游品牌形象。

· 布局赛后产业转型。赛事带来的多为临时性岗位，且场馆建设成本高昂。筹备期即需同步制定场馆商业化改造和文旅业态长效运营方案，避免场馆赛后闲置沦为“白象”，并将短期用工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动能。

· 依据发展目标差异化申办。若诉求为拓展外贸和提升国民收入，夏奥会的综合效能更优；若旨在短期扩充就业，世界杯可产生阶段性增量。同时，世界杯对服务业就业的广泛拉动，为“多国/多城联合办赛”提供了经济学支撑。分散办赛能有效摊薄单一城市的基建成本，缓解核心城市的拥挤与通胀压力。

研究局限

本研究依托全球国家级面板数据完成宏观测算，结论解读需保持客观审慎：（1）全国平均测算可能掩盖了主办城市与非主办城市之间的差异，无法精准反映单座城市办赛的微观得失。（2）研究仅统计国际入境游客，未包含国内文旅消费，可能小幅低估了赛事整体的旅游带动规模（3）城市品牌、国民凝聚力、外交软实力等长期无形遗产未纳入计量模型，经济数据仅代表赛事综合价值的一部分。（4）对于联合办赛、低成本小型承办等新模式的差异化经济效应，仍需未来研究进行专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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